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6季第3讲

2026年11月4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六季第三讲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103室举办。本期讲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主办，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邀请法兰克福大学荣休教授克里斯托弗·门克（Christoph Menke）主讲，主题为“The Humanization of Nature”（自然的人化），中山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陈杨担任主持人并兼任学术翻译，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杨震、厦门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林靖宇担任与谈人。

讲座开始前，陈杨老师介绍了门克教授的学术背景。门克教授长期从事实践哲学、社会批判理论与美学研究，其工作一贯关注规范性与自然、自由与法则之间的张力。本次讲座将围绕一个古老而根本的问题展开：是否存在“人性”？并试图在不诉诸人类学差异的前提下，重新界定“人”这一自然范畴的地位。

讲座伊始，门克教授首先确立了核心分析框架：他并非要罗列那些据称构成所有人类共同属性的特征，即通常意义上的“天性”，而是要探讨“人”这一概念作为自然范畴的角色与地位。这一范畴指向一种特定的自然存在物，并且我们需要使用这一术语来实现某种理论目的——在试图将自身理解为符号性、规范性且“精神性”的存在时，它发挥着特定作用。本次讲座将追溯人类如何演变为“人”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始于动物，也始于对动物的表征，希望呈现一种不以二元论为代价的人类概念。

门克教授以史前洞穴壁画切入。如巴塔耶所言，是绘画而非劳动、甚至不是知识才使我们成为人，那么这个物种或许应被称为“绘画人”而非“智人”。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画作几乎唯一的主题是动物——野牛、公牛、马、鹿，它们处于运动之中、色彩斑斓、巧妙利用岩壁曲线，而人类画家本身却缺席了。人类在表征，但自身未被表征；恰恰通过这种方式，“人性“才存在于这些仅描绘动物的画作之中。动物绘画因此是一种人类自画像。他随即排除了两种流行解读：一种把壁画视为对猎物暴力的道德补偿或哀悼仪式，另一种把它视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论分化。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都无法解释为何被猎杀最频繁的驯鹿在壁画中出现得反而较少，也无法解释画中之对立何以仅由人类一方产生。在唯一打破规则的“竖井场景”中，人类形象唯一一次出场，却只能通过与一头野牛的联系才得以呈现。人类与动物的对立并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而是静止、僵化、抽象的形体与野性、动态、狂怒的形体之间的对立；而这一对立之所以是“悖论性的”，是因为它仅发生于绘画之中，绘画本身正是人类的产物。动物那种使自身区别于人类的鲜活性，本质上是被人类化的自然性。

由此，门克教授澄清了“自然的‘人化'”的含义：它不指人类对自然的占有与挪用，也不意味着自然通过科学或劳动被转化为人类的镜像。按巴塔耶的悖论式表述，洞穴壁画是“位于已完成的人类文明起点”的晚期事件，是通过技术与工业实现的第一次“人性化”之后的第二次开端。讲座所说的另一种“人化”，在于促成一种与劳动和认知对象相不同的自然，使自然呈现出不同于人类的形态——而这唯有人类才能做到。在此基础上，门克教授引入“人”与“主体”的术语区分，将报告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规范性主体与自然个体之间的辩证交织。主体化指自然个体被召唤进入规范性符号秩序、成为其参与者的过程；它不能以个体为起源，个体必须具有可被塑造性、能够接收这一外部命令。个体的自然存在因此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主体所预设的他者，又是主体形成的可能性。第二步是“生命”概念的界定。个体必须处于生命状态，因为生命是积极的自我保存与自我再生产，而主体的形成无非是对这一自我生产的复制及其“精神性”转化；正如库拉纳借黑格尔所言，生命与精神是“同一属下的两种不同物种”。第三步是决定性的：并非所有动物都能成为主体，这一分化预设了人类是一种生命自我生成能够精神化的动物。但这一界定与第一步骤相冲突，因为它把主体性重新变成了自然潜能，这正是人文主义将主体性自然化、将自然精神化的操作。门克教授因此主张一种反人文主义的人之概念：就存在方式而言，人类是“自然去自然化”的事件，是阿多诺所说的自然之中的“间隙”，是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空形式”；就运作方式而言，人类打破了自我保存的封闭循环，其本性即是一种否定性，即齐泽克所说的“驱力”——“人化”的零级、“作为生命力量的死力”。人因此是主体的一种副产品、主体性的残余产物：主体化是一种回溯性的、回顾性的人化过程，唯有人才能被塑造为主体，但也只有当其成为主体之后，它才真正成为人。在讲座最后，门克教授回到开篇的问题：人类通过描绘动物来显现自身，这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回答是，在动物的表征中，人类遭遇了自身的本性——那种不同于其主体形式与功能的本性。人类与其自身主体性之间的差异无法被直接表征，它只能以美的形式呈现；而在洞穴中出现的却是动物的美。由此，报告抵达一个无法判定的“被动时刻”：究竟是我们在使自然人化，还是自然在我们身上实现了自我人性化？在动物绘画中，我们体验到的是“自然从自身法则中的解放”。人们或许会想，这难道不正是“自然政治”的真正含义：一种存在于自然之中、甚至由自然本身所推动的政治。

进入讲座的与谈环节，围绕自然与主体、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门克教授与主持人、与谈人和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杨震教授表示，讲座令人印象深刻且极具启发性，其研究方式总是以讲述某物的方式展开并不断带来意外。他把追问集中在几处细节上：其一，如果画作的主题是动物，为什么偏偏是动物，而不是石头、植物乃至昆虫？为何被选中的只是某些特殊的动物？其二，动物被描绘得精美细致，人类被描绘得十分抽象，而场景中还有另一形象也以同样的抽象方式画出，这一抽象形体应如何从报告的理论中得到解释？其三，主体化始于来自外部的指令，那么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外部”能够成为主体化的起源，为什么它对动物不起作用？第一次产生自我意识怎么可能从外部发生，古代人或许称之为神，今天又该如何解释这个“中心”？其四，把成为自然存在者视为主体形成过程中的回溯性效应，如何为这一预设提供合法性论证，又如何从自然中找到主体的起点？如果说主体超越了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质，这种情况又如何可能？其五，报告说主体形成的原因“具有形式性”，这里的“formal”究竟何指？其六，为什么主体的形成必须是对个体自我生产的复制与双重化？只有作为动物的存在者才能成为主体，这只是必要条件，什么才使之成为充分条件？他最后提到，“间隙中的间隙”让他想起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间隙”是一个相当迷人的概念。

林靖宇助理教授认为门克教授论证的力量尤其体现在“驱力”部分：若与迈策尔式的道德起源论证相比，方向恰好相反——迈策尔强调本性与社会道德之间的连续性，门克教授则指认本性中的否定性，正因我们“缺乏”某种东西而成为开放的空，规范才得以进入自身。他随后以本雅明论中国绘画为例指出，中国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借绘画思考那无法用语言表达之物，图像由此成为一面镜子，使思想得以发生；而山水画中的云气只能通过“不画”浮现，这种“非绘画”恰恰构成一种回溯性结构——我画出了某物，同时我并未画某物，而正是通过不画，某种东西浮现并反过来滋养我自己。他认为这比洞穴壁画的例证更能推进论证，也正是我们为何需要描绘自然而不仅是描绘人的美。他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如果自然与主体、人与主体的关系只是某种更根本关系（比如基础设施与上层结构）的例证，我们是否可能设想另一种主体化方式？

门克教授回应，哲学工作恰恰在概念的劳作与向新视野敞开之间运动，他因此选择先回应杨震教授的第四个问题，认为这既是最根本的问题，也与人工智能相通。他借黑格尔的说法指出，我们处于一种“两栖”处境：既是自然生物，又是符号性、规范性的存在。这一双重性常在两种极端中被消解：一种是被不断精炼的自然主义还原论，把思维视为最终服务于生存的精巧策略；另一种是古老的形而上学立场，认为人本性上已是精神的，或只是精神的潜能。他追问：我们能否以唯物主义、自然主义的方式理解作为能够成为主体之人？他的回答是，唯有把人类的“自然”与其他动物的自然区别开来，即承认自然之中有一种自然的差异。今天我们知道人不是被创造的而是进化的产物，但我们又以不可还原为生物学语言的方式与自己、与邻人打交道；需要理解的正是这一点，而这种理解的关键不在于比较人与机器的智力操作本身，而在于这些操作的条件可能性——只要执着于把人的计算与机器计算相比，我们就始终困在镜像游戏中，看到的只是表面。就杨震教授的问题，他坦承“为什么是动物而不是其他对象”是他从未真正思考过的；他还提出画中人类形象的手指数目与鸟的趾数或许值得考虑，那些形象都是某种杂交形态，而这种杂交性本身极具价值。至于林靖宇助理教授的评论，他认为与山水画并置使“为何不画风景”这一问题更加费解，“他们太原始”从来不是好答案；而使中国山水画与洞穴壁画具有可比性的，正是那种清空间隙、描述确定性之缺失的操作，云气通过“不画”而产生缺失这一点非常令人信服。

在现场提问环节，与会者围绕“自然政治”与审美解放的关系、美好生活的可能、先验探究与美学的方法论、弗洛伊德“驱力”的翻译、第一个主体如何出现、自然之力的归属、“否定性”与规范接受性的关系以及手印岩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门克教授相应地做出了详细地回应，讲座在热烈的交流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