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28讲
2025年6月23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二十八讲“天理”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之前，陈少明教授对杨立华教授作了简要介绍，称其在庄子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领域潜精研思多年，为当下中国哲学的创作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陈少明教授表示，标识性概念既包括从日常生活中提取的概念，也包括一些经过哲学家阐述、制作，从而进入日常生活，形成广泛影响的概念，而本次讲座所要谈论的“天理”正属此类。相信通过杨立华教授的讲述，能让在座师生于 “天理”之奥蕴有更深刻的体认。
一、“天理”之为概念的标识性
“凡是可称为概念的，必须要有确定性，有确定的内涵。文明中的核心概念，必须要对经验具有统摄力。”杨立华老师在讲座一开始，便清晰给出了自己对于“概念”的独特见解，他认为核心概念的统摄力正体现在它可以实现差异性杂多的统一，但与此同时，这种一致性又不会消除差异性本身。受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思想的影响，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去实体化、去整体化的倾向，我们在解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过分突出经验的重要性。但只要稍加反思便可发现，如果抛弃了概念的确定性，经验的丰富性又如何能产生有效的思想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看似解构的方式，其本质仍是一种结构，当你自以为破除了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时，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概念已悄然出现。
杨立华老师认为，在现代社会，重构概念系统已然成为“必须”之事，而寻找中华文明中的标识性概念正是其中的关键一步。但究竟何种概念可以称为标识性概念？杨老师给出了他的界定：第一，要有中国古典渊源，使我们的思考能够接续中国固有思想的脉络；第二，要有当代鲜活的使用，亦即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具备统摄力。
由此反观“天理”这一概念，“理”或“天理”在古今的语境中具有连续性，“理”最初指向的是文理，而它作为动词又具有治理的内涵，《说文》云：“理，治玉也。”即打磨玉器，使其呈现出内在之文理，故其动、名二义，实在交融。若进一步细窥古今对于理字的使用，便可发现一如管理、治理、经理、打理一类语词，其中理的意涵在古今大体一致，人在日常生活中长挂嘴边的“道理”二字，亦深刻透显出一个事实，即“理”至今遍布于我们所有的思想和感受之中，不容忽视。
二、从 “理” 到 “天理” 的思想嬗变
阐明了“天理”这一概念的贯通性后，杨立华老师详细梳理了“天理”这一概念逐步具备统摄力的过程。天理最早出现于《庄子·养生主》，即庖丁解牛中所谓“依乎天理”，但这里的天理主要指自然结构，与后世用法并不相同。杨立华老师指出，两宋道学“天理”概念的直接来源是《礼记·乐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其天理、人欲对置的思路亦由此打开。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要提出“天理”的概念，最直接的原因是与佛老，尤其是佛教思想对峙。儒家批判佛老的风气自韩愈始，然而韩愈对于佛教的批判，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问题，对其“价值”的思考并不充分，由此生发的攻击佛老之策略，亦不过是一种依托强制力的摧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但是，“思想问题不能只依靠强制手段，我们终须以道理对峙道理”。杨立华老师如是说。所以当历史的车轮行至北宋，新的儒学复兴，儒统并起，尝试以各自的思路重立儒学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北宋道学在彼时实际处于弱势地位，相较于王安石、司马光、三苏一众人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影响并不似如今看来这般广大。然而有趣的是，到了两宋交际之时，几乎所有的儒学脉络均归本于五子之学，原本势弱的道学逐步成为了正统。个中原因一言以蔽之，北宋道学真正理解了时代的问题，承担了时代责任——为儒家之价值确立哲学基础。唯其如此，才可真正有效地对抗佛老。
具体而言，佛教的核心问题是解脱，认为一切的苦都来源于执着，故要消去执着，而破执着之首要，又在破执着的主体（我执），进而破执着的客体（法执），由此形成对于世界为“虚幻”的认识，一切实有的本质为空。而北宋道学的关键努力，彼时要通过论证宇宙人生之实有，以对抗佛老之虚无。北宋道学多以太极为实体，所有事物均以实体为根基。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阴阳既分以后，太极寓于阴阳之中，所以朱子在解释太极与阴阳关系时表示，太极“不离于阴阳，不杂于阴阳”，二者不一不二，既不割裂，亦不可混同，也即对立的两体和普遍的本一。而对于这个“一”，周敦颐将其称之为“诚”，张载则说这是“神”，而程子说这是“理”。这三者的区别在于，“诚”虽然凸显出了实有，但少了鼓动、发动之义；“神”固然有充足的鼓动、发动义，却又弱化了实有义，唯有一个理字，既有文理之实有，又有“使文理显现”的动词义（发动义），故可即实有即发动。杨立华老师表示，二程点出“天理”，又经朱子发扬，终成为中国乃至东亚恒久的精神基础。
三、所以然与所当然
天理之跃升，至此已有了清晰的轮廓，然而天理之内涵又究竟该作何解？朱子在《四书或问》中说，万事万物“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杨立华老师认为，这可看作是对天理的界定。自程子以“所以”强调性地区分形上、形下，“所以”和“所以然”就成为天理概念的基本内涵。但“所以”在朱子哲学话语中的使用仍显含糊，“所以然”更多地指向道德行为背后的根据。“所以然”既然是知的内容，其中虽然包涵对天理的认识，但天理并不依赖于人的认知，所以不能说天理就是万物的所以然。不过“所以然””有时也被表达为“所以当然”，故可从“当然”出发探索天理义涵。
杨立华老师表示，所当然所讨论的其实是“应然”，而“应然”便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但朱子又强调这种应然是“不容已”的，不容已大体有两种含义，一是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二为义所当行的不得不为。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所当然”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之间，亦即应然与必然之间如何才能统一？
杨立华老师指出，在当今的语境之中，必然和应然是对立的，然而在道学的思路中，天理的内涵恰是必然和应然的统一，因为此处所谈论的必然，并非在经验世界谈论，而是在主体决定性的自主层面讨论。简言之，经验世界的规律性关联并不具备普遍必然性，一切只能归属于或然，没有人可以做到想做什么便必然做到什么，但人只要决定不做什么，便一定可以不做。所以大写的人格实为一大写的“不”字，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只有在绝对道德主体自主的层面，我们方可以通过否定义建立必然，从而实现必然与应然的统一。
四、理与一的关系
基于对所当然的分析，杨立华老师认为，必然与应然的统一指向的是一个普遍的、绝对的、无限的理体或实体。但此绝对的、形上的实体又如何转出形下的世界？这便需要从理气的关系层面进行理解。在朱子思想中，理是天地生生不已的根本，由此便自然产生了“理生气”这样一种理论表达。然而细察朱子文本，“理生气”类似的表达统共不过两三次，更符合朱子思想的表达实为“理必有气”。换言之，天下并无“孤露”之理，理呈现出分别的趋向。但趋向终归是趋向，作为真正意义上形上的理，其实际内涵只是一而已。
对于“理即是一”这一结论，杨老师给出了自己的论证，首先，理作为一切事物的根源、根据，必定是普遍者；普遍者必定是无限者，否则便意味着有物在其之外，构成对理的限制；普遍者、无限者必是绝对者，所以理体作为普遍者、无限者、绝对者只能是一。而此所谓“一”，又可从所有事物的自我维持中得到理解，即一切存有都倾向于自持，具有自同一倾向。牛顿第一定律指出，当一事物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时，如果没有外力施加，它将永远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这正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倾向于维持自身的现有状态，事物的惯性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同一倾向，世间万物均不可避免。
如果再将视野放置整个大化流行之中，观照世界宇宙的整体，我们又可发现，不变的只有恒常变化。但是一旦恒常变化是不变的，便依然透露出“维持”的意味，因为维持恒常变化，就是在维持同一。但是杨立华老师强调，由于宇宙万物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生生不息，故一切所谓维持终将无法维持，而自同一也便只能是一种倾向。
最后，杨立华老师简明扼要地为讲座做了总结。他表示，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中，“理”仍然是最具思想和统摄潜能的基本概念，而欲使此潜能再次成为现实，还需要无数哲学工作者充分释放其内在的义理空间，并不断地对其再赋义。
五、交流互动
讲座结束后，陈少明教授分享了自己听讲座的感受，他认为通过杨立华教授的讲述，我们更可确信，作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天理二字一字不可轻动，无可替代，因为其不仅承载了历史的厚重，更是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我们的思想。试想，如果“理”字从世间消失，那我们亦将随之失去思考的能力。
接续着陈少明老师的总结发言，在场师生也一一向杨立华老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一，天理是否包含公理这个概念，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化又如何影响中国哲学？其二，《道德经》中言：“道乃久，没身不殆”，那为何不言道理，而言天理？其三，如今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已经可以将很多数据进行充分且有效的分析，这样一种模型和天理之间又有怎样的关系？其四，黑格尔认为基督教思想中蕴含了个体性的概念，那么从朱子理的概念中是否能打开追求个人自由的视域？其五，宋明理学中的天理和孔子所言天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对于老师同学们的感受和问题，杨立华教授给出了他的回应与总结。针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在天理当中本身就含摄着公理的可能性，虽然我们不能说天理必然产生或演化出公理，但天理的普遍性，已然说明了其含摄公理的可能性。
而对于第二个问题，杨立华老师表示，天理和道理实际基于不同的经典传统，天理的文本来源是《礼记》，不能轻易忽视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异。
至于人工智能，杨老师表示，当下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我们对于其能力边界的掌控也越加不稳定，目前极端的说法是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成为具有独立意识的智能体，对此我们也无从断其正误，只可从当下直面之现实考量，人工智能暂且还只是工具，所以人类目前所要思考的，仍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工具。
谈及第四个问题，杨立华老师表示，文明差异之关键，正在以不同眼光看待世界。西方文明有上帝，故其追求在彼岸，由此岸玄想彼岸，便生出诸多假设。而中华文明中没有创世神，所以格外重视“实”，并无过多假设，这是中西文明根本上的不同。由此反观所谓个体的问题，须知儒家也讲个体，甚至最讲自我。陆九渊言“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便可作一明证。只不过儒家的个体、自我总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所以儒家的个体是承担意义上的个体，而不是摆脱意义上的个体，个体性并非现成，而是需要成就。在我们的文明中，一个没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旨趣的人，如何能侈谈个性？故而中国所谓自由，或可改作由自，即自作主宰，方可谓之自由。
最后，对于天理与天命的关系问题，杨立华老师认为，就程朱的思想来看，天命天理本自一贯，但又不可判作同一。因为天命之为天命，正在于不可选择，故从禀受、被赋予、不得不的角度而言，就是所谓天命；从我禀受为自己本性的角度而论，便是我内涵的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