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25讲

2025年5月8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二十五讲“自己人”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宜音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持。

陈少明教授在开场白中介绍到杨宜音研究员的理论专长在于社会认同、社会心理、社会变迁等，是社会心理学领域内有影响力的权威学者。“自己人”这一概念对于做哲学的学者而言也常有接触，而杨宜音研究员则将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讨论“自己人”的概念，为我们深入探讨人与人之间建构信任的逻辑。

一、中国人的“自我”与“自己人”

讲座伊始，杨宜音研究员由“肥水不流外人田，胳膊肘不能往外拐”“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等俗语来引入对“自己人”这一概念的思考，认为“自己人”是一个区分内外、规范行为的概念，这一概念包含着社会心理学关注的几个重要心理关系，包括人际关系、群己关系、群际关系、他群关系。

“自我”是心理学的重要领域，在北美的社会心理学学术传统中，主要以“自我”为整个研究体系的起点。目前国内最流行的翻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多是以“自我”为中心而往外推来评判社会关系，比如“偏见”就是“不喜欢他人”，“攻击”就是“伤害他人”，“吸引与亲密”就是“喜欢他人与爱他人”，可见，社会关系研究多是以“我”为原点来讨论“我-他”关系。

那么中国人的“自我”又在何处呢？梁漱溟先生曾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指出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于个人永远不被发现这一点上，由此出发，杨宜音研究员列出中国人第一称谓的诸词语，由“鄙人”“晚生”“愚弟”“老朽”到“朕”“臣”“在下”“奴才”等词，可看出“我”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self”，其中还包含着“秩序”与“德行”的内容。

西方的社会心理学有着关于“自我”的丰富理论，其中“自我构念”（self-construal）是一个关于自我结构性特征的概念，在跨文化比较视野中，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自我”，与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独立性和自我表达的独立型自我不同，中国人是强调社会关系和集体利益的东方文化的互倚型自我，独立型自我通常将重要他人排在自我边界的外面，而互倚型自我则认为自我边界可以共享。杨宜音研究员认为，自我边界特征反映出处理“我-他”关系、群己关系、群际关系的心理机制，它关注了“我-他”边界如何划分、划分后有什么心理影响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讨论“群际”和“群己”的关系。而中国人的自我边界特别受到做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学者的重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需讨论社会文化到底对我们怎么划分“我-他”边界形成影响，故而需要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视角来进行解释。杨中芳提出在“自我”的范畴内区分“个己”与“自己”。前者代表将自己与别人的界限以个人身体为标志的自我，后者则代表一种不但包括个体的身体实体，而且还包括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他人（即自己人）的自我，她认为中国人的“我”属于后者。“自我”的核心叫做“个己”，即个人的自己，这是中西方兼有之的。但是与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除了个己，还多了一层“自己人”的概念。

“边界”是“自己人”概念的核心文化心理机制。杨宜音研究员认为，“自我”不仅是身体的边界、实体的个体（物理事实），也是被文化化了的一个文化事实，这一文化事实，包含了社会事实和心理事实。审视“自己人”这一概念，需要关注中国人如何划分“自己人”和“外人”，接着就要涉及中国人如何分析关系的问题。

在此，杨宜音研究员列举了三个重要人物的观点。首先是杨国枢先生，把人分为“家人”“熟人”“陌生人”三种关系。他指出，在家人关系中，彼此要讲责任（即责任原则），而不那么期望对方作对等的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最低）。在熟人关系中，相互要讲人情（即人情原则），较会期望对方回报（社会交换的预期中等）。至于生人关系只能依照当时的实际利害情形而行事（即利害原则）。两者之间比较会精打细算，斤斤计较，对给与取的平衡或公道相当敏感，对回报的期望也很高（社会交换的预期最高）。其次，黄光国先生运用了原型分类的方法提出了“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情感性关系”的模型，他认为典型的情感性关系是家庭关系、亲友关系，在交往中遵循“需求法则”。典型的工具性关系是陌生人关系，在交往中遵循“公平法则”。典型的混合性关系是熟人关系，在交往中遵循“人情法则”。最后，杨中芳教授提出“既有关系/交往关系，既有关系再分为工具性关系+表达性关系”，“交往关系”中包含着两种成分：真情和应有之情。

在这些分类理论中，杨国枢和黄光国分类中的“家人”是按照血缘关系划分的（人类学亲属制度的角度），“熟人”和“生人”是按照交往频率划分的（社会学的角度）。黄光国和杨中芳的分类都是原型分类，但是黄光国的“情感性——工具性”维度是否成立，即二者是否成互补关系值得讨论，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相互分化程度很低，例如，家人之间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相互粘合，以交换的稳定来表达情感的亲密（如代际互报），或以亲密的情感保证交换的稳定，陌生人之间情感是否定的，工具性关系也是否定的（如欺骗）。

杨中芳的分类则比较好地揭示了心理（真情）、心理与身份的附着（应有之情）与分化形成的情感格局，这个格局也就是义务格局因而也是信任格局。她的分类是以“真情”作为一个维度，以“应有之情”作为另一个维度，于是形成四种关系原型：高真情和高应有之情的类型是“亲情”，低真情和低应有之情的类型是“市场交换关系”，高真情和低应有之情的类型就是“友情”，低真情和高应有之情的类型就是“人情和恩情”。当“家人”社会身份含义产生泛化时，人情和恩情关系就更贴近家人关系，当“家人”心理含义（自己人）产生泛化时，友情关系就更贴近家人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真情更多地具有心理的个体选择的意味，应有之情更多地具有社会身份伦理的意味。从信任的角度看，也可以值得信任和应该信任两个维度得到同样的四种类型。当信与真信（家人、自己人、铁哥们）当信为主（亲属），真信为主（挚友），不信（外人）。

二、可伸缩、可渗透的“自己人”边界

带着对“自己人”及其边界的思考，杨宜音研究员分享了她的田野调查经历，重点观察了一家农户为其儿子操办婚礼的全过程，在婚礼之后，将礼账上的名单与实际交往关系对照、补齐，请被研究者根据亲疏程度将与自家有往来的192户（包括自家人）分类、排序，并对各类别命名和说明。被研究者还详细和反复地回忆和解释了与这些户（人）交往的感受、评价、曾经发生的事件和归类的原因。

杨宜音研究员指出，被调查对象一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自己人”概念，一般意义的自己人指“自家人”，相对意义的自己人指在一定情境下划定的内外区别边界朝向自己的这部分人。前者是目前生活中最常用的意义，说明家庭边界的基本和重要。相对意义的自己人是将一般意义自己人内外区别的内涵外推到自家人以外情境下产生的，可以由此看到边界的可伸缩特性。

在相对自己人的意义中，已经很容易看到外人变成自己人或相反的可能性，由于在特定情境下，自己人边界可以向外扩展，原本为外人的人就可能被包容到边界内而成为自己人。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样的过程总是在亲属制度层面上发生着。例如，原本相互不认识的“陌生人”通过缔结婚姻关系而变成亲缘身份的“自己人”。或者由于亲属的去世，原有连带交往的亲缘关系也就中断了。另外，上一代人没有出“五服”的亲缘关系，在下一代人那里就可能出了五服。在家庭中，当家人出现变化的时候，就会有了关于是不是保持“五服”以外关系的新决定。这有一些因经济原因无法保持礼尚往来而中断的和一些因特殊的原因被迫中断亲缘关系的情况。这些变化，基本上属于亲缘身份的改变，因此，在亲属网络中是不是自己人变成外人或外人变成自己人，可以通过仪式行为来表达、获知以及被理解。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交往也导致了自己人与外人的相互转化。这种现象发生是个人性的，即在个人之间的交往中，相互建立了亲密情感、信任和义务感。但是，由于传统的自己人是亲属自己人，因此，这样的外人变为自己人往往要获得相应的拟亲属身份，例如干亲、拜把子兄弟等。这一过程被称为“拟亲化过程”。与之相对的是由于不再交往而中断的亲属关系，即“去亲化过程”。从这一进一出的过程看“自己人”边界不仅是一个可伸缩的边界，也是一个可渗透的边界。

而在朋友敬酒叫“王哥”却被要求改口叫“哥”的个案中可以看出，交往关系中的外人变为自己人一般要有某种既有关系基础，同时，还要有两人之间个人特性方面的相互认可和交往，由此形成亲密情感和义务感导致了信任。当这种信任相当于或超过了家人之间才有的程度，就会以自家人规范相互对待，也会以“自己人”的身份表达这种从外人到自己人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自己人概念最初是包含在自家人概念中的，自家人就是自己人，自己人也只有自家人。当与自家人以外的人交往使得个人之间由于个人性因素而形成亲密情感、义务和信任之后，除了通过结亲真正变为自家人之外，只有通过拟亲的方式才能给予这些交往内容等同于自家人的身份。而这个身份（自己人）又规定和限制了交往行为应该类似自家人。自己人这种不是社会伦理身份却似社会伦理身份的特点，客观上保证了亲密、责任和信任关系的稳定。在社会流动加大后，交往成为关系建立的前提。这时候，个人之间的亲密和责任缺乏血缘亲情的连带和极少有空间流动的熟人社会做保证，自己人身份就成了信任的依据。

自己人保证了人们通过交往能够获得稳定的情感性和工具性资源，因此，稳定、规范和巩固了交往关系。它不是个体之间仅仅依据个人特性进行交换的反映，不是停止在人际吸引产生的亲密、人际信任和人际合作上。自己人仍然是一个类似身份的概念，它保证的是关系性亲密、关系性信任和关系性义务。

在以上研究基础之上，杨宜音研究员提出一个符号互动的“自己人/外人的关系分类图式”，这个图式框架以先赋性和交往性为两大维度，当先赋性和交往性双高的时候，就是“自己人”，双低的时候就是外人，并且可以把“自己人”推出去，比如不怎么往来的亲戚，而是密友的外人也可以因为交往性的不断提高慢慢变为逆血亲关系，比如铁哥们。所以“自己人”这个概念具有边界可通的结构特征、边界可伸缩的方向特征、类型可转化的动力特征。而“自己人”在情感上的表征为“应有之情/真有之情”双高，在责任上的表征为“义务/意愿”双高，在信任上的表征为“身份信任（关系保障）/交往信任（经验、制度保障）”双高。

在解析了“自己人”的概念之后，杨宜音研究员辨析了“自家人”与“自己人”的异同之处，指出“自家人”是一个血缘概念，而“自己人”则是一个心理概念，在“先赋性/交往性”二者之间的流动中，“自己人”可以形成一个逆血亲的关系，“自家人”也可能变成外人，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差序格局，“自己人”与“外人”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具有边界的流动性。

在“自己人/外人”与“独立我/互依我”的理论对话中，引导我们思考“自己人”是独立我还是互依我的问题。杨宜音研究员认为，独立和自主是两个要素，需要加以区分，在差序格局中，自己可以自主决定谁是自己人，所以自己人是自主而不独立的互依我，是一个“关系我”。

三、“关系”与“自己人”

在“关系”的视角下，可以直观地理解“自己人”的边界特征。“关”就如同开关一道城门一样，自己可以决定让什么样的人进入这道门，也可以决定把什么样的人推出去再关上门。而“系”就是一个联系，自己可以决定和哪些人建立、保持或中断关系。所以，中国人的“我”掩藏在关系里。

传统文化中最典型的关系就是“五伦”。尊亲格局中的“五伦”关系除了规定两两间的对偶角色外，还包含着尊卑、远近关系，以及对一个关系的伦理规定性。我们的互依性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在尊卑与亲疏的分别中来决定他人与自己的远近关系，它构成了中国人互依的社会结构蓝本。我们的互依我与角色的伦理规范相联系，其信任和责任是被规定和限定的，在规定和限定的基础上，关系就具有一种稳定性，并给予人们关系亲疏处理的一个参考标准。

而后，杨宜音研究员分析了关系的几大特征。首先，关系的角色形式化与关系决定论是“关系”的一大特征。以社会身份（特别是以亲缘身份）来界定自己与对方的互动规范，使关系蕴含了角色规范的意义。其次，在关系角色化构成的格局中，关系是亲密、信任及责任的根据。在亲缘关系越相近的对偶角色中，相互之间关系越应当熟悉亲密、越应当信任、越应当相互负有责任，而亲缘关系的特性恰恰提供了关系与亲密、信任及责任的这种稳定的连带，从而也限定了亲密、信任及义务的发生总是局限在亲缘关系或准亲缘关系中。

此外，关系的形成是以自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由近而远，渐渐外推。A的关系里有B，透过B，便与B的关系网络连了起来，B的里面又有C，C的里面又有D。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越织越密、越织越大的网，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也就是以自己为中心，通过他人而形成关系的网状结构（自主中心枢纽），于是，我是你的自己人，你也是我的自己人。

在“关系我”与“类别我”的对话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人的“关系我”问题。杨宜音研究员讨论了密歇根大学心理学教授尼斯贝特《思维的版图》中分类文化差异研究，其中有众多分类实验，得出东方人更强调功能性的联系，也就是关系，而西方人则更强调范畴联系。在此研究基础之上，杨宜音研究员做了关于“同乡会”的研究，发现社会流动帮助了关系的类别化，类别又被关系化，关系与类别间呈现一种流动性的特征，也就是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中国人的关系我和类别我是相互缠绕的。所以，社会流动会对群己关系进行调整，使它同时兼有类别和关系两种属性，呈现关系和类别相互缠绕的状态。

中国人的“关系”边界呈现一种通透状态，可以被拉动。杨宜音研究员在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参与性研究中发现，中国人的参与是号召式的，在内外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自己人可以升华为具有道德意涵的大我。与之对应的便是“公”与“私”的概念，在关系边界通透可被拉动的前提下，“公”与“私”也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在一定情景及引导下，“公”“私”之间没有绝对分界，小的“家庭我”也可以被层层打开至“国家我”“天下我”的“大我”。

所以“自己人”是一个整体性思维，它有一个“大我”的概念。“自己人”在边界中可以包容不同人，讲究和而不同、多元一体，因为有和谐的目标，这就将“同”“容”“共”等概念融在了一起，相互的价值便会叠加在一起。

“我”与“我们”之间可以通过关系化、类别化、镶嵌化的方式进行联系。关系化在自我的表征上是关系我，组成的结构性特征是差序格局；类别化在自我的表征上是群体我，组成的结构性特征是团体格局；镶嵌我在自我的表征上是多元一体我，组成的结构性特征是共同体格局。“自己人”就是在关系化中实现“我”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从自我结构来看，边界实的类别化的独立我与边界虚的可通透的关系化的大小我，在双文化或多元文化下也可以相互转换。在全球化多元化的发展中，我们可以慢慢超越文化的边界，形成一个混融我。此外，还有和而不同而组成一个大的边界，形成一个镶嵌我。

综上，“自己人”是一个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的边界可通透的自我概念，其通透属性表现在根据“先赋性/交往性”运作包容和排斥的他人的双向过程上，“先赋性/交往性”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关系”建立与中断的动力，当包容自己以外的人时，形成关系化我们，“我-我们”的概念便可相通。与群体成员认同群体而形成群体凝聚的机制不同，“自己人”借助“关系化”机制形成的“我们”是包容他人的结果，或是互为“自己人”的结果，以关系的方式（亲密、信任、责任）相互对待。在内外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自己人可以升华为具有道德意涵的大我，在表面上与集体主义价值相符，但其心理机制是“关系化”而不是“类别化”。在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弱关系社会（生人社会/契约社会），“自己人”中的交往性维度渐强，边界通透性渐弱；在双元或多元文化社会，自己人的包容性（整体性思维）与独立我性质结合，产生多元混融我。

四、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后，陈少明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于讲座的感想，认为杨宜音研究员在本场讲座中所讨论到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体会，我们平时说“自己人”的时候，通常包含了很多复杂的情感认知在其中。杨宜音研究员所呈现的讲座主要是社会心理学领域，但是哲学领域的学者也可从学到很多东西，也会有相关内容的讨论，比如庄子的“吾丧我”，比如“亲人”“熟人”与“他人”的分别的伦理态度问题。在讲到差序格局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儒家关于爱的差等问题。杨宜音研究员从整体上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完整的关于对“自己人”认识，并为我们展现了诸多专业的理论框架来加深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

在提问交流环节，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卢俊豪老师向杨宜音研究员提问，在社会发展变化中“自我”边界可以推拉，其中也会伴随一些比较明显的以情感为特征的心理过程，比如面对他人，尤其是不当自己人且低自己一等的人的时候，人们会把对自己的厌恶投射到这些人身上，那么在推拉的自我发展中，伴随这一现象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些情感及这一心理过程？对此，杨宜音研究员回应道，关于“自己人”的情感，主要涉及到“先赋性”和“交往性”，在此基础上做了“应有之情”和“真有之情”的错位和匹配来解释不同的人际关系。至于上下的感受，下位的人你对他的情感怎么表达，比如“羞耻感”“厌恶感”“鄙视感”等，可能不光是人际距离的远近，还有上下距离的远近。关于“厌恶感”，杨宜音研究员曾在文化混搭的问题上进行过讨论，文化背景不同的两个群体，会因为差异性而产生互相厌恶、鄙视的情感。此外，就是在婆媳关系中，讨论了情感问题。目前还没有在“自己人”的上下结构中去看情感问题，这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向。

现场同学也就讲座内容提出了思考，杨宜音研究员也一一做了回应。“关系”边界可以被拉动，这个拉动边界的运作机制是怎样的？在当下比较原则化的社会里，会对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模型有新的理解吗？修身、齐家等可以实现内部的升华，形成拉动边界的内部动力，整个社会的引领，比如社会规范、价值观等，要求人们把更多人的利益放在前面，形成拉动边界的外部动力，同时也还存在内外结合的一个途径，这其实是一个小我如何变大我的问题。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一个时代变化，个人的边界越来愈坚实，但是中国的交往依然还是很看重关系，我们还并没有成为完全的独立我，虽然现代社会的变化会带来一些改变，但还没有颠覆性的改变。对自我构念的互依我和独立我的分析框架是什么样的态度？西方强调独立我，而我们当下从重关系到走向“搭子”这种弱关系，是在往独立我靠近吗？互依我和独立我是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理论，当时这个理论认为东方人（以日本人为样本）是互依我，而杨宜音研究员则认为，中国人并不是最典型的互依我，而是互依我的一个亚类型，也就是关系我，因为我们有自主而没有独立。虽然当下人的自我边界感变强了，从强关系渐到弱关系，但它不是一个线性的一定是从互依我到独立我的一个过程，我们可能是双维的，两方面兼有，而不是一个替代另一个，就是现代的“搭子”关系也有一些变化，它可能和互联网、AI等很多外界因素有关，渐渐导致人对自我边界的看法产生一些变化，而我们当下的人如何去完成自我的圆成、自我的整合，这是一个对心理上的挑战。

本场讲座在阵阵掌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讲座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激发了我们对“自己人”以及相关的“自我”话题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