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坛第168期

2026年5月15日上午，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68期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420会议室举办，主办单位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本期论坛主题是“实践哲学传统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主讲人为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龙霞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主持人简要介绍了主讲人。刘宇教授长期深耕实践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研究领域中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刘宇首先阐明了问题意识，他长期关注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认为二者通常分别被理解为“美德伦理学”和“唯物史观”的代表，似乎分属不同理论传统，但若回到“实践”本身，就可以发现二者在实践哲学框架中具有更深层的关联。刘宇因此提出：以“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作为分析框架，用更大的实践哲学框架来贯通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

在讲座第一部分，刘宇区分了实践哲学的三个层次：实践本体论、实践规范论、实践方法论。实践本体论讨论实践是什么，实践规范论讨论实践应追求什么样的善、正当性和价值目标，而实践方法论则讨论“如何实现目标”。刘宇强调其重点不是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规范问题，而是最接近实践本身的“道路问题”，即实践者在具体行动中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实践的目的。

在理论框架上，刘宇借助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实现活动”的区分，提出实践可被理解为两种形态：一种是主体自身功能的实现，偏向内在活动；另一种是主体改变外部对象、处境和世界的活动，偏向外在改变。由此形成“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区分：内在主义强调通过改变灵魂、品德、理性、意志等内在因素来实现实践目标；外在主义则强调改变制度、生产关系、社会条件、历史处境等外在因素。二者又分别区分为强弱两种形态，形成四种典型的实践路径，即强内在主义、强外在主义、弱内在主义、弱外在主义。

随后，刘宇以四位思想家代表四种实践路径：

第一，苏格拉底式的强内在主义。这种路径把内在德性、理性和智慧视为幸福与实践成功的充分必要条件，强调“德性即知识”、理性自制、灵魂对肉体的支配以及对外部命运的服从。斯多亚派和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也被归入这一脉络。其问题在于，强内在主义对主体提出过高要求，容易把外部障碍悬置起来，最终可能走向自我牺牲或悲剧性结局。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弱内在主义。亚里士多德不同于苏格拉底式的纯粹内在主义。他承认幸福主要在于合乎德性的灵魂实现活动，但同时认为身体、财富、友爱、城邦、政体、运气等外在善也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以德性为核心，但不完全排除外部条件。刘宇指出，这一路径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注意到外部条件，却仍以德性教化和城邦立法为中心，对不良制度、腐败城邦或现实政治秩序的重建缺乏足够的实践方法论说明。

第三，马基雅维里的弱外在主义。马基雅维里代表现代实践哲学的转向，即从古典德性论转向对现实政治条件、时势、权力、人民和历史经验的操作。他不再主要追问灵魂如何完善，而是追问在混乱现实中如何建构政治秩序。刘宇将其概括为弱外在主义：外部条件、命运和时势具有先决意义，但行动者仍需具备实践智慧、勇气、历史知识和组织人民的能力。其优势在于贴近现实，问题在于容易弱化内在道德品质，走向反道德主义。

第四，马克思的强外在主义。刘宇认为，马克思在伦理目标上与亚里士多德有相通之处，都关注人的自由活动和好生活；但在实践路径上，马克思拒绝通过单纯修身或意识改变来实现解放，而是强调消除私有制、异化劳动、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等外部障碍。换言之，马克思把人的内在善的实现主要寄托于外部社会条件的变革。因此，刘宇将马克思理解为强外在主义的典型：外在条件不只是辅助因素，而成为决定性因素。

在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的进一步讨论中，刘宇指出，恩格斯试图通过“总体性知识”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来解决社会变革问题，但这种全知主义路线存在困境：理论上似乎可以获得总体知识，但行动者一旦进入实践，就不可能站在世界之外全知地掌控整体。列宁的先锋队与灌输理论试图连接知识与行动，但也带来了知识分子、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张力。卢森堡等人则批评这种知行分离可能压制群众主体性。

最后，刘宇回到“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是否可以在实践中融通”的问题。刘宇认为，强内在主义和强外在主义都存在偏执：前者过度强调自我掌控，无法有效处理外部障碍；后者过度追求总体性知识和外部掌控，最终可能转化为绝对意志主义。相对而言，弱内在主义和弱外在主义更具有实践可行性。外部条件相对充分时，可以侧重内在品质的提升，即适用弱内在主义路径；外部条件恶劣或不足时，则需要优先改造外部条件，并在实践过程中培养主体能力，即适用弱外在主义路径。

刘宇在结论部分提出，应从“复杂实践”角度理解现实行动。简单实践类似制作活动，计划、过程和结果相对直接；复杂实践则充满异质性、转折、失败、反馈和重新理解。理解复杂实践，需要呈现实践过程、分析矛盾关系、把握转化的开放性，并将实践者置于情境、角色、情节和叙事之中。刘宇最后强调，文学和历史材料中包含丰富的复杂实践经验，实践哲学应当从这些材料中提炼理解复杂实践的模型。

持人龙霞感谢刘宇的精彩讲座，认为讲座以“实践与制作”的区分为出发点，提出“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的分析视角，清晰勾勒了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哲学史光谱。她指出，这一框架为理解哲学史提供了富有创新性的视角，论述清晰、深入浅出，内容充实，使人深受启发。

随后，在场师生围绕报告中的“内在主义—外在主义”分析框架展开提问，问题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其一，强、弱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四种类型是否都构成某种完备性理论，以及其取得支配地位后是否会产生类似弊端；其二，将马克思界定为“强外在主义者”时，如何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内在潜能与外部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其三，康德、黑格尔、阿伦特等思想家能否纳入这一框架，以及外在主义是否需要根据历史过程、主体层次和实践范围作进一步细分；其四，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的实践主体究竟是个人、组织、政党还是历史总体，以及历史叙事能否成为现实实践的筹划方式；其五，“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二分相较于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理性与感性等传统二分框架的理论优势、适用边界和前提基础。刘宇教授围绕规范性前提、人的潜能与现实性、历史叙事的实践意义、现代组织化行动以及该框架的结构性功能等逐一作了回应。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指出，刘宇提出的“内在主义—外在主义”框架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包容性和解释力，能够统摄实践哲学史中的诸多问题，是实践哲学研究中难得的成型理论方案。本次讲座对于学术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表明实践哲学事业“后继有人”。徐长福还强调，实践哲学研究不能停留于零散议论，而应建构总体框架，以引领具体研究。他主张在全国乃至全球学术分工格局中加强合作，坚持实践哲学的正向价值追求，不在复杂的思想环境中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