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27讲
2025年6月11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二十七讲“面子”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翟学伟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吴重庆主持。
讲座开场，吴重庆教授谈到，关注翟学伟教授学术成果已20年。从15年前《开放时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大公平观”及其社会运行模式》，到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中国人关系三部曲”，翟学伟教授始终聚焦中国特质和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做真正的中国社会学。这个意义上来说，翟学伟教授不仅是最著名的中国社会学家，也是中国心理学家，为两大领域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吴重庆教授强调，在当下探索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推动社会文化自觉的学术语境中，“面子”这类植根于本土生活经验的概念尤为珍贵。它们在与西方社会传统中某些重要概念的比较中，呈现出了多维度的阐释空间。
一、“面子”的发现：从文化特性到学术议题
翟学伟教授在讲座中提及促成讲解“面子”概念的三点因素：一是吴重庆教授与《开放时代》编委会坚持独立立场与标准的做法与自我学术理念相通，借此机会表达感谢；二是借商务印书馆重印契机完善二十年前的研究；三是受台湾中国化和本土化思潮启发，自研究生阶段便立志深耕中国社会研究。但由于缺乏成熟方法论体系作为“拐杖”，学界常陷入举例子、讲故事、套用西方概念的误区。中国研究需立足本土构建专属理论体系，尽管道路艰难，但正是翟学伟教授的这种坚持推动了“面子”概念的深入探索。
（一）早期中国“面子”问题的发现与研究
翟学伟教授首先指出标志性概念存在两种认定可能，并由此引出“面子”概念的标识性意义：其一，由国内学者基于自身研究与认知，将某一概念界定为研究中国社会的标识性概念；其二，概念的标识性获得国际认可，例如当与西方人士探讨如何了解中国人时，若对方凭借阅读、报道、旅游等经历，主动提及“脸面”对理解中国人的重要性，这便体现了概念在国际语境下的标识价值。所以“脸面”问题是在中西方文化的接触中被发现的，最早被当成中国民族特性，也叫中国人的特征。尽管中国人在“面子”文化中浸润千年，却因身在此中而难以察觉其特殊性，反而是外来者敏锐捕捉到这一文化特征。
19世纪末明恩溥《中国人的特征》发现“脸面”并将其视为中国人的民族特质后，对于脸面观的研究从此兴起。中国第一批研究者的工作主要是发现、重视和描述“面子”。民国初年，鲁迅在日留学时接触此书深受震撼，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弃医从文，重新思考国民性，并在《阿Q正传》等作品中深入刻画“面子”心理。林语堂试图阐释“面子”，但面临“举例子容易，下定义极难”的困境。上世纪40年代，以胡先晋为代表的第二批研究者涌现。胡先晋作为民国时期少见的女性学者，早年学习博物馆学，赴美攻读博士时转向人类学，其对中国人脸面观的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第一人。此后，众多人类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投身“面子”研究，而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将“面子”研究从单纯的中国文化现象探讨，推向具有普适性的理论建构层面，极大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价值与学术影响力。
（二）当前“面子”研究的方向
翟学伟教授总结当前“面子”研究呈现三大方向并做出评点：一是国际化的研究，主要受戈夫曼的研究影响，后发展成印象管理理论，也被吉登斯写进他的《社会学导论》，并波及到传播学和语言交际研究。二是本土化研究，主要学者有金耀基、黄光国、朱瑞玲和翟学伟教授本人。三是是应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比如面子协商理论。国际化研究在微观层面趋于稳定但作用有限，语用学研究难以深入剖析中国人心理行为，本土化研究虽带来希望，却因中国学者理论建构能力不足，尚未取得理想成果。
翟学伟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在“面子”研究上单纯依赖实验、量表、情境故事或意识片段等研究方式远远不够。尽管戈夫曼等学者已在“面子”理论建构上取得成果，但中国学者不应局限于在其基础上做增补。对于源自中国的“面子”概念，中国学者更有责任和优势将研究做得更好。因此他接着抛出深刻追问：在戈夫曼完成理论建构之后，我们是否仍有探索空间？能否对戈夫曼的理论发起挑战？同时他着重强调，任何挑战都需先厘清合理性根基，确保研究方法具备严谨的学术说服力。在讲座后续的阐释中，翟学伟教授正式开启对“面子”理论建构的突破性探索。
二、“面子”理论建构困境与解决路径
中国研究不能仅停留在讲述现象、经验和故事层面，而应从本土实际出发，构建专属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契合中国社会的方法论。然而，对“面子”进行理论建构的路径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
（一）理论建构的核心困境
首先是“面子”的定义难题，这一难题根源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缺乏下定义的习惯，致使诸多概念历经千年仍无确切界定，而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去讨论它们、不断定义它们的原因。所以翟学伟教授提到其最近在《社会学研究》重新阐发“仁”“义”“礼”问题，认为社会学应该具备方法解读“仁”“义”“礼”三者的分别含义及其关系，而非混淆在一起。在尝试定义“面子”时，不同研究范式产生不同结果，实证主义与现象学给出的定义差异显著。中国学界面临定义难题时，常借助西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中相对成熟的概念，如地位、虚荣心、角色等辅助定义，但这也引发争议。何友晖曾指出，过度用其他概念解释“面子”，反而会消解其本质，而单纯强调“面子就是面子”又无法揭示其内涵，“面子”兼具地位、光荣、名望等多重属性，却又不能简单等同。
其次是“脸”和“面子”的分合矛盾。“面子”的定义尚未清楚，新的问题接踵而至：“脸”和“面子”的关系如何处理？“脸面”一词在语言使用中的复杂性加剧了研究难度，虽然广东话中只有“面”没有“脸”，概念不区分，但在国语及学术研究中，“脸面”存在分合两种不同解读方式，胡先晋作为国内首位系统研究脸面观的学者，明确主张“脸”与“面子”不可混谈，分开定义时需厘清二者的本质区别，这却使得这个日常生活中易被理解的概念，在学术研究层面充满挑战。
中国社会生活中“脸面”虽为大众理解的整体概念，但深入研究时，其内部逻辑差异显著，如一个人有脸却未必有面子，而有面子的人却未必要脸。这种概念分野是西方学界难以理解的，西方研究常将“脸面”统合为“face”，忽略了中国文化中二者在价值评价、社会功能上的本质差异，导致混谈时无法准确阐释本土现象。“脸”和“面子”关系分合矛盾在于：若将“脸”与“面子”混为一谈，会掩盖中国社会特有的评价逻辑；严格区分二者时，需构建复杂的理论框架，而仅通过举例或叙事难以完成学术化建构。
最后是价值观与道德维度的干扰。传统定义常陷入“要脸/要面子”的框架，隐含道德评价。戈夫曼“印象管理”理论同样侧重“主动维护形象”的群体，未覆盖无道德观或拒绝遵循主流道德者的脸面行为。将脸面定义与“要”绑定，会天然排除非道德群体的脸面观。例如江湖中“好勇斗狠”的老大、市井中“死要面子”的普通人，其脸面逻辑未必依附儒家伦理，却真实存在于社会互动中。
“面子”定义尚未明晰且困难重重，此时的道路又该如何向前？翟学伟教授先展示了实体性的转喻与道德衍生的方法。他将问题进行抽丝剥茧，指出中国人所使用的脸面完整组合形式是“脸面”。也就是说，要弄清楚“面子”问题先要说清楚“脸”这个概念。翟学伟教授首先从“脸”的生理普遍性切入，解释“脸”原本是指面孔，其含义带有非常明确的相貌识别、表情以及因一些刺激而导致的面部反应。从原始部落到文明社会都把面对面的交往集中在对面部特征及其表情的识别上，比如中国词语中有“面红耳赤”“羞涩”“羞愧”等。但是，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于道德相关联，进而成为儒家论证个人道德或者做人方面的基础，这恰恰是中国研究“脸”的核心突破口。
翟学伟教授以“巧舌如簧”的双重语义举例，该成语字面指语言灵巧如乐器发声，但在《诗经》“巧舌如簧，颜之厚矣”之中的语境含义为“说话动听却脸皮厚”，首次将语言能力与“脸皮”的道德评价关联，形成隐喻雏形。《诗经》对“能言善辩”的负面评价，与儒家“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主张一脉相承，体现出伦理学思想原初的扎实的生理基础。同样，中国人将脸红等生理羞耻反应作为伦理建构的起点，认为“知羞耻”是道德自觉的基础，进而发展出以“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这种将生理现象提升至文化高度的逻辑，也使得“脸”的隐喻延申到了羞耻、自我（面具）、表演、名声等方面。此种方法的困境在于：“脸”内涵渐趋复杂，其概念边界因多重文化赋值而日益模糊。但“面子”的含义有时有“脸”的意思，有时又没有“脸”的意思。我们不能停留于日常和方言上的混乱用法，需要通过词语研究找到它理论潜力。理论中更加复杂的问题还要处理耻感与面子的关系，或者进行耻感、罪感、面具、脸面的比较。
（二）破局路径：从词语排列到脸面模型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翟学伟教授在面对上述困境时，受结构人类学理论影响，结合南开求学期间的学术训练，确立了以“词语排列”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他意识到，唯有通过系统梳理日常语言中的“脸面”表述，才能突破西方理论的适配性瓶颈。这一方法的核心在于：将“脸面”同类词汇、“面子”短语进行语义差序排列，通过本土语境中的语用差异揭示概念本质。
在具体操作中，翟学伟教授首先对“脸”的词汇系统展开穷尽式收集，发现“面目”“颜面”“脸皮”等近义词在“有何脸见江东父老”“厚颜无耻”等表述中可互换使用，而“丢脸”“露脸”“有头有脸”等短语则共同指向“形象塑造的成败”这一核心维度。对“面子”短语的排列更具启示性：“捧场”“给台阶下”等非直接含“面子”的表达，实则承载着“关系中的心理地位调整”功能。通过对比“争脸/争面子”“丢脸/丢面子”的语义重合与“不要脸/不要面子”的本质差异（前者指向人格否定，后者仅涉及关系博弈），他发现“脸”与“面子”既非完全割裂亦非等同，而是呈现“形象展示—社会互动—心理地位确立”的连续统关系。个体以“脸”的形象展示（如人格特征外显）进行社会互动，互动的对方对展示的情况会有形成看法、判定，即“心理地位”。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通过“脸”得到了自己的“面子”，“脸”是形象塑造的载体，“面子”是互动生成的心理地位，二者构成从个体表现到关系评价的动态过程。此模型突破了胡先晋等学者对“脸”与“面子”的二元对立认知，将其重构为具有时间先后顺序的连续统。在这一连续统中可清晰发现，从学术维度考察“脸”时，其本质更贴近人格层面。换言之，谈论“脸”实则是在探讨人格塑造的成败。而“面子”的核心则指向关系互动，当我们评判一个人“要不要脸”“露不露脸”“有头有脸”时，关注的是个体形象塑造的具体表现；而讨论面子有无或面子状况时，本质上是在衡量其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地位动态。
三、与拟剧论的比较及本土化模型的生成
然而，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同样将社会互动视为“自我-面具—表演”的过程，该理论模型面临与戈夫曼拟剧论的雷同挑战。翟学伟教授对此回应：脸面观中的连续统统一性与戈夫曼拟剧论存在表面相似性，但其本质差异源于翻译对文化复杂性的消解。戈夫曼理论的统一性实则是将中国“脸面”概念简化翻译为英文“face”的结果。当“脸”与“面子”被统一纳入“face”范畴时，其中已然损失掉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此时，我们必须回头想一想，在中国的用词中，脸面是否真的统一？翟学伟教授通过“关系”的介入，分析“人情、等级、权力”三方面对“脸面”统一性的影响：第一，人情起的作用，即两个人关系亲密程度对脸面的影响，讲演评分中，人情关系会导致“生人评分”与“熟人捧场”的双重标准；第二，等级起的作用，即关系不对等对脸面的影响，师生、长幼间的等级差异使脸面评价掺入身份因素；第三，权力起的作用，即权威作用对脸面的影响，权威未展示“脸”（如演讲内容）时，掌声已因权力地位而响起，形成“先面子后脸”的逻辑翻转。这启示着我们在中国社会运行中，把起点建立在关系而不是个体人格上，而据前分析所知，面子接近关系，脸接近个人，所以中国社会运行先考虑的是面子问题。拟剧论虽揭示了互动的普遍性逻辑，但忽视了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特殊性。西方理论以“个人主义自我”为起点，而中国“脸面”运行常以先天关系网络（血缘、地缘）为前提。
翟学伟教授澄清，与戈夫曼“拟剧论”的对比并非意在与其完全对立。他承认，中国人的脸面观开始也有自我的部分，这个过程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过程高度重合，或者说，是拟剧论所能覆盖到的。这种重叠性使拟剧论成为理解中国脸面观的重要理论参照，也解释了为何该理论能被中国学界广泛接纳。但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戈夫曼力图要说明的是，在一种表演的框架中，一个表演者的控制力在于他既可以操控自己的表演，也能促使其剧班予以配合，并与观众保持理想的距离，从而获得表演的成功。脸面在中国社会中的运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从脸开始的，也是拟剧论能解释的，另一种则是“关系本位”的。
总的来说，中国人脸面观与拟剧论有三重维度的不同：
一是互动起点上，个人主义中即便存在天然关系，个体仍以“独立自我”为互动基础，如子女与父母的互动仍强调个人主体性；而在中国关系本位中，当一个人的成长源自其天然关系（血缘、亲情）时，他的这类关系应优于自我。在此，个人虽一样具备自我意识，但他不应将自己从周围人群中独立出来，而应更多地融入其中，同时也在他人的压迫或安排下自我成长。“谁的孩子，谁是自己可依赖之人，谁是自己的靠山，谁是自己的贵人，谁是自己要投靠的人”等关系思考多于对自我的关心。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升学、就业、婚姻）常受关系网络影响，个人主义成分被关系逻辑稀释。
二是观众角色与演员的关系上，拟剧论认为观众是独立的评价者，与演员形成明确的“表演-观看”二元关系，在认同方面分“我们”和“你们”，属于“我演，你看”；在中国面子理论中观众与演员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共同体。当观众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后，演员与观众之间就成了配合性的表演，是关系意义上的里应外合。
三是在表演的视角上，拟剧论奉行的表演理念是一种入世的视角：在社会中生活便是要努力“自我实现”。但其只是社会学家自己事情，是社会学看生活的一种角度，不涉及百姓自身；而中国面子观提供的表演其实采用的是一种出世（超脱、看破）的视角：社会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戏。其已然内化为全民共享的“人生观”，“人生如戏”的处世哲学无需理论灌输，便渗透于人情往来、权力互动等生活实践中。
翟学伟教授由此进一步提炼了中国“人生如戏”的三阶段：
初级阶段以儒家伦理为根基，“脸”作为人格外显的道德载体，个体通过遵循“德高望重”等规范塑造“有脸”形象，借道德自律参与社会互动，社会学的互动论与拟剧论即此入门阶段。但此阶段存在内在矛盾：“知耻”的道德约束，同时为中级阶段的“面子”博弈埋下隐患——当“脸”成为面子竞争的工具，道德底线可能被突破。
中级阶段为关系本位的面子博弈。儒家规范失效，面子运行遵循“关系网络中的心理地位竞争”逻辑：个体追求在地位、权力、财富等方面超越他人甚至通过“假装超越”维护面子，形成群体性“面子涌现性”竞争。但面子资源多元性（道德/权力/财富）导致竞争标准模糊，“过度张扬”易遭抵制，如“公然宣称有面子”反被“不给面子”。竞争从道德层面转向权力操控，衍生出攀比、暗算等“混社会”的生存智慧。
终极阶段体现为道佛思想的超脱消解。道家与佛家以“烟柳繁华终成空”的视角，为脸面竞争提供终极消解。无论权力财富竞争胜负，皆被视为过眼云烟。这种超脱解构了面子竞争的永恒意义，形成“争面子—破面子—空面子”的闭环逻辑，为过度内卷的脸面游戏提供精神出口。
四、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后，吴重庆教授首先总结了翟学伟教授讲座内容对标识性概念的研究启示，强调研究需选取含义复杂、能切入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概念（如“面子”），并需具备理论建构的雄心和目标，否则很难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发生关联，要在利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同时，指出“找回自我”的现代口号的局限性，年轻的中国人在关系社会中不能全然抛开关系，否则自我难以建立，要建立二者相向而行的思考与实践方式。最后提出问题：中国民俗中存在“开面”传统，即通过绳子去除面部绒毛与胎毛。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在《未开的脸和文明的脸》中提出，“未开的脸”的部落生活是要破除“未开”与“已开”界限需被打破。尽管日常生活语词中可能没有“开脸”“开面”等表述，但值得探讨的是：是否存在某个象征性的“开脸/开面时刻”，其本质并非物理层面的面部修饰，而是标志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当人们在社会互动中运用“脸面”概念时，是否已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开脸/开面”？
翟学伟教授回应：这个话题相对于今天的主题有了一些转化，几乎所有的人类部落都在脸上面下自己的功夫，包括鼻孔、耳垂等等，中国民俗中也如此。但今天的讲座没有讲到面部装饰、脸谱等，是因为其隐喻方向引向了另一条道路，涉及到中国人的心理行为、交往方式中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郭忠华教授提出三个疑问：其一，是否可以采用“家族相似性”定义法，通过界定“面子不是什么”来划清边界，而非强求明确界定；其二，戈夫曼理论已打通“个体—结构”的互动逻辑，而中国面子运行同样体现“关系结构与个体表演”的相互作用，引入历时角度，二者的对立是否不那么明显；其三，以“面子”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具备发展为可与西方社会学对话的理论基础。以此为起点延伸至社会形态与社会心理分析，是否同样应致力于构建具有对话能力的理论体系？
翟学伟教授依次回应：面子定义的理论困境上，西方逻辑实证主义要求明确界定，但“面子”作为中国文化中的隐喻概念，难以用“否定式定义”触及本质，体现中西方思维差异；戈夫曼理论存在适用性局限，拟剧论覆盖个体“自我呈现”，但无法解释中国“关系本位”下的面子逻辑，需本土理论补充。西方社会学诸多学者尝试融合“行动”与“结构”，但本人研究的内在要求在于把拟剧论解释中国社会时在微观社会没有说清楚的那一部分说清楚，至于行动和结构的关系不是在“面子”研究里面所要找寻的。中国社会通过科举等制度形成“结构压力”，强制吸纳个体行动，区别于西方微观到宏观的搭建困境，强调结构先在性对行动的塑造。总之，研究中国十分不易，需兼顾概念隐喻性与文化异质性，长期深耕本土经验与跨文化对话。
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表示，翟学伟教授讲座区别于其他先给出观点再论证的方法，展示了一步步推动研究的过程，十分精彩。同时谈及了哲学视域下面子问题的三重维度：伦理学层面，儒家羞耻感依赖外部评价，个体做不仁义行为时，羞耻感因“被外界知晓”，单纯自我知晓未必引发强烈羞耻。“面子”既可能因“丢脸”产生负面评价，也可能因“保全面子”促使个体承担责任；现象学层面，脸是自我认同的身体锚点（如“脸即我”），但现象学尚未彻底解析中国文化中脸与人格的独特关联。定义方法论层面，西方定义模式追求几何学式的精确界定，中国概念以“仁义”“善”为代表，属“家族相似性”概念，无法通过单一标准定义（如《伦理学原理》论证“善不可定义”）。面子同理，其隐喻性导致定义需通过“不是什么”划边界，而非正面界定。翟学伟教授回应：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审视存在差异化视野。写作时曾思考过另外一些面子与“耻感”等问题：为什么日本可以用耻感文化，此概念拿到中国来却行不通？日本人重耻感是否讲面子？这些问题还是需要通过跨文化比较分析，从社会文化中寻找答案，以小问题延伸到更多问题。
有老师提问：年轻人在网络中发展出“搭子文化”，追求功能性关系，不再强调人情面子和“会做人”，这是否意味着“面子”在年轻一代中弱化？模型是否需要调整？翟教授回应：社会学对互联网时代的研究准备不足。网络空间中，传统的等级、权威难以体现，社会资本研究中，网络只剩结构洞或强弱关系连接时，“面子”在网络中依赖点击量、获赞数等新指标，与现实脱钩。年轻人因现实社会权威压制，更倾向在网络中寻找无权威的空间。
有同学提问：“面子”和“人情”在网络环境中会发生何种变化？当人们在网络与现实社会之间切换时，“面子”又会呈现怎样的转变？翟学伟教授回应：虚实社会的观察主体分属不同社会圈，脱离原圈后脸面评价因失去期待环境而失效，虚拟社会中身份权威因匿名性或评价标准（点击量取代声望）变化被消解，致线上权威可能被打破。线上线下融合扩大社会圈，却让脸面评价体系变复杂，网络传播广泛性使“丢脸”影响突破地域，负面效应随社会圈扩大剧增，同一行为在不同圈层可能评价相反，且网络无边界性让丢脸问题更严重。
翟学伟教授在讲座中展现的一步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扎实研究，堪称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最佳示范。他对“面子”的深刻剖析，最终直指中国社会“关系本位”的核心。这场“脸面连续剧”的舞台、规则与观众，皆由“关系”塑造。因此，理解了“面子”，也就进入了中国关系社会的入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图景皆于此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