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45讲

2026年10月26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四十五讲“齐民”，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历史学系曹家齐教授主持。

曹家齐教授介绍，刘志伟教授深耕明清社会经济史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是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核心学者，亦是中山大学文科的标识性学者。曹家齐教授评价其治学能够贯通古今中国，视角独到、立意高远，并能不断拓展学术边界。此前，刘志伟教授已在本系列讲座第二讲揭示了“食货”中所蕴含的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原理。曹教授提示诸位，刘教授本次所论之“齐民”，将与大家以往的理解有所不同。

一、“齐等”非“平等”

讲座伊始，刘志伟教授指出，“齐民”是中国本土特有的概念。在现代著作的翻译中，“齐民”常被对译为“公民”“平民”，乃至“市民”。这表明，“齐民”本身是一个难以被翻译的概念。一种文化、一个社会最独特的概念，无法译成外文，也很难译成同一种语言的现代文字。就字面看，“齐”即整齐平等，似乎与今日所言公民、国民、平民意思相近。但刘志伟教授强调，“‘齐民’不是一种抽象的人人平等的身份，它是一套在王朝国家的‘编户’体制下、由礼仪秩序来维系的社会身份。由这种身份秩序所构成的社会，姑且称之为‘齐民社会’——它最根本的特质，就是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同构。”不同于常见的训诂考究路径，本讲侧重将“齐民”置于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框架中进行阐释。

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之说，以“齐等无有卑贱”释“齐民”，这一训释易使后世将“齐民”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刘志伟教授指出，解读这一概念首先应当辨析古汉语中“人”与“民”的差异：在《淮南鸿烈·俶真训》中“齐民”是和鸟兽异类相对的“人”；而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则是和贵族阶层相对的普通民众。尤为关键的是，古籍中多见“齐民”与“编户”连文，“编户”成为理解“齐民”的前提性概念。换言之，齐民的齐等，并非指人格的平等，而是指国家名籍上一个编户单元的齐等。“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等恰恰说明“编户齐民”多指社会地位低下、须向君主供输财货、承担赋役的民众。

刘志伟教授进一步把“编户”的内涵归纳为四点：被编制、登名籍、入体系、供义务。申言之，民众被收编后，登记在国家的户籍册里，由此获得制度化的文字身份，继而进入一个层级化的国家管理体系之中，承担着为君主、国家提供人力、物力、资源的义务。一个人一旦成为编户，就不再是游离于国家之外的个体，而是国家这台庞大机器上一个确定的、可以调用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传统秩序中基础且影响深远的原理。

二、齐民并不平等

既然人人齐一，社会就无从组织。刘志伟教授指出，社会必须分化，才能形成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因此齐民并不平等，至少有五个方面可以说明。

其一，齐民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编户之外历来有大量没有被收编的人，即“无籍之徒”。史书上或称之为流民、逃户，更多见的是盗贼，此外还有贱户、疍户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绝大部分人才被编入国家体制。那些不在国家户籍序列，也不在王朝贡赋体系中承担供应国家财政资源义务的人，不具备“齐民”身份，也无从谈论平等。编户与无籍之民的区分，是齐民社会不齐的基本方面。

其二，蛮夷流民与“化外之民”。齐民不只是“被编入户籍的人”，更是“被中国之教化齐整过的人”。所谓“齐”，含有“被教而齐”的意思。齐民之外，还有大量的“蛮夷戎狄”。他们在王朝体制下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都低于齐民。这一情形在广东尤为明显：明代以前，广东绝大部分生物意义上的人是“蛮夷”，真正的编户齐民很少。于是“齐民”与“非齐民”之间，横亘着一道文明与教化的分界。

其三，教化程度成为身份的依据。刘志伟教授提出，齐民身份需要经过教化。教化不一定识字读书，但要接受教化。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教育程度与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的联系日益紧密。从只接受宣讲圣谕，到识字受教，再到考试中举做官，不同的齐民之间，社会地位层次逐渐明晰。齐民这一看似统一的称谓之下，已经分化出等级森严的序列。

其四，阶级与贫富差异。刘志伟教授回应学界关于中国是等级社会还是阶级社会的讨论，引用司马迁《史记》中，“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指出财富不均、财富分化仍是齐民社会分化的基本面向。亦即，“齐”是名义上的，财富的悬殊才是日常的现实。

其五，户籍的人身控制技术。刘志伟教授认为，当今社会户口登记是一种权利，是为获得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但在传统社会中，编户体制是一套对君主制下臣民实行人身控制与奴役的制度。“人被登记、被编制，是为了让国家牢牢掌控每一个人，使每个人都成为贡赋体系里一个随时可以调用的单元。”他引用《管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以说明这一治理的彻底性，并反思了九十年代明清史研究对户籍制度的长期忽视。

三、国家秩序中的“齐”与“分”

刘志伟教授强调，“齐”是社会秩序意义上的齐，不是个人权利意义上的齐。所有被编户的人都整齐地纳入同一个贡赋体系，个人贫富、贵贱的差别在国家秩序中被抹平。因此，齐民社会与由“公民”“国民”构成的社会，在社会秩序与权力关系上性质完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在此基础上，他阐释了王朝国家“管分”原理。君民关系，即圣王授予民众相应职分，民众则承担效力、服务于国家的义务。朱元璋所言，“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正是这一层意义上的“分”，近于今人所言“安分守己”之“分”。故《荀子·王制》记载：“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无分者人之大害，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国家即管分之器。

那么，管分之枢要如何实现？隋唐以降，六部制中的户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具体管理户口、田土、赋役、贡献、婚配等事。刘志伟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没有财政部，也没有国土部，土地、人民、钱谷都归户部，因为它是通过管理“编户齐民”来间接管理生产与财政。汉儒徐干《中论·民数》有言：“民数周为国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万民众寡之数，乃分九职焉。九职既分……周礼：“孟冬，司寇献民数于王，王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其意是说，先王掌握民众的准确数量，方能分派九职；户籍簿册献至君主，君主行礼拜受，上呈天子，由此户籍被赋予近乎天定秩序的意涵。而维系齐民则依靠周礼的“六乡六遂之法”，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基层组织体系。

四、国家与社会同构

谈到国家与社会结构，刘志伟教授批评了流行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之说。他指出，研究者习惯把省、府、州、县的行政官僚层级称为“国家”，把乡里社的基层组织称为“基层社会”。然而，州县以下的所谓基层社会组织，同样是国家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属于同一体系。乡村的里社、保甲、乡约，看似“社会”自发组织，其实无一不在国家法度和礼仪的规范之下运作。它们的头目往往同时就是国家乡村事务的经手人——一边替国家催缴钱粮，一边主持乡里的礼俗教化。传统中国并非在国家之外另有一块自主的社会，而是国家与社会被编入统一的结构之中。齐民就是这个结构中最基本的单元。

刘志伟教授以明代里社为例说明。朱元璋定洪武礼制，规定“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里”是户籍管理单位，即黄册里甲制度，与周代六乡六遂之法相通。且这一套户籍编制与礼仪规范紧密结合，祭祀与教化合一，教化的内容是恭敬神明、和睦乡里、淳厚风俗。他提到，广东乡村至今仍可见“社坛”“社公”遗迹，有些村落一村不少于三十处。因此，不能把“里甲”只理解为户籍组织或赋役组织，它同时也是乡村礼仪制度。

他还辨析了“社会”二字。中国的“社会”由“社”与“会”合成。王者为群姓立社，国家之社至今仍有遗存；大夫以下成群立社称“置社”，即乡村立社。“书社”即“书其社之人于民籍”，仍含编户之意。“会”则是聚集之义。这些看似“社会”的组织，其实都在国家法度与礼仪规范下运作，首领是乡村事务的经手人，职责主要是催缴钱粮与主持乡里礼俗教化。齐民社会里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形态，二者难以区分。

五、明清以后的网状社会与延续

民间聚集在官方看来是“聚众”，须加规范。刘志伟教授指出，明清以后民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会社，其合法性至少须具备三者之一。第一，成为国家制度运行的辅助，如钱粮赋税征收组织。第二，文化价值与官方正统政治理念一致，如民间书院。第三，承担国家期待的社会控制职能，如清代中期以后大量出现的慈善组织。满足条件方可获得国家授权，否则即被视为造反。他把这种形态称为“网状社会”，即社会控制模式碎片化与网状化叠加，社会控制不再只依赖单一的国家体系。

他认为，这一转变与贡赋体系运作方式的变化相关，四个方面的力量尤为关键。户籍制度发生变革，登记对象不再是真实的人与家庭；文化议程改变，礼仪秩序下移、科举普及，地方社会获得新的合法性空间；城乡社会广泛发生地方社会自治化的进程；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体系形成。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市场与货币进入贡赋运作，明代一条鞭法改为按财产折银缴纳税收。人不再直接以力役的形式被国家征用，而是以货币的形式与国家发生贡赋关系。由此生长出相对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民间社会趋向自治化。

但刘志伟教授强调，同构性仍在延续。礼仪秩序与行政法律规范持续下沉，出现所谓“庶民化”，国家和齐民社会的同构性在更稳固的基础上延续。他总结道，“游离于国家架构之外的社会因素，背后仍以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礼仪秩序为结构性支撑。表面的松解，未必等于结构的瓦解。”这一论断，正是他与同仁数十载研究的着力点。

六、断裂与延续：旧秩序解体，新秩序难产

讲座最后，刘志伟教授把视野拉向近代。他指出，科举废除的影响极其深远。科举是维系政府对人的控制的重要机制。辛亥以后，君主国家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多被废除，皇权被推翻，旧的编户制度瓦解。在新秩序尚未重构完善的处境下，旧的结构并没有真正被新的东西所取代。齐民社会仍在运转——千百年延续的编户传统、人情网络、地方秩序，自动填补制度的真空。

近代以来社会的演变不是线性变化，而是在旧秩序解体与新秩序重构之间不断延续与变形。刘志伟教授回忆八九十年代学界热衷讨论取消户籍制度，如今却意识到这一制度一旦取消，许多事务反而难以展开。他坦言，自己从思想解放运动一路走来，越来越认识到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延续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几十年研究的思考所在。

七、评议与讨论

讲座尾声，曹家齐教授对刘志伟教授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深表推许。他进而剖析，当下不少研究者研究中国问题，却难以真切理解中国的三点缘由：一，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所造成的认知隔阂；二，研究视野碎片化，仅聚焦中国历史的局部；三，未能把握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曹家齐教授还援引《桃花源记》、萧何收秦图籍户籍、《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有关“名分”的论述等史料，凸显“齐民”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标识性意义。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吴重庆教授提出传统里社制度如何处置村落大小悬殊、聚居与散居混杂的复杂情形？刘志伟教授就此回应，其原理仍与周礼六乡六遂之制相同。唐以前，人与空间的关系在管理上具备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虽然汉代情况较复杂。而明代里甲制与现实中的村社单元并不对应，朱元璋“物不出本都”的规定，恰恰揭示出规整的制度设计和基层社会实际单元之间存在差距。一条鞭法推行以后，一户名下可涵盖数千人，也不影响整体机制的运作。户籍系统只承担稽查、找人的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乡村中间势力。因此读这些材料，应把握其原理性。

博雅学院肖文明教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在社会学、政治学领域影响深远。他提到本场讲座的两组命题：“社会是国家的延伸” 属于较强的论断；而“社会之网既不完全在国家之内，也未脱离国家”则是相对弱化的表述。并就此发问，两组命题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矛盾。刘志伟教授回应称，该理解大体并无偏差，但相关表述仍有待斟酌。“延伸”仍是二分思维，应当说整套国家体制本就包括被称为社会的系统。他同时补充道，学界对宋代以前社会的实际形态并不真知，讨论宋以前的社会时，基本是拿国家系统来展开的，而明清史料中所呈现的社会样貌，宋以前未必如此，因此相关推论应当持存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