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5季第4讲

2026年5月26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五季第四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420室举办。本次讲座特邀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洛约拉大学教授马里奥·万宁（Mario Wenning）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与谈人。

讲座开始前，张笑夷教授简要介绍了万宁教授的学术背景。万宁教授有着丰富的学术著述，多部颇具影响力的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等出版。近年来，万宁教授多集中于东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尤其关注技术问题、生态伦理学。在本次讲座中，他将围绕现代技术这一主题，探讨并比较奥尔特加、海德格尔和庄子三位哲学家的思考。

讲座伊始，万宁教授向听众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应如何生活在一个根本上被技术塑造了的世界中？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和海德格尔是思考这一问题的先驱性人物，并且，巧合的是，他们都有与亚洲哲学传统对话的兴趣。基于上述基础，本次讲座将深化奥尔特加与海德格尔间的双方对话（dialogue），或一项三方对话（trialogue）——在奥尔特加、海德格尔和道家思想家庄子之间，事关技术与人们同自我关联（relating to oneself）的模式。这场三方对话始于一个共同的问题，即现代人如何应对与技术的关联所带来的挑战。

万宁教授首先讨论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者、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的思想。奥尔特加对技术的最全面反思，《技术沉思录》（Meditación de la técnica）于1933年发表，这是20世纪初最早的对技术困境和技术问题所作的深刻哲学反思之一。奥尔特加认为，存在于现代，意味着生活在被技术去蔽的世界中，现代技术使得过去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被自动化了，这没有免除人类的努力，反而强迫现代人在技术进步所创造出的闲暇时间里直面自己的灵魂。由此，奥尔特加讨论的中心是人与自我关联的形式，而非人与工具和机器的关联。他认为，在现代技术面前，人类注定不仅要将自己关联于客体和人工制品的外部世界，也必须去与自身关联，使用他们那往往顽固不化的身体和怠惰迟钝的灵魂。奥尔特加对技术哲学的贡献在于，他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技术与对应于不同生活计划的灵魂技术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在奥尔特加看来，技术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无止境的自我疗愈，是灵魂与自身及物质世界的一场斗争，它表现为无止境的发明创造，以求在自然之上创造一个人类能作为人类栖居于其中的世界。为此，现代人必须穿越被技术所中介的世界。

随后，万宁教授讨论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悲观主义。在奥尔特加发表开创性的《技术沉思录》十年后，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一文中记录了他对技术的最详尽反思。尽管海德格尔寻求一种“自由关系”，以求能避免要么“盲目地推进技术”要么“无助地反抗技术”的两难困境，但他显然认为这种自由关系远未实现，甚至难以想象。海德格尔认为，对技术的信仰是现代人无根与不安的一种症状，它们是源自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必然结果。在对技术的分析中，海德格尔描绘了一部宏大的支配意志史，其中，万物都被简化为了“持存”（Bestand），只有对形而上学起源的回归，对早期希腊的技艺（τέχνη）观念及其相对于无蔽（ἀλήθεια，即真理的开启或去蔽）之所谓优先地位的回归，才向人们许诺了另一个开端。这种悲观主义技术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技术被解读为西方形而上学史的一种体现。在晚期著作中，海德格尔偶尔会背离技术有形而上学本质的假定，然而，他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城市生活都深表怀疑与轻蔑，并尤其对超大城市的发展抱有一种怀疑与焦虑交织的情绪。对海德格尔来说，在以技术和谋制的极高密度为特征的现代城市中，本真的栖居根本不再可能。奥尔特加认为，那种追求深刻的小镇式渴望蒙蔽了海德格尔，使他无法承认，成为现代人，意味着必须在破碎且经由技术中介的世界中航行，而不是去幻想着一种低技术、扎根式的生存图景。这位西班牙哲学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辨识出了一种极其德国式的狭隘主义或乡村心态（aldeanismo）。这种对在生存论上沉浸于切近且传统之物行为的浪漫化，是以牺牲世界主义和现代精神的思考为代价的。他反对海德格尔那种乡村式的、文化保守的、且往往带有反动色彩的栖居观念。

最后，万宁教授引入了《庄子》，以求在技术乐观与技术悲观之间寻找平衡。《庄子·天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卬而视之曰：“柰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在故事中，当儒生子贡建议汉阴丈人使用一种更省力的灌溉技术（桔槔）时，汉阴丈人表示，他虽知道这种机器，却拒绝使用，因为他羞于为之。他借此使其儒家对话者感到羞耻，因为这个追求盲目采用新技术以提高效率的建议过于天真乐观。汉阴丈人指责子贡，说他连自己的身体都不了解，却自命有能力治理天下。子贡尴尬而困惑地离去了。其师孔子曾教导他：“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然而，汉阴丈人对桔槔的拒绝却表明：“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更有趣的是，故事并未以对子贡的羞辱告终。子贡回到孔子身边并讲述了这段经历，孔子回答道：“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对孔子而言，真正值得惊叹的做法是，将道家对人的内在本性的关怀，与直面外部世界的努力相结合。在这种解读下，对灵魂的关怀需要辅以一种介入世界之所是的开放姿态。在技术领域，这便意味着一种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这种态度规避了本质主义的立场，也规避了技术悲观主义与技术乌托邦主义对垒的二元对立视角。汉阴丈人所代表的道家立场远非技术乐观主义，但并未滑向对技术进步进行的浪漫主义式拒绝。相反，他有条件地接受了技术。他所拒绝使用的，是那些会生出机心产生的奇巧装置。他拒绝那种排他性的、目标导向的入世道路，因为它仅仅通过增加效率来衡量成就，而不去考虑其他因素，例如自主性的丧失，或是由于不得不监控机器平稳运作而增加的压力与疲劳感。他或许眷恋那些由他亲手制作并已熟练掌握操作方法的低技术工具，因此不愿放弃它们。对道家而言，人类繁荣意味着与道相通，技术既威胁人类繁荣，又使其得以可能，而人类的任务在于培养一种同时针对技术悲观与技术乐观倾向的批判性意识，从而直面技术的这种两面性。海德格尔对深刻性的追求及其对技术片面的批判，使人无从察觉到栖居于技术所揭示的世界之中这一复杂的任务；如庄子笔下的汉阴丈人一样，他识其一，不知其二。的确，他让人想起了奥尔特加所引《庄子》典故中的青蛙：“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随后，讲座进入到评议和讨论环节。马天俊教授指出，万宁教授的讲座视野广阔，横跨中西、古今，洞察了奥尔特加、海德格尔与庄子的关联，就技术在人的生命中的复杂性作出了贯通性评估。在三人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理解较为悲观，而奥尔特加看到了技术本身的暧昧性与复杂性。按这种诠释思路，《庄子》的故事，按照万宁教授的解释，并非拒绝现代技术，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并保持警惕，也即，机械或许难免，但机心应拒绝。在当代，对技术的思考以及对人在技术中的处境的思考是重要的，万宁教授的讲座在此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启发，他贯通了奥尔特加、海德格尔与庄子并集中讨论。对这三位哲学家的讨论不是单纯的复述，而是一种蕴含着判断的选择，万宁教授对这三位哲学家择而中之，进行判断，并为关于技术的新讨论创造了空间。

马天俊教授讨论了集中于万宁教授讲座文稿中的一处注释。这处注释中，作为奥尔特加比较中国与西方灵魂技术的一个例子，万宁教授提到“当比较安达卢西亚文化与中国文化时，他识别出两者共有的一种“缓冲战术”（táctica del colchón）。奥尔特加认为，中国与安达卢西亚面对外敌入侵时，都采取了一种培养柔软（cultivating softness）的策略。他论证道，这种同化而非抵抗的方式，已经成为了中国和安达卢西亚历史的主要特征。在评论中国北方边境应对满族和蒙古入侵的反应时，奥尔特加写道：“结果是，在两三代人之内，残暴的满人或蒙古人就被中国那古老、优雅且柔顺的举止所同化，最终他们丢掉短剑，拿起了折扇。”马天俊教授评论，在奥尔特加的表述中，满蒙征服中原并最终被同化的过程，被解读为不动刀兵、以文明软化暴力的过程，这将事实浪漫化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满蒙占据中原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就被同化了，这是事实。然而产生此种事实的原因并非诸如缓冲战术一类的高明生存策略，而是经济生活方式。满蒙是游牧者，他们在军事暴力层面比从事农耕的中原王朝更具优势，但在经济生产层面，游牧落后于农耕。故而，满蒙能强占中原的土地，但他们不想也无法耕种并收获经济产出。很快，他们就发现游牧的生活方式无法获取农耕地区的经济收益，因此他们自然地接受了农耕的经济方式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制度。柔弱并非中华民族的本性，在特定时代，例如汉代，中原在暴力方面处于优势地位，此时它毫不留情地征服游牧地区。

万宁教授的讲座是奥尔特加、海德格尔和庄子的三方对话，马天俊教授建议，这场对话可以加入第四个与谈者：卡尔·考茨基。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中，在第三分册“人类社会”部分，考茨基讨论了技术的发展。考茨基将技术视为“人工器官”，它是由人所造的，但同有机体一样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人不仅生存于自然界中，也生存于人工器官所塑造的世界中，而人工器官的变化比自然界更快，它虽然为人服务，但也塑造着人。

万宁教授感谢马天俊教授的评论，并认为考茨基对技术的讨论将带来独特的视野。有趣的是，他曾对西班牙学生讲过奥尔特加的这一段路，西班牙学生同样反对这种说法，他们认为安达卢西亚人并不柔弱，他们是战士。思考农业以及与农业相适应的技术为我们开启了新的视角。《庄子》关心的是与农业相关的技术，尤其是引水技术，汉学家魏特夫即从引水技术思考中华文明特性的代表。从经济方式出发的考察引入了马克思的视角，奥尔特加也许注意到了马克思的视角，但他依然认为需要一种内在性的视角，即来自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计划。

听到回答后，马天俊教授补充评论道，万宁教授身为欧洲学者，能以批判的态度审视欧洲的技术发展和技术之思，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是难得的，值得汉语学界的学者们学习。

评议结束后，在场参加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