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83期

2026年3月25日下午，实践哲学研习会第83期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504室举行。本次研习会的主题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棉纺织业为视角”。主讲人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兴升讲师，主持人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评论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练建玲讲师和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凌菲霞副教授。

报告开始前，主持人李婷婷对主讲人和评论人作了简要介绍。主讲人杨兴升拥有跨学科的学术背景，其本科攻读物理学，硕士攻读科学技术史，均获理学学位，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

本次讲座以棉纺织业为视角，深入解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论述。杨兴升指出，选取这一视角是因为棉纺织业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借此可以具体审视经典作家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其研究对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与根本任务具有重要价值。

杨兴升首先回顾了关键的历史背景转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前，中国曾是棉布净出口国。但随着英国工业革命完成，机器生产使棉纱成本在1836年降至1760年的约5%。凭借巨大的价格优势，英国机制棉纺织品对华出口激增，使中国转为贸易逆差。廉价的洋货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瓦解了“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结构，引发了深层的社会经济危机。

针对这一冲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们指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造成双重困境：一是民众普遍贫困导致内需不足，抑制了技术升级的动力；二是手工业只能依靠极端压缩家庭劳动成本进行“内卷化”的低水平抵抗，而非通过技术革新实现真正的“劳动时间的节约”，因此最终无法抵挡机器化大生产。他们进一步认为，旧生产方式的瓦解是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后的必然。中国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国际分工下的商品经济。唯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和低廉的劳动力才能从社会负担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与国际竞争优势。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未来匹配何种具体“新社会制度”的论述存在张力。他们曾预判中国可能走向“中华共和国”，但同时对民众运动（如肯定反侵略斗争、批评太平天国后期）的评价颇为复杂，这表明他们的制度预测保持着一种开放而非定论的状态。

最后，杨兴升总结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竞争的根本层面，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动因在于生产力落后，根本任务在于改造旧生产方式、发展社会生产力。他们对人口优势转化和新旧生产方式更替的洞察具有深远意义，其聚焦于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论述，对理解当代中国的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评论人练建玲对报告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其研究特点鲜明。首先，报告跳出传统宏大叙事，以棉纺织业为具体产业视角，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议题间构建了具象桥梁。其次，论证严谨，不仅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还运用了详实的经济史数据，如对比1760年与1836年英国纺织成本变化，生动揭示了机器工业的历史性替代。最后，她对报告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观点的不同进行了分析和提问。

评论人凌菲霞充分肯定报告的选题新颖、史料扎实、论证清晰，并赞赏其敏锐捕捉了马克思、恩格斯观点间的差异与张力。在此基础上，她提出三点商榷意见：第一，产业视角可进一步深化，当前棉纺织业更多作为背景，而非对其技术、组织本身的分析；第二，报告核心概念“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涵需更明确界定；第三，建议深入探讨两个理论问题：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错位”现象如何同“资本主义萌芽”等主流论述对话，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农社会主义”的看法变化及其与中国近代革命传统的关联。

在场师生也就“现代化发展与转型路径的多元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关注中国”等问题向主讲人进行提问。主讲人杨兴升一一回应了在场师生的评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