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42讲

2026年5月26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四十二讲“缘分”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主讲人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主持。

吴重庆教授介绍，刘永华教授长期从事明清社会史、民间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被认为是“华南学派”第二代学人的代表性学者。近年来，他致力于从本土概念入手思考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动力。本次讲座以“缘分”为题，梳理这一概念背后的宇宙观、跨生命关系与伦理意涵，并与儒家社会理论展开对话。

一、引言：从中国传统社会原理到基本语词的阐释

讲座伊始，刘永华教授表示自己对“缘分”的思考已持续六七年。近百年来，学界在思考中国传统社会原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严复、潘光旦对“群”与“伦”的讨论，陈其南对于“房”和“家族”的讨论；钱穆、傅衣凌、郑振满对“乡”“乡族”的讨论，滋贺秀三、凌鹏对“情理”的讨论；杨联陞、甘怀真、高桥秀郎对“恩”与“报”的讨论，费孝通、金耀基对“关系”的讨论等。这些基本概念构成了理解中国社会构造原理的重要入口，也启发了自己对于“缘分”的思考。

二、因缘世界的宇宙观：时间、生命形态与关系网络

刘永华教授首先从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传》谈起。这部小说讲的是两世的姻缘故事：前二十二回讲前世，后七十八回讲今生。前世中，纨绔子弟晁源对正妻计氏非常不好，纵容小妾珍哥虐待她。一次打猎时，他射杀了一只求救的狐狸。狐狸死后报复，导致晁源死亡。今生中，这些人分别投胎，被射杀的狐狸精变成了狄希陈的正妻薛素姐，计氏和珍哥变成了他的小妾和婢女。今生故事中，薛素姐和童寄姐分头对自己前世的仇人做各种报复，身份关系完全颠倒。

刘永华教授指出：“这样一个关系方式或者世界，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因缘’。”他追问：“这个背后是怎么样的一个宇宙观？涉及的是怎么样的空间？这个空间当中的时间概念又是如何？关联机制又是如何？”他姑且将这个世界称之为“因缘世界”。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他提炼出因缘世界宇宙观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是“三世两重因果”——故事涉及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构成不同生命体之间关系的历史性。第二是“跨生命形态”——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还包含了“非人的生命形态”，“它的主体已经超出了人类”，狐狸精也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体。第三是关系网络的“交错性”：“人本身，从父母的角度来说，有两层关系——除了我们的本生父母，在这个观念当中，还有前世父母。”这种关系的属性与因果报应密切相关，构成了三世轮回的基本动力，将过去与现在的生命形态整合为统一的时间秩序，并由此形成一种基于相同关系类型的整体性世界。

三、缘分的语词网络：从日常语言到学术分析

在对《醒世姻缘传》做文本分析之后，刘永华教授对“缘分”做了更学术的界定。“缘分”是口语化的表达，其比较正式的说法是“因缘”。他引用《辞海》的定义，把“因”和“缘”分开讲，认为这是一个外来的佛教概念。佛教中一般把“因”作为直接原因、把“缘”作为间接原因来理解，“因”和“缘”合在一起构成“因缘”。佛经《俱舍论》卷六言：“因缘合，诸法即生。”

刘永华教授强调，如果仔细查考史料或文学作品中的“缘”字词汇，会发现这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要更为丰富”。他引述杨国枢先生的研究并做了进一步梳理：“根据‘缘’的长短，可以说‘宿缘’还是‘机缘’，‘宿缘’是长的，‘机缘’要短。‘缘’的属性也不一样：人缘、姻缘、法缘、医缘和梦缘等等。‘缘’可以被评判有好有坏，有善有恶，可以构成‘良缘’‘凶缘’或者‘孽缘’等等。‘缘’可以有、可以无：‘有缘’‘无缘’。‘缘’还可以变动：‘缘起’‘缘灭’。这些都是名词、形容词再加一个‘缘’字构成的名词形态。还有动词加‘缘’：‘随缘’‘化缘’等等。”这便是“缘分”的语词网络。刘永华教授指出，“缘分”概念在日常语言中极其丰富，这本身就表明它在中国人生活中具有深厚的根基。

四、缘分的伦理维度：在道德化与去道德化之间

刘永华教授以史料为例展示因缘世界的广度。在梁武帝的《东都发愿文》中，祈愿对象从“自身的最近亲属”——父母亲、兄弟，到“过去一切尊卑眷属”，再到“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过去一切本身因缘眷属”，最后扩展到“今日的率土（梁朝境内的所有生灵）”、“今日北虏（北魏境内的所有生灵）”、“今日三恶道”乃至“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空间里每一个地方所包含的种种生命形态”。“这个文本里面勾画出来的一个图景：一个以他身边最熟悉的父母亲兄弟为核心的、然后一步一步往外延展的这样一个世界。”其后，刘永华教授又列举北朝景明三年、普泰元年的造像题记、敦煌愿文以及山西晋城郜村碑刻（北宋天圣十年）等史料，进一步分析中国古代缘分概念背后的宇宙观，并由此引入缘分叙事中的伦理秩序。

刘永华教授特别讨论了缘分观念的伦理维度。一方面，缘分观具有很强的道德说教意味，“以功德的积累——就是通常说的积善、积德——作为导向的一种道德驱动的行动”。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缘分观中一种“让人在道德上会有些不安”的面向。以清初小说《梼杌闲评》为例，这部小说将明末魏忠贤及其党羽写成妖魔转世，其前世是一群被地方官员枉杀的“蛇”。按照这种逻辑，魏党作恶似乎找到了理由，而忠臣义士被魏忠贤借机除掉，反倒让人觉得是罪有应得。刘永华教授评论道：“这个逻辑如果把它推到一个比较极端的状态，这样一种观念其实让人在道德上是会有不安的。它从某种程度上有一个指向，让那些忠臣义士不那么高大上。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被虚化’的状态。”

此外，缘分观常被视为一种命定的关系。面对这种宿命论意味的观念，行动主体是否完全被动？刘永华教授以清代小说《梦中缘》为例说明并非如此。小说中男主角的姻缘被一首诗锁定，但他的母亲得知后说：你平日说要找一个才貌双全的，今天有幸得到上天的指引，不是说你坐在那里等女子走上门，而是应该趁此机会去南方走一遭。“就是说，姻缘不是说你坐在那边做的，而是你还得有所行动。”《金瓶梅》中，潘金莲见到武松后心想这背后可能是一段姻缘，这个念头直接导向了她采取行动。刘永华教授指出，“缘分本身也有建构性的意涵，需要去修成”。

五、缘分观与气论、差序格局的对话

在与儒家社会理论的对话中，刘永华教授引入了滋贺秀三关于“气”的讨论。滋贺秀三在《中国家族法原理》中认为，中国古代理解血缘关系的核心概念不是“血”，而是“气”。“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父亲和儿子有共同的气，但在形体上分开。正是通过同一种类型的气，把具有血缘关系的人联结在一起。这一观念在《通典》（引刘宋傅隆）与《明夷待访录·原臣》中都有记录。其后，刘永华教授以《国语》中对姻亲异德的解释、《礼记·丧服》中对恩与义的解释，将儒家社会的伦理秩序推延至亲属关系与君臣关系。

在此基础上，刘永华教授将缘分观与“差序格局”做了初步对比。从关系结构上看，“气”观构成的是“线性的、平面的”格局——从某个起点同系延伸；而缘分观构成的是“立体的网络”——“既有自己本身的亲属关系，也有前世、前世的前世……的亲属关系，所以形成的是立体型的结构”。从生命形态范围看，差序格局“基于人的，不考虑其他生命形态”；而缘分观“涉及到的是跨生命形态”——你的前身完全可能是非人的生命形态。从时间维度看，差序格局是“此生此世的”；而缘分观则“涵盖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

刘永华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异背后是不同的伦理取向。“差序格局确立了亲亲尊尊的个人位置，在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之间规定了较为硬核的属性——这种关系是没得商量的，同宗就是同宗，父子关系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不同关系之间具有难以逾越、不可混同的差异。”而缘分观“一方面认可存在这种关系类型，但同时因为还有一个前世父母的关系，导致整个图景被赋予另一个面向，把我们现实的关系重新洗牌”。

这种观念的作用是双重的：“首先将亲属关系相对化，同时又有可能拉近我们和陌生人的关系。”虽然我们见到的是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但“通过‘缘’的因素，可能我们在前世或者前前世或者某一个非常久远的时代，有一种‘缘’的历史关系存在，从而我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陌生人。”

六、从缘分观看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建构

讲座最后，刘永华教授回到当代社会问题。他引述陈少明教授在《亲人、熟人与生人》（2016）中提炼的三个范畴，认为这为我们思考缘分观的当代意义提供了框架。“在现在这个社会，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怎么走出熟人社会，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信任感丧失得非常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缘分观或许能提供一种思想资源。“缘分观对不管是亲人、熟人还是生人，都有可能发挥一定的关系调整作用，特别是对生人，它有助于我们去陌生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能不能说缘分作为一种观念，构成了儒家社会观的某些偏狭面向的‘解药’？”刘永华教授谨慎地提出这一设想，并进一步追问：“它能不能达到不仅仅是人类——在我们讨论人和物、特别是人和动物、和生命体的关系的时候，也能帮助我们提供一个本土的角度、一种思维的方式？”

七、评议与讨论

讲座结束后，吴重庆教授、陈少明教授、刘志伟教授先后发言讨论。

吴重庆教授指出，“缘分”十分符合“标识性概念”的标准，它并非概念史的简单梳理，而是从中国人传统与当下的日常生活、民间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与构造力。结合自身在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吴重庆教授深有感触：那些从前被视为“没见过大世面”的普通民众，口中会自然说出“前身世”这样的词，他们的世界观反而比我们更为开阔，不仅打通了空间，更贯通了前世、今生与未来世。刘永华教授指出“缘分”的道德化与去道德化张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缘分”的去道德化倾向毋宁是对儒家道德化解释在实际遇到挑战时的一种修补，补充了儒家文化的解释力，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环。所以，中国社会理论的建构不能仅限于当下生活经验，而应从更深层的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

陈少明教授指出，“因缘”是佛教进入中国后深刻影响社会观念的关键概念。传统儒家并无三世之说——孔子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仅表态度，并无天堂地狱；道家庄子讲“气聚”“气散”，亦无来世观念。佛教传入后，才带来了“来世今生”的思想。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把一种现实的价值变成是一个超越你一时一地的行为、而是能够广泛影响的这样一种操作”。对普通民众而言，儒家的“三不朽”或显高远，而佛教的前世今生则让普通人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产生跨世的后果，因而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与约束力。

刘志伟教授就讲座中提到的“七世父母”概念提出学术史追问：这一概念究竟是佛教固有，还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并由此指出，理解中国社会必须面对儒、佛、道三教交融的复杂局面。“我们现在都以为中国都是儒家一个传统，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佛道各种宗教其实一直也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面，参与社会构造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