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6季第1讲

2026年9月16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六季第一讲在腾讯会议开讲。本次讲座邀请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资深讲席教授安德烈亚斯·阿恩特（Andreas Arndt）主讲，题目为“自由与解放：自由意识的历史”。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持讲座，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大卫副教授、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魏非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靖新弘讲师担任与谈人，华南师范大学凌菲霞副教授担任学术翻译，现场百余位学友参与讨论。

讲座开始前，马天俊教授简要介绍了阿恩特教授刚出版的中文译著与本次讲座的主题。阿恩特教授的力作《历史与自由意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Geschichte und Freiheitsbewusstsein: Zur Dialektik der Freiheit bei Hegel und Marx）收录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文明文库”，近期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本次讲座中，阿恩特教授将结合他的研究，探讨黑格尔与马克思在自由议题上的深刻关联。讲座预留与谈时间，在讲座主体内容结束后，三位与谈专家将围绕讲座的内容分别评论和提问。

讲座伊始，阿恩特教授便指出：自由与历史必须放在一起思考。现代自然权利理论往往把自由理解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具有的自然属性，例如霍布斯将个人理解为彼此独立的原子式个体，并认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中即具有自由。然而在阿恩特看来，自由并不是一种脱离历史和社会关系而预先存在的属性。个体只有在与自然及他人的关系中，并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范围内，才能获得现实的行动空间。因而，自由首先表现为行动空间的形成、拓展与制度化，也即自由的“定在”，而个体“作为人被视为自由”必定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历史结果。

在此基础上，阿恩特转向黑格尔的自由观。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自由、历史与精神构成一个统一的问题域，“自由仅仅具有历史性，而历史是精神彰显之物”。在1822年的《法哲学》讲座笔记中，黑格尔强调：“精神是自然的结果，它通过自然的活动而被产生出来。”人的精神产生于自然，它通过对自然的实践和理论关系逐渐形成自身。世界历史因而表现为精神逐步摆脱自然的束缚，逐步成长为自由意识的客观过程。阿恩特特别强调劳动在这一过程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获得物质生活条件，而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则使劳动的主体性获得普遍形式，并进一步扩大人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可能性。随着客观可能性的扩大，个体也获得了在不同需要满足方式之间进行选择的空间，由此，自由与意志的问题才真正进入历史过程。

阿恩特进一步指出，黑格尔意义上的自由并非抽象的任意选择。真正的自由意志必须是具体的，即不仅要有意志本身，还必须能够反思意志实现的条件。因此，自由只能存在于现实所允许的行动空间之中。黑格尔所谓“实在的可能性”（reale Möglichkeit），意味着一种可能性的实现总是以既定条件为前提。与之不同，绝对必然性（absolute Notwendigkeit）属于纯粹思维的逻辑领域。在逻辑学意义上，概念能够自己设定其实现条件，因此形成一种自我关系；但在有限现实中，自由始终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由此，自由在现实中不可能成为一个无条件、无裂缝地贯彻一切领域的原则，而只能以不断形成和拓展自由空间的方式存在。这意味着黑格尔所说的历史进步，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涵盖一切领域的普遍进步，而主要代表的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历史在严格意义上，是精神逐渐获得关于自身自由意识的历史。当自由意识在哲学中被概念化、被提升为关于自由的明确自我意识时，世界历史在黑格尔意义上达到了其理论上的完成。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自由意识的形成”与“自由在现实中的完全实现”混为一谈。自由意识可以成为批判现实的规范性原则，但现实中的自由实现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在论及马克思时，阿恩特认为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具体自由与自由史的构想。对马克思而言，现代社会表现出了“个体化”与“社会化”两种基本特征，二者互为条件，也彼此对立。传统语境下对这一状态的反思表征为三种途径：其一，个体从属于社会共同体；其二，脱离社会而自立的抽象个体；其三，消融个别与普遍差异的浪漫主义。阿恩特指出，从马克思对雇佣劳动的思考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上述三种方案都不甚满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204页），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个人自由的双重作用。表面上看，雇佣劳动者在形式上享有自由，但由于缺少劳动所需的生产资料，他在实际上必然、也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以他不具有实质自由。但是硬币有其正反两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有其文明史作用。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时代下，“物的依赖性”（sachliche Abhängigkeit）是权衡自由程度的尺度。即便个体对物的依赖使得他们屈服于物性，也不可忽视这一现象背后带来的自由水平的进步与对未来自由社会的推演。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中。阿恩特认为，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必要性和没有限制的理想社会。即使在新的社会关系中，人仍然需要面对自然条件、生产条件以及社会生活本身的各种客观必然性。因此，自由并非消灭一切必然性，而是在承认它的基础上形成更高水平的自我决定。阿恩特提到，“这种具体自由与任何形式的社会浪漫主义（Sozialromantik）都相去甚远，因为社会浪漫主义预设个体与普遍之间可以实现毫无裂痕的和谐一致”，自由王国不是对必然王国的彻底侵占，它也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当中存在的矛盾，特别是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自由王国既依赖对社会物质生产的调节与控制，也依赖于具有法律形式的社会制度。

进入讲座的与谈环节，围绕自由问题，阿恩特教授与主持人、三位与谈人和现场观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

张大卫副教授首先谈到，阿恩特教授对黑格尔自由理论的阐释尤其强调了自由意识这一维度。传统研究较多关注黑格尔的历史与制度，而阿恩特教授则强调，制度的发展与意识的发展同样重要，张大卫提出问题：如果晚期马克思在法、国家和自由等问题上的某些论述与黑格尔存在较多相似之处，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所作的激烈批判？

阿恩特回应说，不能简单地把青年马克思理解为彻底反对法和国家。他首先区分了“市民法”（bürgerliches Recht）与一般意义上的法权。马克思批判的是与私有财产、契约关系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并非否定一切形式的法。在阿恩特看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中的相关论述表明，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然需要某种规范性的制度安排，以维持社会秩序并处理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

魏非夺老师就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法史缺位提出问题。他援引耶施克的批评指出，该书以世界历史为顶点，却将法史排除在外；而法既为“自由的定在”，法史自应为自由史，由此构成理论缺环。耶施克推测其源于黑格尔与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论争时的矫枉过正，富尔达则认为此系有意为之。魏非夺据此请教阿恩特教授倾向于哪一种解释。

对此，阿恩特指出，黑格尔并非忽视了法律史，而只是没有把法史作为自由史的中心主题。在黑格尔看来，法史主要表现为自由历史的外在形式，而他真正关心的是自由意识如何在社会、法、政治、哲学和宗教等不同领域中逐步形成。就黑格尔的体系而言，法史实际上仍然应当是自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恩特同时承认，黑格尔对历史法学派的理论立场有所警惕，因此没有按照历史法学派的方式把制度沿革本身作为哲学的核心问题。

作为《历史与自由意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自由辩证法》的译者，李靖新弘老师首先介绍了该书中文版出版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个与学术主题相关、但更具个人和出版史意味的问题：书中封面所采用的插图究竟有什么来历？他希望阿恩特教授介绍这幅画与其著作之间的关系。

阿恩特介绍说，这幅画出自他的朋友纳德尔·阿里曼（Nader Ahriman）。阿恩特正是在阿里曼创作一组以黑格尔为主题的绘画时与其相识。画家创作了一个象征黑格尔哲学的“黑格尔机器”（Hegelmaschine），其中包括骑马的拿破仑形象。阿恩特特别解释了画面中拿破仑与黑格尔“世界灵魂”概念之间的联系。他指出，黑格尔在1806年10月13日致尼特哈默尔的信写道：“我看见皇帝——这个世界灵魂——骑着马巡察全城。”使用的是“世界灵魂”（Weltseele），而不是后来经常被引用的“世界精神”（Weltgeist）。在阿恩特看来，拿破仑之所以具有特殊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更因为他将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理念转化为现代形式的权利，并通过《拿破仑法典》等形式使这种现代个人自由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

在与谈环节之后，主持人马天俊教授继续围绕阿恩特教授的核心论题提出问题：自由一旦作为历史成果形成，是否仍可能在历史进程中丧失或被摧毁？另，新书封面画中的拿破仑是风雪中的拿破仑，那么自由是否毕竟在某些地方无法实现？

阿恩特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Weltgeschichte）与通常意义上的“事件”（Geschehen/ res gestae）不同。前者具有明确的哲学目的论色彩，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由绽放的发展史；后者则指现实社会、国家和政治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自由既是历史进程的结果，也是对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结果；自由意识一旦形成，便成为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结构的规范性前提，而自由的具体实现则不能由哲学预先规定，而必须依据具体的历史情境和行动条件加以判断。

在现场听众提问环节，与会者围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与承认理论、自我意识等问题展开讨论。讲座在意犹未尽的热烈讨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