本书提出了一个解释现代性及其与自我关系的新框架。作者延续了他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认为“极盛”或“晚期”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其特征是一种发展了的制度反身性。在当下，现代制度的全球化趋势伴随着一种日常生活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又对个人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于是，自我变成了一种“反身性规划”，经由一种可被修改的有关自我认同之叙述而实现和维持。作者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说明，自我的反身性规划乃是一种控制形式，它与现代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对未来的殖民”的总方向并行不悖。然而，这种控制形式也带来了一种质疑上述总方向的趋势，也为晚期现代性的新政治议题提供了实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