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讲堂第45期

2025年3月4日下午，实践哲学讲堂第45期在锡昌堂515会议室召开，本期讲座是拉佩奇（Smail Rapic）教授在实践哲学讲堂所做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系列讲座”的第二讲，即“马克思与恩格斯论现代化与全球化”，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教授、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评论人是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研究助理教授叶甲斌，学术翻译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生张闻清。

徐长福教授首先对本期讲座的情况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接续前一讲关于现代化的主题，本次讲座将继续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内容，徐长福教授还特别解释本期海报的寓意：“地球仪”体现了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讲座主题。

拉佩奇教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辩证思考。两位思想家将资本主义视为推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揭示了其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性。他们创造性地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通过对赫尔德历史哲学的扬弃，构建出理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框架。

拉佩奇教授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了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共生关系。机械化大生产不仅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更通过全球市场的形成重塑了社会权力结构。资产阶级借助殖民贸易体系将传统手工业者推入无产阶级行列，这种阶级重构既推动了历史进步，也埋下了社会矛盾的种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提出的“消灭劳动”概念并非否定生产活动，而是指向通过技术解放使人摆脱异化劳动、实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愿景，这一理想与洪堡、席勒的人文教育理念形成历史呼应。

相较于赫尔德对技术文明的悲观隐喻，马克思与恩格斯更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进步性。他们突破性地将系统功能分析与阶级分析相结合，指出资产阶级通过打破封建行会制度、建立世界市场完成权力更迭。这种分析既包含对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的批判性继承，也揭露了黑格尔“同业公会”设想的乌托邦色彩。当殖民扩张带来的超额利润暂时缓和西方国家的阶级矛盾时，全球南方手工业者的悲惨境遇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血腥代价。

在科学技术观层面，拉佩奇教授着重辨析了马克思与培根的本质差异。马克思将自然科学纳入“历史科学”范畴，强调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这种实践导向的认知论为分析工业化与殖民体系的互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使技术发展既被视为解放潜能，也被批判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这种双重性在当代表现为：数字技术既创造新生产力，也衍生出平台资本主义等新型剥削形式。

拉佩奇教授特别指出，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已在当代显现多重症候：周期性经济危机、全球贫富分化加剧、生态危机频发等现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

总结而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分析提供了理解现代世界的关键视角：既肯定其推动历史进步的客观作用，又揭示其内在的剥削本质与危机必然性。这种辩证思维对当今应对全球化挑战、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仍具有重要启示，同时也需在非西方语境下进行批判性拓展与创新。

在评论环节，叶甲斌研究助理教授提到，拉佩奇教授的讲座通过梳理马克思、恩格斯与培根、斯密、赫尔德、黑格尔及哈贝马斯等思想家的理论谱系，深度地呈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观点。其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与机理，而且示范了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讨论全球化、现代化以及科学技术等议题。

徐长福教授向拉佩奇教授提问：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立场，那么如何理解恩格斯在1894年9月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认为，中日战争导致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Europeanise）这一表述？拉佩奇教授回应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俄国问题的研究，摆脱了以西欧中心的立场，但或许并未完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特别是对于亚洲问题有所保留，相关研究尚不详尽，有待进一步讨论。

评论人叶甲斌研究助理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兴升讲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周凯等师生就自己关注的问题向主讲人提问，拉佩奇教授对师生们问题一一作出了回应。至此，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