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6季第2讲

2026年10月21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六季第二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420室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康加恩（Kaan Kangal）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张米兰助理教授担任与谈人，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生樊晨担任学术翻译。讲座开始前，张笑夷教授介绍了康加恩教授的学术背景。康加恩教授是青年马克思研究专家、马克思笔记研究专家，于2019年获梁赞诺夫奖。本次讲座将聚焦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图景，并着重探究围绕《波恩笔记》的待解之谜。

讲座伊始，康加恩教授首先确立了核心分析框架：马克思早期思想生涯中有过一段插曲，所获关注少得令人惊讶。在1841至1842年间，马克思曾致力于撰写一篇关于基督教艺术的文章，并写下了一组有关宗教艺术史的摘录，这组摘录如今被称为《波恩笔记》（the Bonn Notebooks）。在当今的马克思传记和青年马克思研究中，这部分内容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讨论。本次讲座将追溯马克思专注于宗教艺术的动机，追溯他由基督教艺术、希腊艺术和埃及艺术转向拜物教和偶像崇拜的学术兴趣，希望呈现一个更加生动的青年马克思形象。马克思将自己的这篇文章称为“关于基督教艺术的文章”，它最初被计划作为鲍威尔出版于1842年5月的书籍《从信仰的立场评判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Hegel’s Doctrine of Religion and Art Judge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aith）的章节供稿。《黑格尔学说》是为鲍威尔的另一本书，于1841年11月交付印刷的《对无神论者和敌基督黑格尔的末日审判号声：最后通牒》（The Trumpet of the Last Judgement on Hegel the Atheist and the Antichrist: An Ultimatum）所写的续作。然而《黑格尔学说》面世时不包含最初由马克思准备的这一部分。以《末日审判的号声》遭受书报审查为由，马克思在1842年3月5日决定将他的文章发表于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杂志《轶事集》（Anekdota）中。尽管马克思一再许诺卢格自己将修改并扩展这篇文章，却未能完成并提交它。康加恩教授指出，计划在《黑格尔学说》中进行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鲍威尔的期望完全等同于马克思所提供的文章，对二者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由于普鲁士书报审查的压力，鲍威尔在《黑格尔学说》中采用了戏仿的叙述方式，他假装自己是黑格尔的反对者，从官方支持的虔敬派立场反对黑格尔，并在书中刻意将黑格尔渲染为基督教—德意志艺术的异教—希腊敌人。鲍威尔希望以此激发大众对黑格尔的恐惧，以改变当时的政治论战环境，使之变得有利于青年黑格尔派。换言之，马克思最初同意加入鲍威尔的计划，帮助培育并驯化黑格尔潜在的反对者们。在此基础上，康加恩教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很快就拒绝继续听从鲍威尔的计划。这一转折点应被定位为1842年3月20日。当时，马克思致信卢格，提到自己对鲍威尔在《黑格尔学说》中的叙事方式感到厌恶，并希望对自己的文章进行大幅修订，将主题由基督教艺术转变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并撰写一份名为“论浪漫派”（‘de romanticis’）的附录。虽然文章已经佚失，但为写作文章而准备的《波恩笔记》向研究者指示了马克思论证涉及的材料范围。归属《波恩笔记》的七本笔记本中，有两本的内容贴合马克思3月20日前的分析目标，它们分别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的《意大利研究》（Italian Investigations）（笔记本一）与约翰·雅各布·格隆德（Johann Jakob Grund）的《希腊人的绘画》（The Painting of the Greeks）（笔记本一与笔记本二）。可以推测，马克思在3月20日前完成了涉及基督教的前两个笔记本的摘录，而当他兴趣转变后，他写下了主题更广泛的剩余摘录笔记。

对鲁莫尔和格隆德的摘录表明了基督教艺术分析内部的张力。鲁莫尔摘录表明，基督教艺术不是自发产生，而是借鉴自希腊艺术。虽然基督教艺术有自己独特的宗教主题，但其绘画表现手法、使用材料以及加工材料的手法，均由非基督教的希腊艺术先行者奠定。而在进一步钻研希腊艺术的格隆德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希腊艺术的埃及前身。虽然格隆德认为希腊艺术有“本源的、独自发明、独自生成且独属于它的”的特性，但马克思同样注意到，在希腊艺术获得其希腊性之前，它仅仅追随了埃及工匠的处事方式。格隆德不认为埃及工匠的作品能称之为“艺术”，因为它们服务于实践目的而非艺术本身。埃及的雕塑完全遵循数学原则，而缺乏对审美的关注；工匠只关心如何以合适方式加工石材，因而其作品机械而僵化。埃及绘画则与象形文字书写密不可分，它服务于实践目的，因而它高度符号化而缺乏艺术的直观美感；格隆德认为，正因如此，埃及人无法领悟黑白素描的技法，更无法发明彩色绘画。在对鲁莫尔和格隆德的摘录后，马克思关注的主题转向拜物教与偶像崇拜。康加恩教授分析指出，马克思的这一转向受内外双重因素驱动。其外在因素在于，当时刚刚毕业的青年马克思希望能与鲍威尔一同在波恩大学共事，从而在经济上自立，以迎娶心上人燕妮；然而鲍威尔被指认为匿名作品《末日审判的号声》的作者，他因而失去了波恩大学教职。此时，他的叙述框架对马克思不再有外在约束力。其内在因素在于，放弃鲍威尔的伪虔敬派伪装后，马克思不再被迫使希腊艺术遗产对立于它的基督教对应物，他因而能够结合不同艺术传统所处时代的政治与社会境况，将这些传统之间演变与相互作用的历史性推至前台。因此，他将目光转向西非社会中的拜物教与偶像崇拜。1842年评论林木盗窃法的文章中，马克思将术语“物神”与“拜物教”用作论战武器，为被剥夺拾枯枝权利的贫穷村民进行辩护。他将莱茵省等级会议赋予林木的货币价值，比作西班牙殖民定居者对古巴黄金的痴迷，并讥讽道，如果古巴人出席莱茵省等级会议，他们会认为“林木是莱茵省人的物神”。虽然在马克思的用法中，物神和拜物教两个术语明显关联于消极的、非理性的宗教认识，但并不能说，他“仅仅是顺应了当时学者的意见”。在马克思时代的“学者的意见”中，拜物教被刻画为最早且最堕落的宗教形式，它被更“文明的”欧洲社会中的所谓启蒙式一神论宗教抛在身后。然而，马克思的观点是，物神崇拜的实践——远非被扔入历史垃圾堆——依然在普鲁士的莱茵心脏地带存活着，而且这些物神崇拜的实践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绝不会消亡。鉴于马克思将拜物教把握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鉴于他试图颠倒对非欧洲文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他关于古老诸宗教的浩繁阅读文献表明，较之完全历史—文献的进路，他更偏好以记忆史的进路对待物神崇拜。他总体关注的是，在中欧的集体文化记忆中被记忆、被想象与被叙述的过往，他因而考察了宗教与宗教器物的起源如何在更晚近时代中被建构。他额外补充阅读了关于早期基督教对教会圣像的偶像崇拜争论，由此来看，马克思仔细审查了欧洲过往在诸大洲之间与单大洲之内双重维度上的（非）连续性。最后，康加恩教授学以文本证据反驳了学界相关的错误认识，并得出结论：马克思未能传世的文章绝不包含着一套基督教艺术的完备理论，《波恩笔记》也绝不预示着马克思后来的拜物教理论。证据指向了更为复杂的发展过程。马克思起步于鲍威尔的论战框架之内，研究基督教艺术和它被假定的希腊对立面。然而，他对鲁莫尔和格隆德的阅读已经超出了这一框架，在马克思的摘录将埃及影响、物质条件和历史连续性带入视野中之处，情况尤其如此。在1842年3月20日前后，马克思抛弃了鲍威尔的伪虔敬派叙事，并将考察范围拓宽至宗教、万物有灵论、拜物教和偶像崇拜。因此《波恩笔记》记录的不是一套已完成的美学理论，而是一项不断变化的研究，政治论战、艺术史与宗教批判交汇于其中。正因为这一事实，《波恩笔记》对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而言至关重要。

进入讲座的与谈环节，围绕艺术史和《波恩笔记》研究，康加恩教授与主持人、与谈人和现场观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马天俊教授指出，自马克思大学毕业到《莱茵报》时期的阶段，是马克思思想快速变迁的时期，传记研究对这一阶段的分析尚不完备；康加恩教授的讲座勾画了鲍威尔与马克思的合作节点，所提供的信息比马克思佚失的文章更为丰富，如此深入分析扩充了听众的知识范围。在此基础上，马天俊教授提出一点好奇：在宗教生活中，图像起了何种作用？在康加恩教授的报告中，宗教与艺术交织，艺术也与政治参与交织；那么，感性、直观的图像与雕塑，在宗教与政治中的作用如何？康加恩教授回应，这一问题涉及复杂的历史背景。当时德国的民族认同依赖基督教维系，他们认为，德国人等同于纯净的、未受外来文化污染的基督徒，普鲁士官方因而支持宗教虔敬艺术。马克思和鲍威尔希望论证，黑格尔是一个危险分子，黑格尔在其《美学》中暗示基督教艺术起源于非基督教的希腊艺术；这一论证将破坏普鲁士政府标榜的宗教纯净性，从而介入当时的政治争论。马克思的这一目标使他关注希腊艺术，而他的兴趣又因为希腊艺术而扩展到埃及艺术乃至拜物教与偶像崇拜。张笑夷教授提到，在以青州佛像为主题的讲座中，研究者主张用“佛像造像”而非“佛像艺术”来指称佛像作品，因为佛像不是供人欣赏艺术作品，不是个体艺术家的创造活动的体现，而是表法的，是传递佛法、引导修行的媒介‌。‌‌康加恩教授回答，佛像问题与基督教语境颇具关联。19世纪的研究认为，艺术是自发和自足的，马克思恰恰根据这一语境提出政治异议认为，基督教艺术中包含有既非基督教又非艺术的成分，这一成分因来自希腊艺术而非基督教，又因最早起源于埃及、服务于纯粹实用目的而非艺术。艺术在自身中包含了矛盾。张米兰助理教授提出两点问题：第一，戏仿的叙事方式使得我们更难以判断马克思的真实立场，马克思在笔记中对他人观点进行摘抄，并不必然意味着马克思赞同这一观点，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判断马克思的真实立场？第二，讲座中使用的术语“记忆史”稍显模糊，希望康加恩教授作出额外解释。康加恩教授回应：他有三篇以《波恩笔记》为主题的文章，其中一篇专门分析了如何进行马克思笔记的研究；虽然马克思的单个摘录并不能反映其真实意见，但马克思会同时摘录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有相互关联的共同主题，这能体现马克思当时的关注点；通过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其他社会历史语境，确定他的关注方向是可能的。关于记忆史，康加恩表示这一概念的常用词语是mnemohistory或memory study，常用于人类学，它研究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记忆，认为人们对过去的集体记忆是被其当下生活塑造的。马克思对拜物教与偶像崇拜的关注采取的即记忆史进路。在现场提问环节，与会者围绕马克思的艺术立场与马奈“纯艺术”命题的关联、艺术是否具有时尚性，以及马克思早晚期拜物教概念的用法、拜物教是隐喻反讽还是实存现象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现场研讨气氛热烈，诸多议题引人深思，讲座在意犹未尽的交流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