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5季第3讲

2025年11月10日上午，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五季第三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420室举办。本次讲座特邀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教授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主讲，中山大学哲学系张笑夷教授担任主持人，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荣休教授沃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久儒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在讲座开始前，张笑夷教授简要介绍了卡沃拉科斯教授的学术经历和从事卢卡奇思想研究的特点，期待卡沃拉科斯教授的讲座引领我们重新置身于当时具体的思想视域和理论争论中来深入理解卢卡奇的思想。

讲座伊始，卡沃拉科斯教授提出，卢卡奇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其思想始终致力于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源。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解释史中，主流阐释多将其简化为一名教条化的思想家。卡沃拉科斯教授认为，这种解读与卢卡奇文本的实质存在根本偏离。他强调，卢卡奇理论的核心关怀实为历史问题，尤其在于如何调和“形式主义”所强调的稳定结构，与“历史主义”所关注的动态演变之间的深刻张力。

在卡沃拉科斯教授看来，卢卡奇从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封闭僵化的教义体系，而是始终以革命实践为核心，致力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力图通过辩证法的中介作用克服传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提出“历史的唯一实体是历史本身”。卡沃拉科斯阐释道，卢卡奇所倡导的“革命辩证法”，本质上是围绕历史 “新质性”（otherness）的生成机制展开：革命实践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无法从既有条件中逻辑推导的“崭新事物”（the radically new），而 18 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思维将历史简化为自然法则的延伸，恰恰否定了这种历史新质性的涌现可能。从方法论层面看，《历史与阶级意识》呈现出双重建构的特征：一方面揭露传统理论通过将历史还原为原初条件或简单概念的必然展开，从而实现“废除历史”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则系统论证“新质性”在实践中的生成可能。卡沃拉科斯特别批判了官僚理性主义将历史固化为静态结构的做法，认为这一倾向直接违背了马克思 “历史是人的自我创造过程”的根本命题。在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批判中，卡沃拉科斯进一步指出其三重理论困境：其一，无法理解人作为历史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二，无力破解理性形式主义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引发的认知悖论；其三，难以弥合历史相对主义与普遍价值之间的深刻对立。这三重困境本质上源于其方法论的根本局限。

在关于卢卡奇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探讨中，针对思想史研究中“卢卡奇是黑格尔辩证法继承者”的惯常叙事，卡沃拉科斯提出了不同观点：卢卡奇的核心立场建立在与黑格尔的根本分歧之上，其思想起点并非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传统，而是“社会存在基于人的实践”的唯物论立场。在他看来，对卢卡奇而言，并非形式决定内容，而是历史先于体系，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核心分歧贯穿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全程。卡沃拉科斯教授强调，《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批判精神并未在后期思想中中断，而是以本体论研究的形式深化。卢卡奇始终拒绝将历史简化为系统逻辑，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等被忽视文本的细读，确立了历史性的哲学尊严。他既批判早期浪漫主义弥合理念与现实断裂的失败尝试，也反对黑格尔“以逻辑学统一理念和现实”的理论路径，坚持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将辩证法理解为从现实本身提炼概念，并组合为具体世界图像的思想实践——这不是可套用的公式，而是内容始终优先于形式的理论方法。卡沃拉科斯将卢卡奇的思想旅程概括为“艰难的平衡艺术”：既是反黑格尔的，又始终保持与黑格尔的思想对话；既批判意识形态及其理论的方法论前提，又将社会主义视为需要长期斗争的可实现事业。这种平衡体现在其学术选择中——始终留在社会主义体制内持续思考，晚年未完成的写作正是其思想开放性的见证，彰显了向历史保持开放的持续辩证实践。

在对比分析中，卡沃拉科斯指出了卢卡奇历史理论的深层困境。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精神现象学辩证法解释20世纪社会历史问题，将无产阶级塑造为通过阶级意识觉醒实现“主客体同一”的历史主体——这一理论建构虽逻辑自洽，却深陷新康德主义先验逻辑的桎梏，未能真正切入社会历史的具体内容。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确立的唯物史观，其核心在于意识形式植根于市民社会，主张通过政治经济学解剖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而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中介，构成这一基础的核心范畴。卢卡奇的理论偏差则体现在三方面：其一，割裂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内在关联；其二，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其三，背离历史总体性原则，其主客体辩证法本质上仍属主观主义的思辨构建。尽管卢卡奇在1967年序言中承认早年对劳动范畴的忽视及“混淆物化与对象化”的理论失误，但人与自然通过劳动实现互动的动态过程已被其理论框架遮蔽。  

随后，黄久儒对讲座作了评议。他指出，卡沃拉科斯立足于德国古典哲学视域，系统揭示了卢卡奇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与根本困境，为学界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研究视角。他援引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论断——“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乃是一段‘尚未澄清’的思想史议题”，强调思想史的生命力正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映照。

黄久儒进一步将卢卡奇的理论困境归纳为三重矛盾：其一，受新康德主义影响，虽超越第二国际的形式逻辑，却仍囿于“知性科学”层次，将黑格尔原则外在施加于研究对象，未能深入社会历史的内在内容；其二，接受维科的历史二分法，割裂人类史与自然史，否定自然辩证法，背离自身倡导的“总体性” 原则，退返费希特式的主观主义立场；其三，混淆“物化”与“对象化”，仅捕捉历史特定阶段的结果，忽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与总体性原则形成自相矛盾。尽管存在上述理论困境，黄久儒强调，卢卡奇的历史观仍深刻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等后续思潮，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绕不过的理论峰峦”——其思想既是思辨哲学的一次重要综合，也是通往真正唯物史观的“必经之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与思想启示。

评议结束后，沃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等在场参加者进行了讨论和交流。最后，主持人张笑夷向卡沃拉科斯表达了谢意，并对讲座作了简单的总结。部分师生合影留念，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