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及其传播学术报告和讨论会

2025年12月26日，“‘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及其传播”学术报告和讨论会在哲学系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主办，邀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明伟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教授、中央戏剧学院张晴滟教授等担任主讲人，徐俊忠教授与吴重庆教授担任主持人。来自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和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等师生围绕三位专家学者的报告及相关观点，展开热烈讨论。

活动伊始，徐俊忠教授介绍了举行本次报告与讨论会的初衷，并阐释了“‘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及其传播”主题的内涵，尤其强调在坚持“两个结合”基础上进一步贯彻“第二个结合”的基本精神，以及全面梳理新中国以来文化建设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意义。

一、杨明伟的报告主题是“从宽广视野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实践”

杨明伟长期从事中央文献编研工作，他的报告主题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实践，探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形象和主张对外传播的实践过程与经验规律。他强调，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实践，前提是理清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什么条件下诞生的、负有什么使命的政党，以及它执着地进行着何种性质的实践。这些内容决定着中国共产党进行对内、对外传播实践的基本方向和实际成效。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具国际视野的政党，同时期与国内外众多政党之间相互影响、交互作用，一路走来，从最初五十多人发展到如今拥有超过一亿党员的百年大党，其生命力源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结合，并始终扎根在人民中间一切为了人民，因而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特别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离开这些历史的伟大实践，谈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历史，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传播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一方面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掌握群众、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是如何将党的理念、形象以及实践成效“传出”国门、争取国际了解和支持。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著名论断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非简单的“出场”，而是一个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及人民大众的追求高度契合，与中国社会语境深度结合、不断掌握群众的历史过程。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中就可以发现，党自成立起就将宣传工作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入群众”，并通过实践而转化为变革力量。任何宣传工作的效果，都是实践的产物，宣传思想工作如果不紧紧与生动实践相结合、如果不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很难有真正的效果。这也是通常所说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理论必须掌握群众”的道理。

以《共产党宣言》的传播与被接受为例，毛泽东早期自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深入阅读后，就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毛泽东一生反复研读《共产党宣言》，不仅从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在实践中不断从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和方法，为确保“伟大的党”能够承担起历史重任，实现“伟大的目标”，毛泽东不断以《共产党宣言》等马列经典著作教育引导全党同志特别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提高大家的理论修养和思想水平。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阅读一部好的作品，特别是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会影响一个人的终生信仰；一本好的著作的传播，会长期影响一个集团、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党的百年传播实践是极为生动和丰富的。比如，1930年4月，周恩来就在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报》上化名发文，介绍了中国苏维埃政权和中国革命基本情况，特别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1935年，陈云在上海和莫斯科化名撰写回忆著作《随军西行见闻录》，以第三人称视角向国际社会客观呈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程。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国际传播，也高度重视传播艺术的运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实践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思想、精神、风格特点等等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主动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党的影响力、党的伟大，正是从一点一滴中做起来的。再看延安时期，党的领袖及其领导下的队伍主动向不了解实情、持不同政见甚至有偏见的外国人全面客观地介绍情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比如斯诺所撰写的《西行漫记》、托马斯·毕森记录的《1937，延安对话》等，起到了打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国内外展现中国共产党真实面貌与政治主张的良好作用。毛泽东本人高度重视并亲自参与对外传播工作，在窑洞中与众多国际友人深入交谈，讲述中国故事、阐释党的政策，甚至通过诗词等文艺作品以柔性载体方式潜移默化地传递信念和主张。许多实践告诉我们，由党的领导人亲自出面讲中国故事、党的故事、领袖的故事，历来是我们党的好传统；把宣传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各级一把手亲自抓、亲自讲，往往是最有效的传播。一定的叙事主题，需要有能感染人的形式来表达，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多种形式，是做好宣传工作的最好载体。做宣传工作，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同时，我们党也重视建立海外媒体平台，发挥海外人士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百年传播实践好比一条双向贯通、内外互动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扎根，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与人民主体性的觉醒；而党主动将自身奋斗历程、领袖思想、队伍作风与政策主张，通过多样渠道与方式传播至国际，能够逐步有效地构建起党的国际形象、赢得广泛理解与支持。这种持续深入的“传入”与“传出”，共同塑造了党的精神气质与历史地位，也是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壮大、始终葆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在讨论环节，回应关于如何研究对手、中国共产党如何争取对立面、如何有效利用敌人帮助中国共产党作宣传推介工作等政治智慧问题时，杨明伟讲了一个故事：早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就开始广泛收集并深入研究中共资料，后来还撰写了一部七卷本的《中国共产党史》，反映1920-1937年间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其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政治，了解中国的未来走向，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活动做准备。这里的确存在“最了解你的，也许就是你的敌人”的现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手、了解对手。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阶段都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善于与那些有着不同意见甚至反对我们意见的人打交道。从根本上说，这恰恰反映了唯物史观是一个积极有为的史观，是感染人、影响人、建立最广泛统一战线的史观。党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对外传播工作，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发挥宽广的政治智慧，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人，建立更大的共心圆，并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覆盖面更广、更宽，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协同发展。

二、吕新雨的报告主题是“人民战争、‘永久和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实践论”

吕新雨教授在国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三农”问题等方面都做出突出成就。本次报告从“三个故事”的生动讲述开始，深入浅出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观、中国共产党精神的感染力以及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基石等。她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两个主战场，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关于它们的叙述逐渐变成了新冷战的焦点。在没有硝烟的宣传战场中，我们应该如何重塑话语权？我们何以动员人民群众？不同时代的动员精神改变了吗？回答这些问题，要从她的三个故事展开论述。

第一个故事是母亲的名字。卢沟桥事变的14天之后，在安徽宣城一幢房子中，吕新雨的母亲出生了。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尚在襁褓中的母亲被大姨抱在怀里，徒步逃难至200公里外的皖南旌德县朱旺村，历经九九劫难，使得一生。母亲因此得名“朱永平”，寄寓着对永久和平的期盼——这不仅是当时无数中国老百姓的共同心声，亦是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人民的心声。战争中的中国人民期盼和平，而抗战不仅是军队与政府的抗战，更是全民族的抗战。这正是毛泽东抗战理论的核心，也构成了他与其他国家领导人、政治家的关键区别。因此，何以动员便是这场全民族运动的核心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从而达到全民族抗战动员的效果。我们需要准确传达革命目的、明确政治纲领、统一政治方向，动员才有效果，才彻底。而党的领导、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正是贯彻这一动员工作的行动指南，也是我们党在抗战革命中的制胜法宝。

第二个故事是从“战犯”到“反战”勇士。石渡毅是一名日本战犯。战前他是一位研究康德哲学的学生。应召参加日军后，第一课是接受新兵教育，这个改革教育的核心内容是彻底打掉人的自尊，通过过度体罚的方式，将人驯化为战争机器。石渡毅既经历了被体罚的阶段，也接受了这套军事教育体系，最终成为残忍的体罚者中的一员，甚至亲手砍下中国平民以为新兵示范。日本战败后，身为战俘的他先被送往西伯利亚修铁路五年，之后被转送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对记者表示，在那里度过的六年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抚顺的六年时间里，石渡毅大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在战犯管理所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其根源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军队的民主主义思想。即便面对战俘，中国共产党依然以人道为原则，采取了解、宽待与引导的工作方法，他通过广泛阅读，了解了中国人民和军队不屈服的精神与顽强的战斗力。回国后，石渡毅发起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与“抚顺奇迹见证会”，终身致力于反战活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这名曾经的战犯，最终转变为和平的坚定拥护者，在个人的生命意义上，重新找回早年研究康德思想中的“永久和平”的追求。

第三个故事是贵州榕江的“村超”。2023年，曾属贫困面最广、程度最深的革命老区榕江，因举办“村超”成功出圈。赛事通过网络直播创造了700亿流量，大力拉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实现年游客量765.85万人次、年综合收入83.98亿元。如今，榕江“村超”已发展成为全网关注的现象级传播事件。“村超”的成功，根源在于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没有组织的群众是分散的，而组织起来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其中，广大干部是发动群众的“发动机”，其动能决定了群众路线的广度与深度。榕江在实践中形成了“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的“四靠”方法论，最终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受益。即便在特大洪水灾害后，榕江也能迅速恢复重启，这证明了由群众路线凝聚的社会共同体具有强大的韧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谓21世纪“人民战争”理念在社会建设与应急动员中的新形态。“村超”也是一场“全体人民办媒体”的生动实践。榕江干部深入动员，形成了“人人都是传播者、个个都是宣传员、村村都有代言人”的全民传播盛况。这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政治传播的独特逻辑：其使命是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可概括为“政党组织传播”。它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为基石，其宣传观强调“作为行动和运动的传播”，主张行动胜于理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髓所在。

当前，面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国需与全球南方携手，在全球范围内走群众路线、巩固统一战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唯有通过这样的路径，才能追寻社会主义的永久和平，在实践层面超越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理念，最终印证“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信念。

在提问环节中，吕教授就身份认同、人民的战争如何延续、历史研究等问题作了精彩且详细的解答。吕教授认为从学术史脉络看，“人民”概念最早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语境。彼时，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以“普遍利益代表者”自居，将“人民”与“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绑定，塑造了一套普世主义话语。然而，这套话语自始便存在根本悖论，因其承诺的普遍性从未在现实中真正兑现。今天，这种普世主义的破产，也意味着其宣称的那个抽象“人民”概念的空洞化。要理解中国语境下的“人民”，必须回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实践中来。党不仅宣示代表人民利益，更将其落实为“身体力行”的奋斗。中国语境下的“人民”，并非一个先验、固定的抽象群体，而是一个在共同历史斗争中“锻造”出来的主体。从毛泽东领导的全民族抗战，到当代的“榕江经验”，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其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真切感知到个人利益与集体事业紧密相连，从而将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有机的、具有历史能动性的“人民”。正是在争取共同利益、实现共同目标的伟大实践中，“人民”得以锻造并成为可能。中国不仅是民族国家，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内含国际主义维度。我们的民族复兴不以自身利益为终点，而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理念，超越狭隘民族主义，方能实现真正可持续的复兴。

三、张晴滟的报告主题是“从‘礼乐革命’到‘革命礼乐’”

张晴滟教授长期专注于戏剧改编与政治性表达研究。报告伊始，张教授首先播放了现代京剧《海港》中“忠于人民忠于党”的片段，简要列举了该曲目在运用转调等西洋作曲手法及选用交响乐团伴奏上的技术性突破。随后指出，报告旨在结合中国传统礼乐共同体的社会思想结构，讨论革命时代中国从“礼乐革命”到“革命礼乐”的历史进程，以及当年那批具有强烈变革意识的现代戏在新中国移风易俗、重构社会伦理历程所起的作用，解答其缘何在政治性因素消散后仍能持续性地作用于人心的问题。强调文化、风俗和伦理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层面，一个成功的文艺作品只有在深层次触及伦理议题，才能在政治性消失之后继续起到教化的作用。

接下来，张教授引用了电影《芳华》中主角跳《沂蒙颂》的剧照，指出电影揭示了一个以“样板戏”的大量普及和移植为代表的“革命礼乐”社会体系的形成。这一形成过程与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密切相关。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深刻阐述了古代的礼乐制度及其治理国家的哲学基础，认为音乐源于人心之情受外物的感动，不同的声音和音乐风格反映不同的情感状态，进而反映国家政治的情况。而礼乐制度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被用来在政教、文武、新旧等对立的矛盾中建立政与教，文与武、新与旧之间的过渡，用以教化人心，在多民族政权的更替中保持“中国”的连贯性。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创了诗、乐、舞一体的“声诗”传统，一直以来“声诗”也在中国艺术领域，特别是戏曲发展领域居于核心地位。经过在阶级社会中的长期发展，戏曲逐渐分野为象征宫廷与上层社会的“雅部”与融合多民族与世俗文化的“花部”。自清代以来，“徽班进京”，以京剧、地方乱弹为代表的“花部”戏曲形式逐步取代了以昆曲为代表的“雅部”旧礼乐形式，预示着大众文化的崛起。进入20世纪后，中国爆发了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旨在“破旧”，砸碎封建礼教，打破旧文化秩序的“礼乐革命”（revolution of ritual music）；第二次革命则旨在“立新”，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建立“革命礼乐”（revolutionary ritual music），而20世纪60年代“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召开，重演“徽班进京”，赋予了“花部”和“乱弹”等民间戏曲形式以样板戏的新称号，形成了一种形式丰富、跨越剧种和地域的，涵盖京剧、舞剧和交响作品的，载歌载舞的音乐戏剧“作品”群，以其明快节奏与现代题材将工农兵观众召回剧场。至此，通过继承“花部”的民间活力和革命精神，样板戏完成了对旧“雅部”戏曲形式的整合，在现代革命语境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视听合一”的“声诗”传统，形成了现代“声诗”，也推动了“革命礼乐”的形成。

“革命礼乐”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移风易俗”上。张教授指出，“风俗”是从人们的精神性质出发，被评价的某个地方或者某个时代的整个行动方式，其源于个体行为的汇集，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强力地塑造个体，成为超越法律社会秩序真正的根基。因此，在推翻旧社会秩序重塑新社会秩序的过程中，移风易俗至关重要。“革命礼乐”是在革命背景下，由新的阶级掌握文化领导权并创建的，具有全新内涵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而当年那批被称为“样板戏”的舞台现代作品，以“革命”与“礼乐”的辩证统一体为追求，最终目标是在历史的大舞台上，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世界，通过舞台上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让千千万万的社会主义“舜尧”站到中心，把“众庶”变成知乐的“君子”，这也正是“革命礼乐”所要完成的终极文化实践。从演员和角色等级的捆绑情况看，相比演员等级和角色等级捆绑在一起的旧文艺，新文艺中演员等级和角色等级不再捆绑，低等级的角色也可以由高等级演员来演，突破了旧文艺原有的等级秩序。从文艺形式的结合情况看，相比形式相对固定的旧文艺，样板戏在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示下，将传统戏曲的叙事手法和跷功，与西方芭蕾足尖技术和音乐技法相结合，冲破了中西、古今的界限，催生出百花齐放的艺术新局面。从文艺传播的机制情况看，相比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文艺，样板戏结合电影技术的普及，通过“精简配器”实现了复杂交响作品在基层的演出，为农民带来耳目一新的艺术体验，完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教化。从国际影响的程度情况看，相比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叙事的旧文艺，样板戏与“第三世界”体系是同期并进的，能够反映“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社会风俗，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天下”观。也正是经此改造，那批“样板戏”超越了旧文艺所反映的传统伦常，建立了超越血缘、超越性别、家国同构的，新的伦理风俗，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成为了更加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革命礼乐”。可见，它的成功，不仅是艺术上的成功，更是“移风易俗”的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当年的各个“样板团”经常下乡为工农兵演出，在大大小小的部队和地方文工团之外，是千千万万个业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形成了特殊年代里的全民文艺时代。

而在后革命时代，社会风俗的变化也给样板戏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环境。张教授引用汪晖老师有关“现代分化社会”的观点，即改革时代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范畴、逻辑和意义，社会不再由单一的中心价值主导；进而提出革命时代形成了一个试图用“礼乐革命”的政治-道德逻辑统摄经济、文化、法律等所有社会领域的社会，而社会风俗在革命时代向改革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同样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也表现在当代对“样板戏”的改编过程中。

以样板戏《沂蒙颂》的改编过程为例，原剧中英嫂以军用水壶为中介，用乳汁救治伤员，军用水壶在此情节中充当了“军民鱼水情”理念的载体，成为了承载新中国“移风易俗”后新社会伦理的“礼器”，表现的是同志之间相互支撑的情感。而新编剧中取消了军用水壶这个“礼器”，直接描写英嫂用乳汁救治伤员，则无法很好地反映原剧中所希望反映的同志情感，这也反映出“革命礼乐”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最后，张教授援引了《沂蒙颂》中的一句唱词，“愿亲人早日养好伤……”，祝愿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创排的革命现代戏能够重新焕发生机。

报告结束，吴重庆教授高度评价了张教授对特殊年代现代舞台艺术的研究成果，认为张教授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开始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两次“文化革命”完成“礼乐革命”到建立“革命礼乐”的历程，为理解当年的现代舞台艺术、理解“文化革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讨论环节，吕新雨教授指出研究还应看到文艺发展的复杂性，关注到在“雅部”与“花部”，或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文化层级之间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关注到技术变革对文艺推广的支持作用，也关注到文艺背后的生产方式变革背景。周兵副教授提出，革命时代老百姓的确从文艺的客体成为了文艺的主体，但进入改革时代后，“礼乐革命”和“革命礼乐”的革命成果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张晴滟教授回应，从唯物史观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各种新旧文艺纷纷登场，有其历史原因。但中国社会的文化总体方向是向前发展的，长期的中国革命的成果也并非完全消失。

杨明伟教授提出，根据唯物史观理论，统治阶级在占据生产资料领导权后一定会去占据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传播权，特殊年代舞台艺术的重大变革，反映的是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努力，对这一时期现代舞台作品重大变革的研究，可以为丰富文化领导权的理解提供资源。

徐俊忠教授对张教授的精彩演讲表达感谢和肯定。因为她带给大家的是对于特殊时期舞台艺术的重大变革的独特见解和丰富思想资源，提出了如何理解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出现的“礼乐革命”和“革命礼乐”的问题。他认为，完整的中国革命，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以及必不可少的文化革命等。要真实地理解其中的奥妙，必须深入历史的现场。从这个意义上说，看戏，包括看那个时期的“革命现代戏”就成为研究者非常必要的功课了。当你看到那批革命现代戏，历史上跑龙套的底层人群，再也不像旧戏剧那样是卑微、滑稽、可怜的形象了，历史观问题就在里面翻转了。如何解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从新旧戏剧的韵白变化也多少可以清晰看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何创造性贯彻，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要让“京剧姓京”而不能改得不伦不类，这是当时京剧革命的重要原则。深入品味当时那批革命现代戏的音乐编创、配乐处理等，也可以获得对京剧革命更为具体和真切的认识。总之，历史不是抽象的，研究历史也不能停留于抽象层面，云里雾里地言说。希望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同学，尤其研究“第二个结合”的同学，要多多看戏，从戏剧体会中，更加具体地领会“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涵与意义。

吴重庆教授从张教授的演讲中引申性地强调：文明不仅在历史的深处，文明也在革命的过程中随处可见，文化的创新发展需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中汲取养分，尤其要高度自觉地看到：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新传统也应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结束对于张教授报告内容的讨论时，吴重庆教授向张教授赠与纪念礼品。

学术报告和讨论会的最后，播放了毛泽东主席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宣读碑文的视频：“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以此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周年。在热烈的掌声中，“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及其传播学术报告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