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5讲

2025年12月18日上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五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如期举行，主讲人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放春教授，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人文学部副主任吴重庆教授主持。

“标识性概念绝非考证便可完事，它要求研究者对国内外形势与历史语境有极深刻的把握。”吴重庆教授在主持辞中特别推崇李放春教授“‘经、史、道’三位一体”的研究路径，认为只有透过深层的革命史研究，才能真正打通中国现代史与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伴随着对“打通学科”研究范式的期待，李放春教授以其深厚的史学积淀和社会科学训练工夫，带领听众进入了对“领导”这一核心概念的历史考察。

一、缘起与问题：“领导”概念在经验研究中的自然涌现

对“领导”概念的考察，并非是李放春教授基于预设的概念史宏愿，而是其从社会学转向历史学、从底层口述记忆转向档案文书考索的经验研究中，自然生长的学术关怀。李放春教授早年受社会学训练，致力于通过口述史挖掘底层百姓的生存记忆，在拜入历史学后，他将目光投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收录的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正是在对大生产运动等档案的研读中，他捕捉到一种异于传统帝制时期“皇权不下县”的政治常态。不同于历史社会学通常关注的以“财政汲取”为核心的国家能力，共产党政权对基层日常生产生活展现出高度的介入与组织。这种超越单纯行政管理的“生产领导”实践，构成了他关注该概念的经验基石。进而，通过对瞿秋白等早期领导人著作的梳理，他将这种感性经验上升为理论自觉，认识到“领导”实践背后有一套成熟的革命政治理论作为支撑。此外，“领导”不仅是历史的，更是当下的。李放春教授以在太原被客运司机尊称为“领导”的田野见闻为例，指出该词早已从政治领域溢出，泛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尊称。这种从历史档案到现实生活的双重触动，确证了“领导”是打通中国革命史与当代政治生活的关键钥匙。

作为一个标识性概念，“领导”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与“人民”、“共和”等概念不同，它没有深厚的先秦古典渊源；与“社会”“社会主义”等概念不同，它也非借自日语的回流词或新造词。“领导”原本只是一个不见于经传的白话语词，却在近代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演变为中国革命与政治生活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领导”何来？为何、如何变得如此重要？其所承载的政治意涵是什么？

二、作为基本政治关系的“领导”

“领导”是界定国家性质与根本制度的基石性概念。李放春教授指出，尽管难以给“领导”下一个简单的定义，但通过梳理宪章文本，可以清晰把握其核心地位。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大宪章，在第一条即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性质，这一表述在1954年宪法至1982年宪法中虽历经国体表述的微调，但“工人阶级领导”与“工农联盟”的内核一脉相承。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条款，标志着“党的领导”在宪制层面被视作最本质的政治特征。就此，李放春教授强调，研究“领导”概念，核心即在于厘清“工人阶级领导”与“党的领导”这两个关键概念的历史生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领导”构成了现代中国最基本且独特的政治关系。李放春教授提醒道，“领导”不仅仅指代具体的个人，而是表达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关系，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结构性关联。这种关系不同于中国古代强调伦理规训的“教化”，不同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代表”，也不同于革命政治中侧重强制力的“专政”。他强调，“领导”作为现代中国政治中最重要的关系范畴，超越了个体层面，而侧重于社会阶级（工人阶级）与政治团体（党）的引领地位。

“领导”的政治实践涵盖阶级、政党与群众三重维度。通过深入分析“领导”这一政治关系，李放春教授揭示其内部包含着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首先是“阶级”维度，即工人阶级的领导，其背后指向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其次是“政党”维度，涉及阶级与政党的关系，即党的领导如何体现阶级的意志；最后是“群众”维度，涉及党与群众的关系，即在政治实践中如何形成正确的领导方法，即“群众路线”。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与政治实践中“领导”概念的基本图景。

三、“领导”一词的政治化

在简要梳理作为基本政治关系的“领导”后，李放春教授进入历史，探索“领导”作为语词的早期状态。他发现，“领导”最初主要作为一个非政治性的生活用语存在。梳理清末民初的文献可以发现，“领导”一词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已有不少运用，但其内涵与今日的政治概念大相径庭，主要局限于非政治领域。在当时的语境中，该词常用于礼宾待客、船只导航、乐曲指挥等具体场景；此外，在当时的欧美小说翻译中也偶见该词，这表明在清末民初，“领导”主要是一个描述具体行为的普通白话词汇。

在辞书考据上，李放春教授通过早期字典确证了该词作为功能性语词的客观存在。他指出，1908年严惠庆编纂的《英华大词典》为考察这一时期的词义提供了确凿证据。该词典收录了“领导”一词，并将其与特定的英文词汇（如lead）对应。这进一步说明，在清末新政至民国初年，“领导”确实作为一个生活化的功能性词汇活跃在汉语书写与口语之中。李放春教授指出，“领导”在古代文献中亦有零星使用，但很少见。“领导”一词可追溯至唐宋时期。以宋代文献《支塘明因寺记》为例，其中记载了江苏常熟律宗与禅宗发生争执、官府介入进行“更律为禅”的改革过程，记文中提及“县为闻府，府下僧籍蒐可为领导者，众荐今禅师绍瞻而府可之”。这一用法在语义上与现代日常用语“领导”颇为接近，不过在古代文献中属于极少见的特例。

“领导”一词在清末新政与五四时期开始进入政治话语场域，但仍属于“前列宁主义”的普通理解，多指涉精英政治。例如，在清末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介绍文章中，“领导”已被使用，但其内涵主要指涉“贤智有力者”对大众的引导。这种理解尚停留在一般性的精英政治层面，尚未具备后来特殊的阶级与政党政治内涵。1912年，宋教仁等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率先将“领导”用于现代政党政治的表述——“虽在共和立宪国，其直接发动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恒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在法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组织为议会与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国民；在实事上，则由此少数优秀特出者，集合为政党，以领导全部之国民。”

李放春教授指出，这一文献的存在，修正了此前“领导”一词纯粹源于共产党的印象。然而，他提醒道，这一时期的用法具有明显的精英政治色彩，强调少数贤能对大众的引导，同时由于随后袁世凯的镇压与国民党转入非法状态，国民党的议会与政党政治构想未得实施，导致该词在当时未能真正流行。

随着历史演进至五四运动时期，“领导”一词的使用场景发生了微妙变化。在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中，人们开始用“领导”来描述学生群体的作用，强调学生们应当承担起“领导联络”的责任，去探索和行动。这里的“领导”虽然仍未完全具备后来严整的阶级含义，但已开始与社会运动中的先锋队角色产生关联。进入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领导”问题成为了国共关系的核心。李放春教授指出，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节点。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确立国共合作方针的同时，中共在宣言中明确承认国民党应居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这一时期的“领导”概念主要指向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孙中山随后的改组亦是在此逻辑下进行。此时，中共尚未在公开层面提出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在随后的1924至1925年间，包括孙中山去世后的唁电中，中共在公开场合仍坚持由国民党来“引导”国民革命。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领导”概念，主要体现为对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政治承认。

然而，在公开承认国民党领导地位的同时，中共内部关于革命“领导权”的理论认识正在酝酿。1924年，曾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的彭述之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国，这对中共的政治路线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党内认为资产阶级强大、无产阶级软弱的观点，彭述之在《新青年》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进行批评，并依据列宁主义理论，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也必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李放春教授指出，这一内部争论标志着“领导”从一个普通的政治承认问题，转化为一个基本的革命战略问题，也标志着“领导权”开始成为中共内部讨论的核心政治议题。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正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核心文件中，“领导”已成为高频出现的关键术语，明确规定民族革命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至此，“领导”一词完成了从普通语汇到核心政治概念的蜕变，标志着该概念的完全政治化，也预示了国共两党从合作走向分裂的必然逻辑。

沿着中共四大的决议案，李放春教授进一步探讨了该理论在中国的普及路径。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熟悉“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思想，往往是始于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经典文献。作为《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文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设问家喻户晓。更为关键的是，通行版《毛选》在论述无产阶级时，明确将其定性为“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这一表述深深塑造了后来者对中国革命阶级关系的认知定势。然而，李放春教授指出，通过对文本的历史还原，1926年初该文发表时的原始版本与后来广为流传的通行版本存在重大差异。在1926年的原稿中，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的描述是“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而非“领导力量”。这一改动发生于建国初编纂《毛泽东选集》时期，毛泽东本人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亲自修订。这一从“主力”到“领导力量”的词语置换，并非简单的文字润色，而是具有深远政治考量的修订。它精准地回应对接中共四大的历史决议，极具政治水平与历史分寸感。从时间线上看，毛泽东写作该文是在1925年底，而中共四大已于1925年初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因此，如果该文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不体现“领导”思想，在政治逻辑上是不完整的。修订精妙之处在于，它使用了“领导力量”这一表述，既呼应了四大的精神，又避免了直接插入当时尚未在具体语境中完全标准化的“领导权”一词。李放春教授形容这一修订是“把握到位”的，这体现了编辑者极高的政治站位与对历史语境的精准把握。

四、列宁主义的“领导权”与“党的领导”

李放春教授在梳理了“领导权”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后，进一步将视线投向了这一概念的源头。依据佩里·安德森的考证，这一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普列汉诺夫等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源于古希腊语的词汇引入阶级斗争范畴，用于表述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必须取得的政治主导地位。这一思想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关键性的发展。在1905年革命前后，列宁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并据此构建了一整套关于“谁是盟友”（如农民）与“谁是斗争对象”（如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治思想，从而确立了无产阶级与人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理论。紧接着，李放春教授阐释了列宁对“领导权”与“阶级性质”关系的深刻论断。列宁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否认或不了解领导权，就不敢去联合其他阶级，也就意味着不敢去领导革命。这样的阶级在性质上依然带有中世纪行会的封闭色彩，无法构成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阶级。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如后来的张国焘等人）出于“阶级纯洁性”而反对国共合作的倾向，列宁主义指出：领导与联合是不可分割的，只有通过广泛联合并掌握领导权，无产阶级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目标。虽然十月革命后苏俄进入了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权”问题的终结。

李放春教授指出，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这一思想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得到了广泛推广。在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的推动下，领导权思想在东西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西方体现为葛兰西的理论阐述，在东方则通过瞿秋白等人的引介进入中国。特别是1922年莫斯科远东会议上萨发洛夫的演说，已开始探讨无产阶级在东方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为该思想在中国的落地提供了理论前奏。这一理论传入中国后，经过了本土化的理论斗争。李放春教授特别指出，1927年前后瞿秋白在针对彭述之的批评中，系统阐述了领导权问题。不同于彭述之认为无产阶级天然拥有领导权的简单化观点，瞿秋白敏锐地指出，领导权不是天然赋予的，而是必须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去“争夺”的。这一争夺过程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具备正确的主观战术与战略，这一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战略战术的构建。

在厘清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后，李放春教授指出了另一个更为核心的理论问题——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要实现对革命的领导，必须依托于其政党。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用的决议》中。决议明确指出，必须将“党”与“阶级”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头脑，而阶级是身体。没有高度集权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无法完成自我解放。这一观点在当时曾引起英国工党代表及考茨基等人的激烈反对，但列宁坚持认为，否定党的领导将导致革命的失败。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层面，列宁主义确立了党在阶级革命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李放春教授指出，早在1920年代初，苏俄便确立了以共产党为中心，领导苏维埃政府及工会等组织的政治架构。在这一架构中，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会、苏维埃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政治灵魂”。尽管苏俄国内也存在反对在阶级之上另设政党领导的声音（如俄共内部的“工人反对派”），但列宁通过俄共十大等会议，坚决捍卫了党对无产阶级及其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这一来自苏俄的“党的领导”思想，很快便被中国共产党人所吸收。李放春教授考证发现，早期的中共理论家如瞿秋白、李达等人，在建党之初便已深刻理解了党与阶级的关系。早在1921年瞿秋白作为记者报道莫斯科时，便敏锐观察到了苏俄以党为领导中心的政治结构。而在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及李达的文章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和“头脑”，若无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绝无解放之可能。这表明，在中共党史上，“党的领导”观念的确立甚至早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的广泛普及。

理论的确立只是第一步，更为艰难的是如何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实践。李放春教授以最为核心的“党军关系”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军事领导人往往排斥政治领导，存在单纯军事观点。通过“支部建在连上”以及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成功解决了这一矛盾，明确红军不仅是打仗的机构，更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沿着党军关系的逻辑，李放春教授进一步指出，党的领导原则逐渐延伸至中国革命的各个领域。从抗战时期的“一元化领导”，到后来强调党对工、农、商、学、兵等一切领域的领导，这一思想贯穿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及后来的政治报告中所强调的，党作为最高形式的政治组织，必须对其他一切组织实行绝对的领导。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构成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确立新政权的关键制度保障。

五、实践之道：正确的领导即群众路线

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与“党的领导”这一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核心后，李放春教授将视线转向了更为具体的实践层面。他指出，理论的确立必须落实为具体的行动逻辑，即在纷繁复杂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什么是正确的领导”这一根本问题。

他首先将视线投向历史深处，指出关于“如何领导”的思考古已有之。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先之劳之”及取信于民的思想，代表了古代以统治者个人德行为核心的精英领导模式。然而，中国革命构建的“领导”与之有着本质不同，它虽潜移默化地继承了某种传统精神，但更强调自下而上的底色，将“群众”视为领导合法性的基石。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构成了中国革命领导观的逻辑起点。回顾20年代早期的文献，李放春教授指出，尽管当时已有关于党群关系的论述，但在建党之初，中共尚未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群众党。相较之下，当时的国民党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中共选择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考量，正是希望借助国民党这一平台，更有效地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这一时期的实践困境，反向推动了党对“群众”问题的早期探索。

追溯“群众路线”的语词起源，李放春教授考证发现，这一概念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该词最早出现于1929年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九月来信”中，当时主要是在筹款等具体工作中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虽曾使用“群众路线”一词，但在建国后修订时将“路线”删去，这表明在早期阶段，该概念的内涵尚未完全定型，其语义与后来作为基本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尚存差异。随着中共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群众党，对领导方法的理论总结水到渠成。

李放春教授强调，1943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里程碑式的文献。在该文中，“群众路线”被凝练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口号，更是一套严密的政治认识论循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凡符合这一过程的，即为“正确的领导”。在确立了方法论之后，“领导”进一步延伸至作风建设领域。李放春教授指出，在1945年中共七大及《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将领导作风问题提升到了战略高度。针对教条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病症，中共确立了核心的诊断标准：是否脱离群众。这种将“领导”与“作风”紧密绑定的政治文化，在建国后反对官僚主义的历次运动中得到了延续，成为中国政治中一种独特的自我纠错机制。

最后，李放春教授总结道，“领导”一词从清末民初一个普通的、用于日常礼宾导航的白话词汇，演变为现代中国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其动力源于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考察，李放春教授为我们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红色脉络：它始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确立于“党的领导”的组织原则，并最终落实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政治逻辑的完整链条，且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政治生活与社会心理。“领导”一词从清末的日常用语，演变为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概念，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引入后，紧密结合的产物。

六、提问互动环节

吴重庆教授首先以“打通经脉”高度评价讲座，认为研究揭示了中国革命概念在动态斗争中生成的特质。他特别辨析了“领导”与“治理”的本质差异，前者强调深入群众的有机联系，后者隐含主客对立；并援引史料确证了中共作为“领导党”而非西方语境下“执政党”的政治逻辑。

陈少明教授指出本讲座侧重“领导”的历史生成与落地，与此前侧重技术结构的肖滨教授的“领导权”一讲形成互补。他提出问题，当“革命”话语隐退而“领导”概念强化时，其内核发生了何种质变？李放春教授回应称，尽管当代话语色彩淡化，但理解“领导”仍须回溯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原始语境，厘清“党的领导”与“阶级领导”之间复杂的历史动态。

在问答环节，对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王梓帆提出的概念遴选标准与瞿秋白的重要性问题上，李放春教授坦言其研究植根于长期经验的自然涌现，瞿秋白因其深厚的俄文功底与跨语境理论阐释能力一定是关键人物。面对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龚城就中西“Leadership”异同的探讨，李放春教授强调中国的“领导”是具有特定政治内涵的标识性概念，不同于西方的通用术语或台湾地区的“长官”称谓，其背后是独特的革命政治文化。关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瑜豪“领导”的“有机逻辑”是否会被“科层逻辑”捕获的忧虑，李放春教授提出“有机干部”概念，并指出“有机化”的革命传统与“回避本籍”的吏制传统之间确实存在深刻的结构性张力。最后，在回答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副研究员赵万里在“集中统一”与“派别”的理论困惑上，李放春教授辨析了政治“领导权”的独占性与行政权力的可分享性，指出历史争论的本质在于对布尔什维克式政党严密纪律性的不同理解。

最后，吴重庆教授向李放春教授赠送讲座纪念海报，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