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4讲

2025年12月1日上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三十四讲“天下”，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干春松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陈少明教授对干春松教授的学术贡献及影响作了简要介绍，指出干教授在儒家思想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方面的创新性意义。陈少明教授指出，“天下”是中国哲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其内涵远远超出哲学范畴，对它的讨论也不仅止于哲学界。近十几年乃至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天下”的讨论逐渐兴盛，干春松教授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之一。

一、“天下”的多重内涵

干春松教授首先梳理了“天下”概念的本义。他指出“天下”并非单一维度的范畴，而是包含四个层面：地理空间、等差性统治秩序、完善的治理之道，以及秦汉大一统后收缩入国家话语之中的天下观。

地理空间的“天下” 地理空间的“天下”，通常观念中指“天之所覆”的所有区域，但实际上指所统治的区域，且是实际控制区域与想象控制区域的重叠。干春松教授引用《墨子·非攻下》说明，先秦文献中的“天下”通常出现的是“地理概念”，是空间的概念，且常与“大国”“四海”“天子”等概念并用，既指王朝实际疆域，也包含了想象空间。

在《礼记·王制》的五服制度中，天下被划分为甸服、采服、流服三个层次：天子居中心的甸服，诸侯居采服，边疆民族居流服。这种等差性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中心—边缘”的认知模式。正如邢义田所言：“这个‘四方’既可以是有边界的，即商代的实际控制区域，也可以是没有边界的，因为理论上商王是天下所有区域的统治者。”干春松教授认为，这种空间想象既包含实际控制区域，也具有无限延伸的可能性，统治者往往不强调边界的绝对性，而是以“王者无外”的理念构建其统治合法性。当然，干春松教授也指出这种统治秩序，遵循一种由中心向四周扩展的逻辑，不可避免地会体现出“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形态。

作为最高统治秩序的“天下”作为统治秩序的“天下”，则强调等差性。干春松教授引用《论语·季氏》中孔子所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指出不同统治区域的统治原则在根本上不同，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不仅是治理范围的扩大，更是原则的提升。因此，天子之事和诸侯之事完全是两件事：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其治理原则并不相同。

“天下”与“中国”在有的文本中往往同时出现，此时“天下”图景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四面扩散的地理想象。如《战国策·秦策三》里范睢所说：“今韩、魏，中国之处，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齐、赵。”可见，在春秋时期，“中国”是“天下”的中枢和关键。由此，“天下”既可以仅仅指“中国”，也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区域。

作为制度原理的“天下”秩序价值层面的“天下”指向一种“好的统治秩序”，凝结着儒家的治理理念。此时，“天下”秩序强调以道德感染力吸引国民过上好的生活，而非以霸权的方式实现统治。接下来，干春松教授逐一呈现了从《尚书》到《孟子》，再到董仲舒、何休等人对这一最高治理之道的论说。

《尚书·洪范》中说：“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干春松教授指出，这表明“王天下”的内容是公平和爱，孟子则对此阐发更多。在孟子的思想中，王道的出发点是“不忍人之心”，他区分王霸，强调“以德行仁”的感召力优于“以力假仁”的强制力。

汉代，董仲舒和何休对《春秋公羊传》的阐述，说明了“‘大一统’建立之后如何看待统治秩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描绘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渐进式德化之治，何休也认为从所传闻之世到所闻世，治理重心逐渐转移，最终实现德化天下、远近若一。干春松教授强调，公羊学对于大一统的阐述固然是“对于秦汉之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现实的一种理论上的回应，但究其实，乃是儒家王者无外思想的一种逻辑推展”，其本质是“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序扩展，最终实现“万物一体”的太平世界。

4“天下”与大一统国家秦汉以后的天下观，被收缩至大一统国家框架中。干春松教授首先阐明了“得天下”问题，他认为，天下秩序与“治理者”密切相关，统治权的获得往往被解释为“天命”所归，而天命的承担者是“天子”。对此，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书认为，先秦天下思想的形成遵循“天—天下—天子”的三部曲，统治权合法性常诉诸天命。

接着，干春松教授详细解释了秦汉时期天下观念的变化。他引用钱穆的观点指出，“先秦诸侯国拥有的‘天下意识’是秦汉大一统国家的价值基础”。秦始皇统一后，不再将“天下”视为抽象概念，而是将其收缩到国家实体中。所以干春松教授认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是“天下”秩序落实的过程，大一统国家形成后出现了“寓天下于国家之中”的现象。汉代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强化现实政权与天意的关系，是“天下寓于国家”的具体方式。

二、东亚视域下的天下观

接下来，干春松教授简要讨论了东亚其他国家对天下观的重构。天下观念在东亚各国呈现出“各表其意”的复杂面貌。其中，日本与朝鲜的天下观尤为典型，呈现出不同于中国的特点。

长期以来，日本以自身更接近儒家道德精神自居，而日本的天下观在江户时代发生转向。干春松教授以山鹿素行为例，指出其思想从朱子学转向“日本主义”，主张日本因“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而优于易姓频繁的中国，自居为儒家道德的新中心。干春松教授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日本对儒家道德秩序的本土化改造，即将道德中心从中国转向日本。

朝鲜的“中华主义”则采取不同路径。林荧泽提出的“朝鲜中华主义”，认为朝鲜是儒家“中华道”的唯一继承者，但不以天下中心自居。干春松教授引用金观涛的观点：“近代朝鲜在这种天下观指导下，一方面减弱了对清朝朝贡关系的道德认同，另一方面以儒学为符号抗拒清廷、争取自主。”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实际上是通过儒学维护民族自主性，体现了天下观念在不同文明中的适应转化。

三、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近代以来，西方地理大发现带来新的世界图景，由此掀起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国传统天下观面临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天下观逐渐被民族国家观念取代。干春松教授梳理了梁启超、列文森等学者的反思，呈现了天下观在近代转型中的思想争锋。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批判中国人“只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认为缺乏民族意识是中国积弱的根源。干春松教授认为，梁启超的观点反映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天下观的反思，即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中，天下观的理想性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美国学者列文森则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史是“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所以，“‘天下’定义了‘国’，对‘天下’的放弃就是放弃了价值”。列文森的观点揭示了近代中国思想转型的矛盾，即如何在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认同，他的观点也为21世纪重拾天下观埋下了伏笔。

四、近年来“天下”话语的兴起

21世纪以来，“天下”话语重新兴起，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现象与中国崛起后建立文化自信、参与全球治理的需求密切相关。干春松教授重点讨论了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及其引发的争议。

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极具代表性。干春松教授概括其主张——“天下体系”应以“世界”为最高政治单位，超越民族国家利益。其核心原则包括：“无外原则”（消除绝对他者）、“关系理性”（强调相互依存）、“孔子改善”（实现共赢），以此替代西方博弈逻辑，追求“无外”的全球秩序。这一理论涵盖地理学（以世界全域为政治空间）、社会学（以民心所向为治理基础）和政治伦理学（追求“世界一家”的理想）这三重维度。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理论试图为全球化时代提供新的秩序方案，即通过传统天下观的资源，构建一个更公平的世界秩序。

然而，“天下”话语也面临质疑，其中最重要的是葛兆光的批评。葛兆光质疑，某些“天下主义”可能是“世界主义旗号下的民族主义”。干春松教授认为，这一质疑虽提醒我们警惕民族主义，但不应否定天下观的积极意义，天下观所蕴含的“协和万邦”理念，可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启示。

最后，干春松教授总结道，“天下”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话题，无论是从历史角度，从观念角度，还是从国际关系角度，有很多学者推动了对“天下”的讨论。

五、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陈少明教授首先高度评价了本次讲座的学术价值。他指出，在通常理解中，“天下”是一个模糊且没有边际的概念，但通过干春松教授的阐述，这一概念变得立体和丰满起来，其演变脉络从古代到现代都被清晰地勾勒了出来。陈少明教授认为，干春松教授提到的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天下”的立体轮廓——“天下”如何从一个指代空间和地域的概念，演变为一个价值观念。二是“中国”与“天下”的关系——为何“中国”这一原本在天下体系中指代“中央之国”或“中原”的概念，最终成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作为现代国家称谓的“中国”？陈少明教授以难民问题为例，说明“天下”不仅是传统思想的核心范畴，更在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具有现实意义，是一个非常具有思想张力的概念。

有同学提问：法家与儒家思想气象存在显著差异，如韩非子强调利益计算，而儒家侧重道德感召。那么，是否可能从地缘政治或利益角度重新理解儒家政治哲学？

干春松教授回应：利益考量是政治话题的重要因素，但道义也同样不可或缺，政治秩序没有价值理念的支撑则必然行之不远。比如，当面临冲突时，是选择直接对抗，还是先尝试讲道理、辨明是非，这背后关乎是否有一个公认的道义原则作为更高准则，而完全缺乏道义引领的治理方案是难以持续的。干春松教授也为理解先秦诸子思想提供了建议。读《韩非子》要看到其对话者，法家的许多具体主张背后针对的往往是儒家提出的命题。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其他学派辩论的“公共靶子”。因此，读法家著作时，若能意识到其与儒家的这种对话关系，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

哲学系刘伟老师问：“实际控制区域”和“想象控制区域”这两个概念是否具有很强的现代的现实经验，用于描述古代的控制类型是否合理？皇帝制（秦制）实际上消解了天子制（周制），那么周秦、秦汉之间的连续性是否需要反思，如何理解“天下内含于国家”这个命题？

干春松教授回应：“实际控制”一词确实带有现代主权色彩，古代统治更呈中心—边缘的辐射状结构。而使用这组概念意在区分两种空间，一是古人已知且能有效治理的地理范围，二是基于“王者无外”理念而想象出的、理论上应归附的无限空间。

至于历史延续性问题，从周制到秦制，再到汉制，具体制度一直在变化，但在“天下”观念上，历代都共享一个超越于具体政权之上的、关于“天命”和“正统”的秩序理念。后世往往争论某个王朝是属于哪个“德”（如火德、水德），即其在正统序列中的位置，而很少从根本上质疑德运更替、天命转移这一框架本身。这意味着“天下”秩序的合法性是被普遍接受的。这种连续性，使得中国历史呈现出与其他文明不同的路径。尽管具体王朝更迭，但“天下”作为一种秩序理想，构成了一个持续的文化政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