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三期）

2026年6月20日，由现代哲学杂志社、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古典学、经学与中华文明奠基”——《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三期），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讲学厅举办。来自全国多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近二十名学者齐聚一堂，展开深入研讨。

一、开幕式

本次工作坊开幕式由《现代哲学》编辑、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副研究员主持。《现代哲学》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暨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致辞。

张伟教授首先代表主办单位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致以诚挚欢迎，并对长期支持期刊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敦和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已将经学研究与古典学研究确立为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从整体学术环境来看，世界古典学大会已成功举办两届，国内多所高校正积极布局古典学学科建设。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现代哲学》开设“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可谓恰逢其时。三年以来，专栏建设成效显著，始终注重扶持青年学者，着力构建代际传承的良性学术生态，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张伟教授进一步强调，经学研究不止于文献整理，更关乎中华文明通过经典诠释实现自我理解、完成精神奠基；他呼吁学界立足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语境，深耕经典根脉，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成果。

二、主题研讨

第一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主持并评议。

武汉大学国学院司马朝军教授在《〈周易〉的文化记忆：一部原典的编码、传承与激活——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哲学专题研究》的报告中，以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为核心框架，系统阐释《周易》作为中华文明元典的记忆生成机制、传承形态与当代激活方式。《周易》不仅是占卜或哲学文本，更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记忆之场”。报告提出“文化记忆的周易性”命题，强调变易与不易的辩证统一是其生命力所在。在当代，面对科学比附、新儒家重构、考古发现与数字技术，《周易》的文化记忆既面临危机，也获得转化契机。最终，《周易》作为开放的意义星丛，在“生生”与“未济”的永恒对话中，持续为文明互鉴与时代问题提供智慧资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马银琴在《“德”之初义、内涵及本质》中，通过梳理“德”的字形演变与周人“世世修德”的历史实践，论证了“德”之初义为“见者有份”的利益分享行为，其本质是通过“利他”实现“己得”。马老师指出，甲骨文“ ”字体现原始分配方式，西周后因难以持续让利，周人转向强调内在心性之“德”，字形遂增“心”旁，最终在战国时期完成“内转”。秦统一后“德”字定形，但“德者，得也”的核心含义得以保留，强调通过惠泽他人成就自身，成为中华文明“德性”传统的思想基石。

四川大学哲学系曾海军教授在《关于中国古典学的一种可能性方案——以〈汉志〉诸子略的嬗变为线索》中，以《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嬗变为线索，考察晚周诸子百家在秦汉以降的消亡轨迹，指出除儒家外，阴阳、名、墨、纵横、法诸家均以不同方式中断或消亡，道家则经玄学与道教改造而“名存实亡”。曾老师据此提出中国古典学的一种可能性方案：以晚周百家之学（尤以儒家之外）为核心对象，以“诸子百家之消亡与复兴”为根本问题意识，从而回应西方古典学“中断—复兴”的历史结构性特征，构建具有中国文明自身经验基础的古典学范式。

中国人民大学公益创新研究院、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李守力老师在《论〈周易〉“元亨利贞”为“思孟五行”之源》中，论证了《周易》“元亨利贞”四德为“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的思想源头。李老师梳理了荀子对子思、孟子“五行说”的批评，结合竹帛《五行》经部内容，指出思孟五行实为“德之行”五和。核心论据包括：穆姜引《易象》释“四德”早于孔子《文言》百年；《乾·文言》以仁、礼、义、贞配四德，李鼎祚以贞配智水，符合《史记·乐书》与郑玄注《中庸》的五行五常体系；而“孚”对应圣、“信”为君子之常，表明竹帛五行的“圣”在后世五常中被“信”替代。综上，子思五行说实承自《周易》经传及《易象》传统，荀子所批“案往旧造说”正指此源。

第一场研讨结束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对四位学者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指出，司马朝军教授的报告以“文化记忆”为关键词，对《周易》展开研究，以文化哲学的视野看待《周易》，给了研究者一个全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视角。马银琴老师的文章就“德”字进行了精神的研究，指出“德”一开始是“得失”之“德”，在利益关系中展开，后来转向人格品行的构建，既有考证又有义理。曾海军老师的文章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古典学是什么？”他提出古典学应当研究先秦诸子，特别是已经“消亡”的先秦诸子，这样一种“中断—复兴”的框架给我们提供了思考方向。李守力老师将“思孟五行”这个问题，从文献上梳理出脉络，将“思孟五行”和《周易》四德“元亨利贞”联系，少了“圣”这个环节，就像仁义礼智信也缺“信”一样，给了研究者们很大的启发。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王顺然副教授对马银琴老师的报告提出问题，“德”的意义朝向道德化方向发展时，指代的行为具有利他属性。但按照原初的意义，“德”是“得”，如果转向“利”是一个辞让的过程。这种“利己”与“利他”的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对此马银琴教授指出，“德”最初的意思不是我自己获得，而是通过利他来成就己德。“德”一开始就是通过利他来成就自己，建立自己的德行。由此别人才会对他产生感恩戴德之心。周人在初得天下时“封土赐地”，便是将实际利益分出去。但在立国建邦后，可分利益逐渐缩水，便开始强调修德。

第二场讨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马永康主持并评议。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黄铭研究员在《亲亲、尊尊与养恩：论同母异父昆弟的服制原理》中系统梳理了同母异父昆弟的服制的四种经说：亲者属”说（郑玄、孔颖达）、从服母党说（卢植）、继父推定说（王肃）和无服说（游桂、胡培翚）。在辨析母服中“尊尊”与“亲亲”边界的基础上，否定后三者，论证“亲者属”说最为合理。其核心逻辑是：母子之间因血缘而有“一体”关系，由“母子一体”可推及“昆弟一体”，故同母异父昆弟应有服，较同父昆弟降一等为大功。但若子为“父后者”，则个体“亲亲”须屈从于宗族“尊尊”，为同母异父昆弟无服。“养恩”不在六种服术之内，属另一系统；母党从服与继父推论皆不能成立。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谷继明教授在《〈周易〉哲学中的物与器》中探讨了《周易》哲学中“物”与“器”的关系，其核心观点认为：原初技术（制器）在中华文明中不仅是实用技艺，更是圣人“赞化育”的重要方式，与占筮共同构成易道的两大实践路径。谷老师首先区分中西技术观：西方τέχνη重“制作”与“解蔽”，而中国“技”与“工”强调手作与规矩，且圣人被视为技术源头。接着聚焦《系辞传》“制器尚象”与“十二盖取”，反驳汉儒繁琐取象说，主张圣人制器效法自然之象，卦象只是事后“合于”物宜之理的表达。最后指出易道包含“制器尚象”与“卜筮尚占”两维：前者对应“藏往”“知器”，关乎民生利用；后者对应“知来”“占事”，通达神明。二者统一于“盛德大业”的事业中，体现“生生之谓易”的精神——技术须变通以尽利，合天道以厚生。

中山大学中文系梁丹丹副教授在《变古以开新：宋代经学诠释学与儒家复兴》中以“变古以开新”为主线，从三个层面系统阐释了宋代经学诠释学与儒学复兴的内在关联：一、重塑经学诠释主体。庆历以后，宋儒突破汉唐注疏传统，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诠释新路径。二、确立理学诠释原则。宋儒将“理”提升为普遍经学诠释学标准，既作为方法论指导解经实践，又作为本体论建构哲学体系，推动了经学向理学化转型。三、实现创造性融合。宋儒立足儒学本位，主动吸纳佛道心性思辨之长，在“穷理尽性”中复兴了儒学的哲学深度与入世精神。梁老师指出，宋代经学诠释学既是对汉唐经学的革命性突破，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在回应时代挑战中的自觉彰显。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依平副教授在《作为经典生成、诠释方式和文体的“说”》中从经典诠释学与文体学交叉视角，系统考察了“说”在儒家经典生成、诠释与文体流变中的核心作用。他指出，“说”既是人类最早的知识传递方式，也是五经等经典形成的根源（达名之“说”）；先秦两汉时期，它演化为涵盖传、记、注、章句等所有经注文体的总称（类名之“说”）；至西汉中晚期，“说”进一步分化为独立的解经文体（私名之"说"）。宋代儒者在本体论哲学引导下，以语录、单篇论文和集成式著作等新体裁发展出“说经”之学，突破了汉唐注疏传统，推动了儒学范式革新。刘老师强调，“说”虽文体地位渐趋边缘，但其自由诠释与知识生产功能始终是儒家思想创造性发展的关键动力。

第二场研讨结束后，中山大学哲学系马永康副教授进行了评议。他指出，黄铭老师对服制原理的细致分析，给了大家很多启发。服饰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直接关系到古人“怎么办”的礼法规定，要落实到具体生活中。谷继明老师关于《周易》中“物”与“气”的讨论，非常新颖，尤其是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的比较，这与我们传统讲“道器之辨”时，对“制作”的理解有相通之处。梁丹丹老师提到的宋代经学转型，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关节。从“尊圣”到“尊经”的变化，影响深远。刘依平老师的文章讨论“原初意义”与“传授”，概念跨度很大，从口头与书面的关系，到“五经皆说”的论证，很有冲击力。

第三场研讨，由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谷继明教授主持并评议。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斌讲师在《纬书对孔子的圣化》报告中，系统梳理了纬书对孔子圣人身份的建构，修正了“纬书将孔子由王升格为神”的传统论断。他指出，纬书并未突破“人中之圣”的边界，其圣化建构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与逻辑层次：身份层面，整合西汉先后出现的黑统说、玄圣说、汤后说，在五精帝感生框架下确立孔子“水精”定位，同时兼容“圣人有父”与“感天而生”双重维度，既承认孔子的商汤世系与世俗父系，又强调其圣性源自黑帝降精；地位层面，通过重构西狩获麟、端门受命、制作经谶、告成于天的完整叙事，证成孔子“为汉制法”的素王身份，以五德相生秩序解释“黑不代苍”；学理层面，依托元气宇宙论与性情论，为孔子的超凡圣德与制作功业奠定形上基础。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学谦助理教授在《图谶历法与东汉历元之争》报告中，结合文献考证与历法推算，厘清了东汉图谶的历法体系，并借此重勘东汉历元之争。他认为纬书整体采用四分历术，以殷历甲寅元为正统，同时并存颛顼历的相关记载；《周易乾凿度》中四分术与太初历八十一分日法并存的矛盾，并非传抄讹误，而是东汉初年官方校定图谶、整合不同知识来源留下的原生痕迹。针对东汉四分历庚申上元的争议，他指出，纬书所载开辟至获麟的准确积年为2759886岁，“二百七十六万岁”仅为概数；图谶本身本以殷历甲寅元为正，并无庚申元的明文，庚申元之说实为东汉历家出于现实政治需求，对纬书数据进行选择性诠释与数术推演的产物。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高瑞杰副教授在《试论〈公羊解诂〉中所见世内部之渐进义》报告中，将三世渐进的逻辑从“三世之间”延伸至“一世之内”。他认为，何休以丧服亲疏为标准划分三世，治法由粗趋精的演进逻辑不仅贯通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同样内蕴于所见世内部，太平世并非入所见世即一蹴而就。其中昭公朝为太平之始，仅处于“张法太平”的过渡阶段，法度多承袭升平世旧例，如夷狄灭国多略而书时、未行讥二名之制、小国卒葬仪制尚未完全升格；至定、哀二世，治道逐步醇粹，书法上以“定哀多微辞”为显著特征，制度上讥二名、灭例书日、夷狄卒葬渐次升格等太平礼法次第落地，文致太平的图景随治道深化逐步达成。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尔讲师在《“〈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桓谭论“知大体”的思想意义和实践困境》报告中，以《新论》与《春秋》的对举为切入点，深入阐释了桓谭“知大体”的思想。他指出，桓谭自谓《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以历史评说承载政治褒贬，宗旨与《春秋》一脉相通；“知大体”是其褒贬人事的核心尺度，核心是把握具体情境中的“是当之事”，由合于时宜的实践原则、通观全局的公共视野、见微知著的洞察能力、通权达变的才智基础四个维度共同支撑。在现实政治层面，“知大体”指向对政治公共性的追求，主张王霸杂用，通过举贤抑私、重农抑商、整齐法令等举措抑制豪族偏私，暗含对东汉初年现实政治的批评，同时也存在“权智”易流于私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场研讨结束后，谷继明教授在评议中表示，本场四篇报告均专精且深入，刘斌老师的报告厘清了汉代孔子圣化的逻辑脉络，纠正了孔子“由王进神”的泛化旧说。但有两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一是纬书各篇成书时代不一、内容互有参差，如何把握其圣化论述的统一性；二是三统、五德中具具体德运格位的孔子，与普遍意义的圣人形象如何调和。张学谦老师辨析出纬书历法杂糅四分历与太初历的特征，可据以考订易纬的成书年代与文本构成；其提出庚申元是历家出于政治需求对纬书数据的选择性推演，结论颇为可信。高瑞杰老师通过精微的书法义例分析，揭示所见世内部昭公至定哀的渐进层次，证明太平世并非一蹴而就，体现公羊学渐进施治的义理特质。王尔老师将魏晋重智思潮与玄学本体思维的源头溯至桓谭，推进了汉魏思想演进的认知。由此可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即“知大体”是否与彼时“碎义逃难”的繁琐学风形成对治，其中暗含与固守章句的经学路数的张力。

第四场研讨，由中山大学哲学系赖区平副教授主持并评议。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王顺然副教授在《莫把证悟作良知：试论两种良知的误用》报告中，以孟子“不虑而知”的良知本义为基准，辨析宋明理学中两种良知概念的误用路径。第一种误用发端于二程一系：程颐以“浅知/深知”“真知”划分良知层级，将经验性体知、行动意欲的强弱等同于良知本身，暗含良知可积累成长的倾向，偏离了良知圆满自足的本义。第二种误用见于阳明后学：将良知实体化为超越的神圣存在，脱离日常人伦社群的实践场域，转向神秘的内在证悟，滋生“良知光景”之病。报告最后围绕“良知之上可否设工夫”之问，提出以“勿忘勿助”为原则、以“知耻”为入手路径，强调良知始终在人伦应事场景中发用，反对脱离实践的玄妙证悟。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李辰副教授在《圣人何教：以〈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子适卫”章为中心探讨简朝亮经学教化观及其经典解释方法》报告中，聚焦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中“子适卫”章的长疏文本，阐释晚清民初岭南经学家简朝亮的经学教化观与解经方法。他交代了科举废除、西学冲击的时代背景，指出简朝亮承继九江学派“兼采汉宋”的立场，践行“以经通经、以史证经”的治学理念，打破汉宋门户之见。简朝亮以孔子“修、述、教”三位一体的教化逻辑为总纲，贯通《孝经》《大学》等九部经典的核心经义，兼采汉学考证与宋学义理。报告最后点明，简朝亮以《论语》为群经枢纽，主张经学制度可随时损益、经义则恒久不易，试图通过通经之学重振教化活力，回应近代的经学危机。

第四场研讨结束后，赖区平副教授对两位学者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指出，王顺然老师的报告问题意识鲜明、思辨精审，将两种良知误用置于思想史脉络中合并讨论，立意新颖。由此可进一步讨论的是：一，孟子以良知与良能对举，二者之间似乎存在区别，而良知内涵的界定或与第一种误用的辨析关联紧密；其二，程朱区分浅知、深知，本意是贯通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主张由浅知进至真知，而非割裂二者。结合《礼记》中认知必连带行动的例证，古人本无静态命题知识与实践知识的截然二分，由此似可追问程朱是否意在贯通而非误用良知。李辰老师以单章长疏为切入点，由点及面呈现简朝亮的整体经学体系，既厘清了九江学派的学术传承，也揭示了晚清经学家在时代变局下重构经学教化的努力，史料扎实，视野开阔，但简朝亮在该章长疏中遍举九经经义的深层缘由，以及九经经义背后是否存在统一的宗旨与系统的经教观，仍需进一步展开探讨。

第五场研讨，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黄铭研究员主持并评议。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李明真助理教授在《“臣子一例”何以可能——从兄终弟及的经史逻辑出发的考察》报告中，聚焦兄终弟及的特殊继统情境，探讨“臣子一例”如何统合君臣与父子伦理、支撑“家国一体”秩序。她梳理出经史传统中相互交织的三重逻辑：经典逻辑以“象贤”与“绝宗”为核心，通过拟制父子维系国统延续，同时安顿所后父与本生父的并尊关系，实现君臣、父子伦理的平衡；历史逻辑在“不绝宗”与“兄弟不相为后”的实践中，使亲缘父子压倒君臣伦理，消解了象贤所含的公共性；晚清礼家在经史张力中倡言“礼以义起”，以兼祧新礼主张继统即继嗣，凸显国统的政治性，最终导向超越亲缘的立贤思路。

武汉大学《民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晓帆助理研究员在《生生与教化：天人视域下〈礼记〉的“鬼神”观》报告中，系统梳理了早期中国鬼神观念的演进与《礼记》的理论突破。她指出，先秦早期典籍中的鬼神多指死后魂魄或外在神灵，神秘可怖，与人的现实生命相对立，祭祀多以祈福禳灾为目的。《礼记》开启了鬼神观的理性化转向：《祭义》《郊特牲》以形神两分的思路，将鬼神拆解为魂气（神、阳）与形魄（鬼、阴），消解了部分神秘性；《礼运》更进一步提出“人者鬼神之会”，将鬼神从“生命之后”转置于“生命之前”，使之与天地、阴阳、五行并列，成为天地化生的核心力量，承载“生生”之德。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天籁特聘研究员在《从丧服学论仁义关系——论张锡恭的“正尊降服”》报告中，以晚清经学家张锡恭的“正尊降服”说为核心，从丧服制度层面重构了儒家仁义关系的内涵。他首先梳理了传统三年丧的四种解释路径，指出敖继公的“加隆”说将“亲亲”与“尊尊”割裂，近于告子“仁内义外”的立场，正是张锡恭的批评对象。“正尊降服”以“降其本服，惟嫡不降；报其加隆，惟妇不报”为核心逻辑：父母为子本应依尊卑降服，但因子为父母服三年的“加隆”之情，父母“不忍不报”亦服三年；嫡子承宗庙重统，故特为“不降”。这一理论回到“制服先”的本源层面证成“仁义内在”，说明礼制本于人的自然情感生长而成，体现了“礼时为大”“礼以义起”的礼学精神。

第五场研讨结束后，黄铭研究员对两位学者的报告进行评议。他指出，李明真老师融通公羊与礼学，在经史互动中考察“臣子一例”的原理与流变，立意高远；特别肯定文章对绝宗语境下保留本生父母称谓的发覆，可补公羊学旧说之缺。但清代兼祧之礼究竟是将亲缘关系隔绝于国统继承，使亲亲居于次位，还是恰恰相反，是亲亲原则上升，帝王亲亲需求推动所产生的制度调适，仍有待商榷。李晓帆老师对鬼神观念演进的细致梳理，突破了简单的人文主义化论断，清晰呈现从孔子到《礼记》的观念脉络，以宗教人类学治礼学的方法尤具启发性。雷天籁老师精准锚定“正尊降服”的仁义内核，厘清了亲亲生尊尊的情感生成逻辑，对张锡恭礼学思想的阐释扎实深入，以敖继公、张锡恭对应告子、孟子的譬喻精当。但正尊降服本为解决丧服算法问题，由此算法能否延伸出“亲亲”生“尊尊”的一元论观念，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三、闭幕式

本次工作坊闭幕式由《现代哲学》副主编、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仝广秀老师作学术总结，《现代哲学》编辑、中山大学哲学系徐翔副研究员介绍会议设计初衷。

仝广秀编辑在学术总结中，将与会论文归纳为三种研究路径：一是“返本探源”，追溯经典生成现场与概念本意；二是“前瞻预流”，以新视野回应新问题；三是“原理揭示”，考察经学制度与观念背后的深层机制。他指出，这些路径充分展示了经学“返本开新”的学术底色。

徐翔副研究员介绍了会议设计初衷。她表示，面对古典学学科建设的新态势，经学研究需主动拓展对话边界，从文史哲内部交流走向中西古典学之间的跨文明比较。本次会议特别邀请近半数新学者参与，旨在持续推动经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最后，周春健教授总结指出，经学与古典学的发展既是深耕学理的核心学术议题，更是回应时代之问的文化事业。本次工作坊的成功举办，为推动经学研究的范式更新、凝聚学术共同体的力量提供了重要平台，将助力当代经学研究不断向前推进，焕发新的生机。

薪火赓续，其道弥光。20日下午6时许，《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工作坊第三期圆满闭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