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84期

2026年4月29日下午，实践哲学研习会第84期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515会议室。本次研习会的主题为“1920年代至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变迁”。主讲人是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施娜讲师，主持人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评论人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谭群玉教授。

报告开始前，李婷婷首先向与会师生致以诚挚的欢迎，并对主讲人和评论人作了简要介绍。

施娜在主题报告环节指出，本次报告基于她的博士论文研究成果，重点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日本渠道的历史地位、演变逻辑及其最终向苏俄渠道转向的原因。日本曾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中转站。通过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实证考察发现，日本保存了大量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通过“一对一”的文本比对发现，李大钊、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受到这些文献的影响。这一发现确立了日本渠道作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转站的重要学术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报告采用了“抓典型”的逻辑路径，选取了中国和日本各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考察样本。中国方面选取了李大钊、李达、施存统以及新近加入施娜研究视野的朱执信。朱执信作为国民党早期理论家，其在1905年前后对马克思学说的译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传播并不囿于党派身份。日本方面则聚焦于河上肇、山川均、堺利彦及高畠素之（Takabatake Motoyuki）。通过对这八位人物译著与论著的梳理追溯，部分还原了当时日本从美欧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又从日本中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脉络轨迹。

报告阐述了四位日本社会主义者传播阐释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不同侧重。河上肇以其深厚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灵肉二元论”与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产生共鸣，对李大钊、李达等人影响最为深远；而山川均作为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其“劳农派社会主义”理论更关注工会与民生。堺利彦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正统派”，相比之下，高畠素之虽是《资本论》十卷本日文版的首译者，但其强调国家秩序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存在分歧。

关于传播渠道的变迁，报告提出1920年是关键的时间折点。1920年以前，日本渠道在文献数量与传播广度上占据主导。然而，随着中国“救亡图存”的国情需要，中国革命者对理论的要求从学术性转向了战斗性。苏俄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性理论，比日本关注工会与民生的改良路径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此，渠道的变迁是中国需要从理论启蒙向革命动员转化的结果。

报告进一步指出，日本渠道在1920年后并未立即消失，而是作为“文献中转站”持续发挥作用直至1930年代。由于地理距离、语言、及交通等优势，当时大量苏俄的马克思主义论著仍需通过日译本转译进入中国。直至1930年代中期，随着瞿秋白等留苏群体崛起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正式确立，苏俄渠道才彻底取代日本渠道，成为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最后，主讲人向现场师生展示了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的珍贵史料，强调了文献考据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讲人认为，还原朱执信等历史人物在日本的留学细节，有助于理清其思想来源的真实脉络，同时，也可以澄清一些基于臆想的不实说法。

谭群玉在评论环节首先指出，主讲人采用的追根溯源“史学方法”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法打破了传统的纯理论思辨模式，通过从中国学者的译著追溯到其来源日本学者的译著和著作，进而推向日本学者思想的美国和欧洲来源，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并建立起了一套比较清晰的日本渠道源流脉络。

其次，谭群玉认为，本文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拓深。如日本渠道的马克思主义受美国源头的影响，与1853年美国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的历史背景有关。又如1901年日本社会民主党成立，则与第二国际有密切关联。还有苏联渠道的研究可供拓展的层面还很多，苏联渠道的影响不仅对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的影响也很深，如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对唯物史观就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再次，关于中日两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侧重点上的差异，谭群玉认为，这与两国的国情不同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作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获胜方，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国家处于上升期，民生相对安定，阶级矛盾没有当时的中国激烈，加上受第二国际影响更大，因此社会主流更倾向于接受关注经济与民生的温和改良学说。相比之下，中国与俄国作为战败国或被压迫者，民众生存陷入绝境，且没有合法改善的希望，必然会优先选择具有激进革命性的阶级斗争理论。

最后，针对主讲人关于朱执信定性的困惑，谭群玉指出，认同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在当时是中国“革命党”的共识，并不能据此证明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近代中国的革命意识最早是由孙中山和朱执信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培养起来的。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既是传播西方新思想的需要，也有佐证革命合理性的理论价值。谭群玉建议主讲人要深入考察这类人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阶级性质。

讨论阶段，在场师生就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渠道影响力排序、战后日本对中国革命的研究热情、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信仰确立的时间点与思想转向等问题向主讲人进行了提问，主讲人一一进行了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