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坛第165期

2025年12月12日上午，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65期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420课室举行。本期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邹诗鹏教授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的开源与拓新——兼谈哲学人类学的复兴”。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主持人。

讲座伊始，马天俊教授扼要介绍了邹诗鹏教授的学术成就以及本次讲题的理论背景，指出此次讲座汇聚了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专业学者，将是一次难得的高水平学术交流。

在报告的导论部分，邹诗鹏教授首先提出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他指出，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现有的研究范式与学术生产模式或已触及瓶颈，学界内部似乎存在着学科发展受阻的“内卷”焦虑。在此背景下，如何打破藩篱、寻求学科的有效拓展与生长点，成为当务之急。

针对这一时代性的学术挑战，邹诗鹏教授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两条辩证路径：“开源”与“拓新” 。所谓“开源”，旨在对既有理论资源进行深度的化用与重新激活；而“拓新”，则在此坚实基础上向外展开理论延展及其跨学科研究。

关于“开源”，邹诗鹏教授强调马哲研究依然有开源的必要，而且，“根深”才能“叶茂”，开得越深，拓展的空间越大，应有必要发扬马哲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哲学基础理论的持续挖掘。他认为，尽管面对技术化的挑战，但马哲学术研究必须朝向文本之“源”的定力，该坐的“冷板凳”一定要坐。

针对技术加速时代的深度阅读匮乏现象，他指出，必须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深研精读，方能锻造出思想穿透力。从原著、基础理论以及理论史的训练，以及结合对重大社会实践问题的把握，有理由指向独立思考能力的养成，独立思考能力，也特别取决于尽可能理解和把握这一正在变化的世界。邹诗鹏教授特别致敬向中山大学叶汝贤教授等老一辈学者在学术生涯中所展现的学科团结精神与协调智慧，认为这一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垂范意义。邹诗鹏教授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接地气”，从反思苏联教科书模式到确立中国学术自身的理论主体性，学者的理论研究旨趣必须为国家与民族的主体性提供支撑。他结合自身在基层工作的经历指出，若缺乏对社会底层生存状态的切身体认，便难以真正理解“生存论”的哲学实质，对于其现在正在展开的民族理论方面的研究，其也特别强调其有关民族实践的经历与观察。

就马哲本身的“拓新”，邹诗鹏教授认为在夯实唯物史观等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有理由在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其一是重估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邹诗鹏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第一个方面，即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关联，学界着力较多。而且有关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看上去也一直是学界的热点。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有深耕的空间。邹诗鹏教授主张将1843年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作为重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逻辑的起点，并有理由揭示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复杂关联。他首先提出“德国古典哲学的新理解”问题，以此为基点重新解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邹诗鹏教授指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固然是一座理论富矿，但要充分发挥马克思在西方哲学中承前启后的枢纽意义，就不能忽视德国浪漫派这一重要的思想潜流。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是自然存在物”以及“自然的人化”等提法可见，马克思在批判历史法学派和浪漫派的过程中，实质上已经批判性地消化并吸纳了德国浪漫派的思想资源，但目前的研究是不够的。据此，邹诗鹏教授认为，从谢林到叔本华、尼采，再到海德格尔，这一思想脉络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断裂未必如传统认知中那样大。谢林是德语世界里第一个让“生存（existence）”概念获得存在绽放的思想家，并开启了存在主义的先河。鉴于存在主义是建立在对黑格尔本质主义哲学的彻底批判之上，这一线索便一正一反地呼应了萨特关于“存在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的论断，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背景提供了新的纵深。邹诗鹏教授坦陈，这一方面值得打开的学术空间甚大。

其二是深化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资本主义分析。

邹诗鹏教授把基于《资本论》及其准备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第二个方面，其指出，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手稿）全部出齐，当下研究的关键挑战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占有并“活化”这些文献，将其转化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资源。

邹诗鹏教授谈到，当前国内学界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前沿探索，需要建立在深入研究技术与资本结合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如果仅仅将《资本论》简化为一本进行“道德批判”（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认真解读文本的结果），这种做法在学理上是苍白的，也是马克思本人无法为其背书的。他强调，必须将《资本论》视为值得穷尽毕生精力的学问去钻研，我们才能在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展现出的“新野蛮状态”时，通过回溯理论之源（开源）实现真正的理论创新（拓新）。

其三是开拓哲学人类学，即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第三空间”。

邹诗鹏教授坦言，虽然在文本支撑的密度上，这一领域不如社会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体系化，但在现代学术和激进理论中，其重要性不可小觑。

针对学界关于“晚年马克思转向人类学”的论争，邹诗鹏教授主张从《巴黎手稿》开始，马克思的思想深处实际已蕴含着一般的哲学人类学取向。马克思当年通过对俄国、印度等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敏锐地意识到东方社会的发展可能不完全遵循线性的进步主义逻辑，而是存在一种“历史的回复”或独特的历史道路。由此，邹诗鹏教授结合中国历史提出了一个启发性的观点：如果引入年鉴学派关于现代性起点前推的长时段视角，我们完全可以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内生的资本主义起点，邹诗鹏教授简要分析评述了国内外学界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指出这一方面值得深挖，但要求也较高，必须消化相关学科的成果，尤其要真正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时代的思想地基础及其现代背景下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邹诗鹏教授特别指出，珠三角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与历史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经验场域，这一领域值得哲学界与历史学界展开深度的跨学科对话。

“无论开源还是拓新，核心还是要扎根。”邹诗鹏教授总结道，拓展新领域是为了减少学科内部的无谓内耗，为学界同仁提供更广阔的生长空间，而非旨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泛化为人类学，各二级学科都可以展开哲学人类学的研究，但未必都限于哲学人类学。只有守住存在论、唯物史观等学科根基，才能在跨学科的浪潮中实现“返本开新”，确保在理论探索中不迷失方向。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谭群玉教授、户晓坤教授、马建青教授、张笑夷教授等与会学者同邹诗鹏教授展开了深度对谈。现场师生紧扣学术前沿，围绕“人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来源’”、“马克思民族理论的文本支撑”、“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关系”等问题向邹诗鹏教授请教。邹诗鹏教授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详尽解答。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