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坛第169期

2026年6月16日上午，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69期在哲学系锡昌堂420会议室举行，本期论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主题为“从机械论、技术物到一般器官学——法国技术哲学的发展谱系”，主讲人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蓝江教授，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

讲座伊始，马天俊教授简要介绍了蓝江教授。蓝江教授长期关注哲学前沿问题，尤其在法国哲学、技术哲学、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等领域展开了富有开拓性的研究，其学术工作不仅为国内哲学界引入了新的问题域和思想资源，也为从现实处境中发现切身的哲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示范。

本次讲座围绕近现代技术变迁与人文思想回应之间的历史关系展开。蓝江教授以“人文退潮及其反拨”为问题线索，将18世纪机械论世界观的兴起、19世纪能量主义与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当代人工智能和数字监控技术的扩张放入同一思想史框架中考察，进而梳理了从机械论、生命规范性、技术物到一般器官学的法国技术哲学发展谱系。

蓝江教授将当下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危机置于近现代思想史的长时段演进中加以考察，提出人文学科的大规模退潮并非首次出现，类似现象在历史上至少还出现过两次。人文学科的退潮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机械论世界观兴起之时，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工业革命和能量主义兴起之时，第三次则发生在当下人工智能、数据网络和数字监控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

蓝江教授首先阐述了18世纪机械论世界观的兴起及其对人文思想的冲击。他指出，今天的哲学史叙述往往容易造成一种错觉，即18世纪支配欧洲的主流思想似乎以康德为中心，但如果回到当时更广阔的社会思想史语境，就会看到在欧洲社会中真正具有广泛影响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牛顿力学、钟表技术、机械装置和“力”的概念，深刻塑造了近代早期欧洲人对世界、社会和人的理解。

在这一背景下，钟表成为理解近代机械论世界观的重要象征。蓝江教授指出，钟表起初并不属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同修道院的时间规训、宗教生活节奏以及后来贵族阶层的守时美德相关联。进一步地，一个机构、家族乃至国家若能像机械一样有条不紊地运行，就会被认为具有某种秩序化的美德。可见，机械并非一开始就是被批判的对象，在近代早期，它代表精确性、秩序性和治理能力。

蓝江教授进一步指出，18世纪机械论世界观的核心并不只是“物质决定意识”这种简单表述，而是将世界理解为由机械零件和力所构成的自动运行体系。牛顿力学提供了一种以“力”为核心范畴的世界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不仅影响物理学家，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等历史理论都体现出“力”作为核心范畴的影响。正是机械论的狂飙突进使人文主义不得不从精神、自我意识、主体的角度重新赋予人以尊严，康德、伏尔泰等哲学家的理论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对这种机械论世界观的回应。

随后，蓝江教授转向19世纪工业革命和能量主义兴起所引发的第二次人文退潮。他指出，如果用钟表和机械力代表18世纪，那么19世纪工业社会的核心概念则是能量。随着内燃机、石化能源、热力学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展，分散的力逐渐被统一到能量和能量转化的框架之中。亥姆霍兹、奥斯特瓦尔德、索尔维等科学家、实业家和思想家的理论实践，使能量不只是自然科学中的概念，而且成为理解社会和劳动的新方式。

在这一部分，蓝江教授特别讨论了“劳动力”概念与社会能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劳动力”在英语中有两种译法，一种是“labour force”，另一种则是“labour power”。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将工人理解为一种可以被购买、使用、消耗和再生产的能量来源。工人的技巧被抽象为可以计量、比较和替换的劳动力（labour power），劳动者不再作为完整的人出现，而作为能够向机器系统提供能量的劳动能力出现。正如索尔维所说，社会本质上成为一个巨型能量转换系统，而工业生产正是能量从自然界流向人类社会、进行社会化分配的核心机制。蓝江教授由此进一步提出，在技术增强的条件下，可变资本的效率倍增，于是当代技术条件下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和资本增殖之间的关系，需要在政治经济学层面被重新思考。

进而，蓝江教授指出，19世纪工业文明和社会能量主义的极端发展，在20世纪引发了新一轮人文主义回应。康吉莱姆在《机器与有机体》（Machine and Organism）等文本中区分了机械力与生命力。机器服从相对单一的线性因果关系，一旦关键零件损坏，系统往往便无法继续运行；生命体则不同，它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和维持稳态的能力。这一思想为理解技术哲学中的“生命化”路径奠定了基础。西蒙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重新理解技术物。在传统观念中，技术物往往被理解为死的工具或外在机器，而西蒙东则将技术物看作具有内在发展逻辑和某种生命化特征的存在，技术物也在不断调整、具体化并与环境关联的过程中发展自身。西蒙东关于“抽象技术”和“具体技术”的区分，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蓝江教授以汽车和手机为例说明西蒙东的技术物理论。最早的汽车只是一个抽象技术物，它可能只是马达、铁板、轮子、操纵杆和座椅的简单拼接，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落地。只有在刹车系统、发动机系统、车身结构、玻璃、雨刷、空调、电力系统等不断加入并彼此协调之后，汽车才逐渐成为可以进入日常生活的具体技术物。手机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过程。早期移动电话更多是一种概念性和象征性的技术物，而今天的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社交、支付、工作和信息接入的基本媒介。它不再只是单一工具，而是人与庞大网络系统发生关系的接口。

西蒙东的另一重要概念是“缔合环境”。技术物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汽车的发展依赖高速公路、加油站、维修系统、零部件供应、交通规则和汽车文化等一整套共生系统。成熟的自动驾驶不只是车自身扫描道路，而是车与车、车与道路、道路与数据系统之间形成复杂网络。单一汽车只是技术系统中的一个节点，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围绕汽车形成的缔合环境。可见技术问题必须放入技术物、社会环境、数据系统和文化形式共同构成的整体中理解。

在此基础上，蓝江教授进一步讨论了斯蒂格勒的一般器官学。斯蒂格勒将技术理解为人的外器官，工具、文字、机器、手机等都可以被看作人的外器官。然而，在现代技术网络中，外器官已经不再只是个体可以支配的工具。以手机为例，表面上看手机属于个人，但实际上，手机背后连接着一整个数据网络。人并不只是使用手机，而是通过手机接入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这个系统能够组织信息流、劳动时间、消费行为、社会关系乃至工作节奏。因此，外器官不再只是个人身体的延伸，而成为一般器官学意义上的网络化器官系统。

蓝江教授指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代人工智能和数字网络带来了第三次人文退潮。如果说18世纪的危机来自机械论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压缩，19世纪的危机来自能量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对人的劳动能力的抽象化，那么当代危机则来自数据网络、算法治理和分布式监控对人的行为、注意力、写作和判断能力的重组。在数字化系统中，人不再只是面对某个机器，而是被嵌入无所不在的网络节点之中。监控也不再必须通过单一中心完成，而可以通过分布式网络、摄像头、平台数据、行为记录和算法评价体系展开。人的活动被持续记录、分析、评价和调度，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数字治理结构。

讲座最后，蓝江教授总结道，人文学科今天所面对的挑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现代技术史中第三次大规模人文退潮。前两次人文退潮都曾引发重要思想回应，那么当下的人工智能和数字网络所造成的危机，必然也会激发新的思想形式。新的思想家不会简单重复康德式主体哲学，也不会简单重复战后法国人文主义，而需要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思考人的处境以及人文思想的新的可能性。

在评议讨论环节，马天俊教授对讲座作出评价与回应。他指出，蓝江教授的报告富有启发性，所讨论的问题切中当代生活中已经发生并持续发生的现实问题，以“三次人文退潮”为线索，将18世纪机械论、19世纪能量主义和当代数字监控技术放在同一思想史框架中考察，为理解当代人文危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一框架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当下人文危机并非第一次出现。既然前两次危机都没有导致人文思想终结，反而催生了新的思想形态，那么今天的危机同样可以成为重新思考哲学与技术关系的契机。

马天俊教授还补充道，考茨基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已经讨论过“人工器官”的问题。人通过技术生产出一个人工外界，技术既服务于人，又反过来规定人、塑造人。人无法退回没有技术的自然状态，但也不能假定自己所创造的人工世界能够完全受自己支配。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讨论。有同学就人工智能和增强技术条件下可变资本的倍增提出问题，认为外骨骼等技术除可变资本本身外，也提高剩余价值生产能力。蓝江教授回应，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新技术条件下需要重新分析，技术可能同时影响可变资本的效率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这一问题仍需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进一步展开。

另有同学询问数字劳动如何生产实际使用价值，以及这一概念如何在政治经济学中被更好地规范。蓝江教授回应，数字劳动至少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数字劳动使产品更好卖或更加具有价值，即产业劳动的数字化带来了产业劳动的升值；二是数据本身在收集、分析和加工之后成为新的价值生产基础，数字劳动生产的数据产品本身就可以产生价值，这二者是在传统的产业劳动中不具备的。

还有同学围绕蓝江老师的“剩余数据”概念与祖博夫所谓“行为剩余”概念的关系提问。蓝江教授指出，他的“剩余数据”的概念更多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拉康与齐泽克的“剩余快感”相关，强调的是无法被标准化的数据是否有可能产生反抗标准化的产品。而祖博夫“行为剩余”更多建立在福柯的行为规训的基础上，缺少对数据的分析。

此外，现场师生还围绕尼克·兰德的技术圈思想、德勒兹“欲望机器”概念与机械论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蓝江教授回应指出，尼克·兰德的技术加速主义具有鲜明的右翼加速主义色彩，其思想中存在以技术发展摧毁既有秩序乃至将人类视为技术发展阻碍的倾向。德勒兹所说的机器则已经不是18世纪意义上的工业机械，而是一种装置、组合体和生成系统，它受到康吉莱姆、西蒙东等法国技术哲学资源的影响，强调欲望与技术、身体、社会装置之间不断生成和重新组合的关系。

讨论结束后，主讲人蓝江教授与主持人马天俊教授合影留念。至此，本次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