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5季第1讲

2025年11月6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五季第一讲“鲍曼与文化：创造、行动、存在”（Bauman and Culture: Making, Doing, Being）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504举行。本次讲座由拉筹伯大学荣休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主持，拉筹伯大学客座研究员、《Thesis Eleven》（《提纲十一》）编辑希安·苏普斯基（Sian Supski）与《智能社会研究》编辑、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李天朗博士担任与谈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陈浩东担任学术翻译。

讲座前，主持人张笑夷教授向在座师生介绍了主讲人贝尔哈兹教授，并简要指出，作为当代西方杰出的思想家，鲍曼在其早期阶段就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理论。该理论不仅集中体现在《作为实践的文化》《文化理论大纲》《液态现代性中的文化》等著作中，也对其现代性批判理论产生了关键性影响。贝尔哈兹教授作为鲍曼的长期合作伙伴与助手，曾深入参与鲍曼手稿档案的整理工作，由他来主讲鲍曼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与核心特征，对于我们理解鲍曼的思想并由此展开相关讨论会十分有益。

讲座伊始,主讲人贝尔哈兹教授表示，恰逢鲍曼诞辰100周年，此次受邀前来，既是一次学术交流，也是一次对鲍曼思想遗产的致敬；同时坦诚自己因眼部手术导致视力不佳的情况，这使他无法阅读或撰写论文，只能依靠记忆和三十多年的学术积淀进行思考。这种限制反而促使他更聚焦于核心问题，尤其是鲍曼如何在其漫长学术生涯中不断变换讨论话题、却始终回应时代问题。贝尔哈兹指出，鲍曼通晓诸多领域，也因众多成就闻名，其中包括对文化的研究。在鲍曼看来，何为文化？贝尔哈兹从“背景”、“鲍曼文本中的文化”与“关键词”三个步骤解答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鲍曼并不只是在一本叫文化的书中谈论文化，我们要从其早年到晚年的诸多著作中去发掘鲍曼对文化概念的多维度构建，涉及几十个与文化有关的关键词，从中我们不难发现，鲍曼所有的关切本质上都是文化性的。

在“背景”部分的讲述中，贝尔哈兹对“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变进行简要梳理。他指出，在词源上，“文化（culture）”最初意指“农耕”（cultivation of the soil），后来逐渐演变为对人的精神与审美能力的培育。在18至20世纪初，文化与阶级特权紧密相连，只有拥有资源的人才能接触“高雅文化”（如艺术、音乐、文学），文化成为布尔乔亚身份的标志。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Keywords, 1976）中揭示，词语的意义随时间与空间不断变化。“文化”亦不例外。贝尔哈兹认为，从农业文化的转变，到高雅文化（权力文化）的追求和项目化，再到文化消费的兴起，文化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或习俗，而是成为了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力量。随着社会的变革，文化的角色和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描述旧世界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深远意义的现代性概念。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文化的自我变革，原有的文化理论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更新，鲍曼的思想转变正是一个鲜活例证。

在“鲍曼文本中的文化”中，贝尔哈兹通过分析鲍曼几部关键著作的封面与内容，勾勒出其文化观的演变轨迹。首先是《作为实践的文化》（Culture as Praxis, 1973）此书代表鲍曼早期的学术风格——严谨、学院化。这本书的封面素净如画框，暗示读者需主动进入文本，探寻鲍曼早年间的学术化表达及其背后深意。此时的“文化”仍带有秩序建构（project of order）的意味，关注制度化、稳定的实践。之后在《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1987）中，鲍曼受罗蒂（Richard Rorty）等思想家影响，开始转向对知识分子角色的反思。文化不再由“立法者”自上而下规定，而成为多元阐释的场域。最后是鲍曼的晚年著作《液态现代性中的文化》（Culture in a Liquid Modern World, 2011）。这是鲍曼退休后为公众写作的小书之一。封面色彩鲜艳，象征文化已彻底消费化。在此阶段，文化不再是精英专属，而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服饰（如潮流品牌）、饮食到社交媒体行为。文化变成一种可快速消费、丢弃、再替换的商品，如同“纸杯”般 disposable（一次性）。回顾鲍曼著述的风格变化史，主讲人特别指出：鲍曼关于文化的最深刻洞见，并非出现在以“文化”为标题的书中，而是在“液态现代性”这一核心概念提出之后正，是社会结构的“液化”，导致文化本身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在“关键词”部分的讲述中，贝尔哈兹以关键词或主题的分析与阐述为主，描绘了当下文化概念的碎片化境况和与社会结构液化相适应的根本机制。他顺承讲座开始的词源分析并指出，“文化”一词在当代已经扩展为一种解释性框架，用于描述几乎任何群体的行为模式或价值系统。他对不同主题进行分析，并指出泛化体现了文化的民主化（不再由精英垄断），但也导致文化概念本身的内涵稀释，甚至沦为一种修辞性标签。另一方面，他关注到不同文化主题词的联系。首先，他以自身经历为例，他的孙女看到智能手表，自然认为它能直接打电话；而他自己仍视其为计时工具。这一微小差异背后，是不同世代所栖居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s）的根本隔阂，代际（Generations）文化内涵中增加了共享意义基础的缺乏。其次，当代人通过屏幕中介感知世界、建立关系、获取信息。鲍曼强调“面对面相遇”，依照他的观点，这种屏幕文化（Screen Culture）改变了人类最基本的交往方式。再次，贝尔哈兹提到反文化（Counter-Culture）的有趣悖论。他回溯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如嬉皮士、摇滚乐、毒品实验），指出其初衷是对主流秩序的批判与超越。然而，这些“反叛符号”很快被市场吸纳、包装、再销售——牛仔裤、摇滚T恤、涂鸦成为时尚商品。反抗本身被转化为消费选择。这一过程印证了鲍曼的观点，在消费主义主导的液态社会中，一切差异最终都可被商品化，真正的“外部”几乎不复存在。此外，他还提及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男性气质文化（Masculine Culture）、新闻文化的变迁。

  贝尔哈兹在最后特意提到文化流动（Cultural Traffic）这一主题。主讲人分享了他和鲍曼的一段往事。他在南非的一个图书馆借到一本被学生写满批注的《立法者与阐释者》，带到鲍曼面前。年迈的鲍曼看到自己的思想在遥远的土地上仍激发年轻人的思考十分欣慰，这正是鲍曼在充斥液态现代性的世界中的伦理实践思路，即向前看。贝尔哈兹意在表达，今天青年学者阅读鲍曼、讨论“液态现代性”，也是一种文化转译的过程；思想在全球流动中不断被重新诠释，产生新的意义，大有裨益。

与谈环节，张笑夷教授首先对主讲人表示感谢。她认为此次讲座相比以往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内容更为轻松，聚焦于每个人都拥有切身经验的“文化”话题，并为深入了解鲍曼的思想世界提供一个独特视角。与谈人认为，鲍曼是一位批判的社会理论家。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思维方式体现为，从人的活动出发理解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非先定，而是在有意识的历史实践中生成。文化正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与“自然”相对——自然需服从，文化则由人创造。由此，文化具有总体性和内在悖论：人通过对象化活动确证自身，但这种创造性本身即蕴含矛盾。18世纪后，“文化”兴起；到19世纪，却出现“文化自然化”趋势——人们试图以理性建立秩序，结果反而使文化固化为一套工具理性的规则，压抑了人的道德冲动。这正是鲍曼后来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批判的核心：当一切坚固之物烟消云散，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中生活？依照鲍曼的理解，真正的道德不能依赖外在伦理立法或功利计算，而源于关于生活的信念，关键在于个人持守何种生活信念。与谈人认为，鲍曼的思考始终围绕辩证、历史、总体性，其方式极具马克思主义精神。反观当下，伦理实践构想日益碎片化、实证化，难以把握整体。而哲学的任务，恰是帮助我们在碎片化生活中重建完整性，朝向马克思所期许的“人的全面发展”。

提问和交流环节，师生围绕鲍曼的整个学术生涯及其现代性理论展开讨论，讲座在与会人员的热烈交流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