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跨世代哲学工作坊：技术时代的力量与生命
2025年11月29-30日，“第一届跨世代哲学工作坊：技术时代的力量与生命”开幕式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举行。会议伊始，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苏杭副教授对与会学者致以热烈的欢迎。随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发表致辞。张伟教授通过回顾百年前德国思想界的关切，以表明本次会议的重大意义。他指出，1929夏季学期海德格尔的讲座直面德国观念论和当代哲学的困境。海德格尔在该讲座中提出，当时的思想界正在被“人类学”和“形而上学”两股趋势推动。尽管海德格尔试图以形而上学的趋势取代人类学的趋势，但“力量”和“生命”确已成为当时哲学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并为舍勒、卡西尔等思想家广为讨论。张伟教授强调，在当今的技术时代，我们虽已超越了百年前哲学人类学的具体视域，但唯有诉诸更根本、更形而上的追求，才能从更深层次反思当下时代与人自身的问题。致辞尾声，张伟教授对本次会议寄予厚望，并将其许为一次具有“标识性事件”意义的学术聚会。
11月29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博士生李骁原担任主持人。
复旦大学博士生宋佳慧以《柏拉图晚期形而上学重构中的“知识”与“存在”——以“δύναμις”为线索》为题进行了报告，探讨柏拉图晚期对话中“δύναμις（潜能/力量）”概念在形而上学重构中的作用。认识论上，“δύναμις”的主被动结构使感官对可感事物的感知与灵魂对可理知存在的洞察之间建立起类比，从而联结知识与信念；本体论上，“δύναμις”作为“存在”的定义不仅使生成和永恒存在达成和解，还打破了早期理念论的僵化。此外，“δύναμις”的数学内涵——使不可公度量得以公度的中介——早已了暗示“δύναμις”先于任何区分的超越性。
评议环节，上海财经大学讲师徐逸飞就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如：“‘δύναμις’的强相似性能否足以支撑体系性的论述？”“中介性是否比‘δύναμις’更为根本？”等。中山大学博士后黄唯婷也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δύναμις’诸意义背后的本质联系是什么？”“是否所有中介都需要通过比较才能被把握？”等。
鲁汶大学博士生万岱以《“隐德来希”的消失：普罗提诺对“潜能-现实”学说的接受和改造》为题进行了报告，分析普罗提诺对“潜能-现实”学说的接受与改造。普罗提诺以“动能”概念为核心，淡化动态意义和模态意义。他建立“能动性规划”，描述存在的不同方式，以及呈现流溢活动的不同环节。这种模式启发了中世纪哲学对于自然存在和恩典之关系的构想，尤其影响了阿奎那关于“存在潜能”和“存在实现”的学说。
评议环节，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裴延宇首先总结了两场报告的思想史纵深，并就翻译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强调了努斯学说对于本主题的重要性，并讨论了普罗提诺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策略以及“非存在”学说。上海财经大学讲师徐逸飞则从斯多亚主义的“种子理性”、普罗提诺的质料学说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图宾根大学博士生康美慧以《精神质料与自由意志——以奥古斯丁对“天”和“地”的释义为中心》为题进行了报告。该报告考察奥古斯丁对《创世记》第一章四次不同的解释，追溯精神质料概念如何走进奥古斯丁的视野。精神质料是可变性在精神领域的体现，也是一种尚无对象的“去意愿”的能力，它在本体论和伦理学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从虚无中被造的精神质料是解释天使、人类灵魂的堕落的关键，沉淀着奥古斯丁对人类处境的形而上学反思。
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帅首先简述了奥古斯丁给古代世界及其道德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然后着重就意志问题展开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雷思温则围绕精神质料与意志，以及两者是连续性或层次性等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讨论的方向。
哈根函授大学博士生夏天宇以《奥古斯丁与斯宾诺莎：论“modus”学说中的力量传统》为题进行了报告，追溯“modus”（尺度/样式）概念从奥古斯丁到斯宾诺莎的发展，揭示了一条力量形而上学传统。奥古斯丁的“尺度”作为肯定性能力，但经院哲学仅仅继承其传统中“modus”的否定性面向。斯宾诺莎通过将样式本质定义为“努力（conatus）”，回归了奥古斯丁式的“尺度”。由于神之力量必然处于行动之中，力量、样式和行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统一体。
评议环节，同济大学副教授吴树博首先肯定了把斯宾诺莎把奥古斯丁结合研究的努力，但提出要考虑两者基本存在论背景的差异，尤其注意斯宾诺莎的“神”与“样式”并非创世的关系。接着，他提出“modus”概念含义的丰富性，以及样式主动性的限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帅就“capacitas formae”概念的翻译及其与“力量”概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11月29日上午第二场报告由中国社科院大学博士生周琪凯担任主持人。
圣母大学教学助理教授刘慧珉以《“Concei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Spinoza on Real Distinction》为题进行了报告。该报告探讨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相对立的“实在区分”概念。斯宾诺莎认为实在区分基于概念的独立性而非相互排斥，因此不蕴含可分离性。这一观点打破了传统联系，并挑战了“同一性的不可分辨性”原则，允许同一实体内部存在实在区分。通过重新解释“conceive one without the other”的含义，斯宾诺莎发展出独特的形而上学，既支持实体一元论，又否定同一性的传递性。
评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李鹃就斯宾诺莎对差异标准的转化、笛卡尔的解决方案及实体的单一性等问题了提出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宋一帆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否定概念、身心同一性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高一萌以《“描述自然”以“解释自然”——培根的自然志事业》为题进行了报告，探讨培根自然志如何整合文艺复兴的“描述”传统与“解释”目标。培根以实验和观察为基础，通过归纳提炼公理，自然志则基于简洁而抽象的框架来解释自然。《密疏志》是此类自然志的最佳范例。培根的自然志旨在“解释自然”而带有鲜明的哲学解释属性，这种描述与解释共存的科学方法在17世纪的科学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评议环节，同济大学副教授吴树博就科学史与哲学史研究路向的差异、培根哲学的基本观念及学科划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圣母大学教学助理教授刘慧珉在描述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区分、简单自然的基础性及其与物质运动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徐陆圆以《实体与属性：斯宾诺莎论属性间“实在的区别”》为题进行了报告，聚焦斯宾诺莎属性学说的核心问题，即思维与广延为何是实在区别却属于同一实体。该报告通过分析属性作为实体本质的构成方式，论证其区别源于认识论和因果上独立性而非本体论分离。斯宾诺莎构建了一条以内在性与肯定性协调“一与多”的形而上学路径，与强调否定性与中介性的德国唯心论形成根本对峙。
评议环节，同济大学副教授吴树博指出一多关系在哲学史中的重要性，并在文章的一些具体表述方面提出了可以继续精进的建议。圣母大学教学助理教授刘慧珉探讨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和因果上的独立性的关系，以及实在的区分和理性的区分的区别，并在最后提出了自己对该主题的解读。
11月29日下午第一场报告由复旦大学博士生谢澳迪担任主持人。
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宋一帆以《斯宾诺莎论建制生命（Vitam Instituere）》为题进行了报告。他指出，力量和权力都是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的可能性形式。与其同时，斯宾诺莎在政治哲学中展现出来的对革命的警惕、对良治的向往，都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制度主义”立场。但这种制度主义亦非简单的保守主义，而是因为斯宾诺莎洞察到了生命与建制之间的隐蔽关联。
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功青首先批判地分析了激进左翼对国家与民众关系的解读，提出两者应该是双向建构的关系，并对那种认为两种力量的紧张关系能够简单地被消解的观点表示怀疑。此外，他探讨了激进左翼是否可以斯宾诺莎文本中发现“诸众”的积极解释的问题。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肖柯以《论阿尔都塞的“例外方法论”与斯宾诺莎的“独异性”》为题进行报告。报告认为“例外方法论”和“结构实存于其作用”都基于斯宾诺莎的独异性概念，可以用于思考革命形势中诸矛盾的存在秩序。对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阅读”表明，独异性概念在与神相对立的意义上具有颠覆决定论的激进潜能，而例外方法论与之内在相通，其内含的世界观呼唤革命主体对宿命论进行反抗。
评议环节，复旦大学副教授祁涛讨论了阿尔杜塞在思想框架的变化，指出了“例外”的外在性与斯宾诺莎内在性系统之间的张力，并建议在马基雅维利和斯宾诺莎的关联中进行思考。
中山大学博士生蒋凯扬以《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永恒与时间》为题进行了报告。他主张斯宾诺莎通过“力量”概念解决了永恒与时间的矛盾：神的力量作为“自身超出自身”的原初时间性，必然且完全地实现为世界，其内容包含变化与绵延，但其实现本身是永恒的，因为它直接就是完全实现的而不需要借助日常意义上的绵延来弥补不完全性。
评议环节，同济大学副教授吴树博对引入斯宾诺莎哲学之外的概念进行解释的尝试表示赞赏，但要求对其中的基本概念进行进一步的澄清，并指出神的力量与“自身超出自身”的描述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功青强调了斯宾诺莎哲学中“永恒造出时间性”“神分殊出差异”等概念的解释困难，并结合德勒兹的生产概念进行了继续探讨。
复旦大学博士生陈修竹以《非隐德莱希式生命——从有机体出发论谢林的斯宾诺莎批判》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指出，谢林批判性地继承了康德的有机体学说，突破了传统形质论和生命定义，建立起基于“潜能阶次”的“非根据—二本原”学说，以生命的动态构成回应了斯宾诺莎的静态实体属性平行论。谢林自由体系保留的开放性，使之有别于一种通过康德自然合目的性概念而泛化的自我保存结构，关键在于谢林所理解的生命是“非隐德莱希”式的。
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雷思温首先探讨了黑格尔与谢林对斯宾诺莎的不同态度，建议加入对“同一哲学”的论述，并着重强调了波墨（Böhme）哲学之于德国哲学的重要性。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着重分析了生命概念改造中的基督教关切及其背后的深层目的论。他认为康德体系和德国古典哲学后三位哲学家的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并点明了他们所动用的波墨思想资源。
11月29日下午第二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博士后相明担任主持人。
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肖根牛以《康德论斯宾诺莎主义的道德狂热问题》为题进行了报告。他指出康德在被卷入泛神论之争后如何反对斯宾诺莎主义。康德认为斯宾诺莎主义所坚持的理性一元论会带来狂热主义问题，并会从认知领域蔓延到道德领域。道德狂热不仅挑战了义务论伦理学，而且提供了一种基于纯粹道德原则之上至善路线。康德基于义务论伦理学基础展开了对斯宾诺莎主义道德狂热的批判，以此为自己的德性论和至善方案进行辩护。
评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功青肯定了该研究对解释德国古典哲学和斯宾诺莎的关系、泛神论争论等问题的贡献，但怀疑康德对斯宾诺莎的了解及其批评的有效性。此外，他也讨论了理性与道德狂热的关系。
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宋鉴开以《康德的无限时空疑难——对“被给予的无限大小”的形而上学解读》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指出，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将时空描述为“被给予的无限大小”在表面上同康德对理智直观的拒斥相冲突，实则不然。他主张康德所提出的“无限时空”或“形而上学时空”所关涉的无限性既非数学的无限性，亦非先验的无限性，而是纯粹被给予的先天杂多自身所特有的无限性，它具有先于经验实在性的原初实在性。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副教授刘晚莹指出了这一解读的激进性，认为时空一般被理解为感性直观的单纯形式。她随后提出了该解读所面临的可能的危险，如对直观形式的实体化以及通向康德所拒斥的绝对唯心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李志龙建议进一步花篇幅澄清“形式直观”、“无限性”、“被给予”和“被制作”等基础概念。
复旦大学博士生马雨乔以《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从道德情感的视角看》为题进行了报告。休谟质疑理性能否独自奠基道德，主张以情感为核心。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通过理性自我立法确立形式主义伦理学，强调道德法则的普遍性。报告指出，在晚期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重新安放了同情等道德情感，将其作为义务的组成部分，表明形式主义虽在奠基环节悬置情感，但在实践层面整合了情感，从而全面回应休谟的挑战。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副教授谢裕伟建议详述“敬重感”，并认为相较于休谟，哈奇森与卢梭更是康德道德思想的主要来源。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肖根牛继续探讨了康德伦理学中纯粹与不纯粹部分间的关系、道德人类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中理性的差异以及休谟的“经验自我”和康德的“理性存在者”之区别等问题。
11月30日上午第一场报告由中山大学助理教授张米兰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赵启达以《自然有机论与伦理自然的诞生——以谢林<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与黑格尔<论自然法>为中心》为题进行了报告。报告从自然有机论出发，主张自然整体应当被理解为生产性及其产物的统一。青年黑格尔已将自然的有机本性建构于思辨的绝对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进而在《自然法论文》中将“伦理自然”视为这一有机理念的“现实身体”。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副教授周小龙建议详细考证黑格尔对谢林自然哲学的接续，并适当缩小问题域。湖南师范大学讲师严杭迪建议以整体-部分为中心，澄清谢林自然哲学对理解黑格尔法哲学具体观点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郭祐嘉以《论谢林中期哲学中“恶”的消解问题——以<自由论文>和<斯图加特手稿>为核心》为题进行了报告，以谢林哲学中“恶的消解问题”为核心，整合上帝与恶所代表的“反体系性”的重要意义。该报告分析了谢林关于恶的消解的不同表述及其内在的涵摄与发展关系，并强调谢林后期哲学之于中期哲学的承续性以及必要性。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副教授周小龙认为报告的解读受哈贝马斯影响较大：一方面，报告把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偏向了对人的死亡的解释；另一方面，报告把时间学说嵌套在拯救学说中。湖南师范大学讲师严杭迪建议澄清本原的多重含义，并认为将谢林早期学说的方案放在中期思想中可能存在错位的问题。
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升以《前定和谐与智能机器：莱布尼茨-培尔论争及其当代启示》为题进行了报告。莱布尼茨主张灵魂与身体通过上帝预设的和谐协同运作，强调自发性，并认为上帝能创造“自动驾驶船舶”，预示智能机器的可能性。培尔则质疑自发性，否定自动驾驶可能性。论文指出，此论争关涉智能机器哲学基础，莱布尼茨的思想预示了自动化的世界图景。
评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李鹃建议补充有关机械论的阐释，并讨论机械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湖南师范大学讲师李志龙建议考察莱布尼茨的灵魂概念的谱系，正面讨论现象层面的身心关系，并在智能与统觉的关系问题上表达了观点。
11月30日上午第二场报告由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张云翼主持。
浙江大学博士后邵奇慧以《形式之形式，格式塔之格式塔？——论梅洛-庞蒂哲学中的身体图式及灵魂概念》为题进行了报告，分析梅洛-庞蒂哲学中的身体图式及格式塔概念。身体被视为“格式塔之格式塔”，即“形式之形式”，参与知觉场域的构形与转形。通过动态的等价系统和背景-显形分化，身体图式作为可转形的身体，在意义的显现中起核心作用。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博士后王知飞就如何用格式塔回答一多关系问题、“形式之形式”与“格式塔之格式塔”的区别、“肉体”与“身体”在梅洛-庞蒂哲学中的差异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补充了胡塞尔在艾多斯和格式塔上的区分，以及相关词根上的关联。
中山大学博士后左帅以《胡塞尔现象学形而上学是存在论神学吗？》为题进行了报告。他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机制的判定切入，指出“存在神学”是形而上学的宿命。学者腾格义（Tengelyi）继承此判准，以“原事实的形而上学”概括胡塞尔，认为胡塞尔未落入存在神学窠臼。报告追溯了存在神学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张力到司各脱“单义性”的构建过程，并提出胡塞尔的形而上学可分为三个阶段，同时包含绝对者形而上学和理念形而上学。
评议环节，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尚静建议区分胡塞尔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和胡塞尔所推动的形而上学。她认为胡塞尔在1929-1931年（第三阶段）仍在处理报告所谓第二阶段的终极问题。另外，她建议把论题放在讨论腾格义解读的框架内，而非存在神学的框架内展开。
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尚静以《生命现象学是一种形而上学吗？》为题进行了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经典现象学回避形而上学，但是生命现象学家如米歇尔•亨利和巴尔巴拉斯主张生命运动本身即是形而上学事件。通过现象学翻转，生命使“思”可能，现象的显现指向生命的自我启示而非对象构造。这一动向打破了康德的认识论禁令，进一步探索前反思的给予性，不仅能够回应思辨实在论的批评，而且揭示生命-世界-主体性交织的动态实在。
评议环节，浙江大学博士后邵奇慧认为仅用生命界定意识可能导致对意识的矮化，她希望建立生命哲学与形而上学之间更紧密的关系，并讨论了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的关系。
中山大学博士生李钺以《作为一种生命形式的“喀戎”隐喻》为题进行了报告，通过科耶夫的“未来人”想象与希腊神话中的“喀戎”隐喻，探讨了生命形式的边界。科耶夫认为历史终结后人类可能沦为动物式存在，但“追求高雅”的生活方式保留了人性。喀戎作为半人马，是神、人、兽之间的中介，教导英雄技能却无法永生，体现了界槛的断裂与连接。该报告揭示喀戎隐喻象征了生命形式中模糊地带的必要性及其最终消隐，以维持神、人、兽的分离。
评议环节，中山大学博士后相明联系马基雅维利、阿甘本、葛兰西、阿尔都塞等哲学家，讨论了喀戎的教导形象在思想史中的演变，指出其体现了人形象的具体化。复旦大学青年研究员宋一帆就“科耶夫能否论证喀戎的形象？”等问题提出了见解，并讨论了阿甘本对技术的警惕。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罗欣蓓以《自我与他者的双向建构：克尔凯郭尔对话列维纳斯》为题进行了报告。克尔凯郭尔从个体生存论出发，强调主体性真理，以上帝为中介实现爱邻如己；列维纳斯则从他者伦理学出发，以面容的无限性为核心，拒绝中介，直接与他者相遇。两者都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性体系并追求超越性，但分歧在于伦理关系是否需要上帝作为中介。通过对话，两者共同勾勒出自我与他者双向建构的理论图景。
评议环节，湖南大学副教授文晗认为对克尔凯郭尔和列维纳斯而言，优先者分别是自我与他人。他强调列维纳斯试图“超逾存在”，指出列维纳斯并不认为关于存在的经验是原初的；她建议从重复和记忆的角度来比较克尔凯郭尔和列维纳斯。中央民族大学讲师毕波从胡塞尔现象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问题，涉及从自我建构他人的克尔凯郭尔路线的独特性问题、他人绝对外在的被给予方式等问题。
11月30日上午，闭幕致辞环节由中山大学教授户晓坤主持，中山大学丁耘教授发表总结致辞。丁耘教授首先感谢了与会嘉宾，充分肯定了从会议中所展现出的哲学学科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丁耘教授表示，会议完满实现了让专精老师评议对应文章的意图。他描绘了当前研究所呈现的几个趋势：1）从古代晚期延伸至早期中世纪；2）从中古晚期过渡至早期近代；3）不再单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主线来串联德国古典哲学；4）不再仅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主线研究现象学。这些所谓的“次要”研究实则帮助我们极大地开拓了视野。康德在四五十年前曾是思想解放的标志，但由于其在思想界的长期统治，逐渐显现出保守的一面；而走出康德的诸条道路盘根错节。丁耘教授随后提出，斯宾诺莎非但不是“前康德哲学家”，反倒是“后康德”、甚至“后海德格尔哲学家”，因为斯当代对宾诺莎哲学哲学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来自后海德格尔时期的法国哲学。“力量与生命”的主题首先汇聚在斯宾诺莎和普罗提诺的研究上，这不仅适于反省当今的技术时代，更贯穿了整个思想史的传统。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撰稿：杨星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