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71期

2024年10月30日下午，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71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420会议室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教授张笑夷主讲，题为“‘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一种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尹树广教授担任评论人，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主持人。

徐长福首先向线上线下参加讲座的听众表示欢迎，接着对主讲人、评论人以及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作了介绍。徐长福回顾了10月26—27日在清华大学圆满结束的实践哲学年会的情况，指出“什么是实践”和“什么是实践哲学”仍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希望这期讲座能有助于大家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南斯拉夫“实践派”是怎么样定义实践哲学以及相应的实践概念的。

张笑夷的报告主要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兴起与发展、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和实践派关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可能性的思考三方面内容。首先，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对南斯拉夫在二战后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论述为引子，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兴起的历史原因，并从总体上介绍了实践派发展的特点。接下来，张笑夷从实践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谈起介绍了他们共同的基本哲学观点。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反映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不能揭示认识的本质，而且与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解是相悖的。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实践是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应该从这样关于人的理解出发，那么认识的主客体就不是给定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自然不是自在地呈现在人面前的，而是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而与人相连的。实践派主张不能一般地谈论自然辩证法，只有在存在人的历史的地方才存在辩证法，在人的历史活动之外没有辩证法。马克思虽然说过辩证法规律不仅运用于社会，也包括自然，但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从未感兴趣到为此专门写作的程度。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为实践派哲学家探索以实践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特别是对马克思早期手稿的深入研究导致了一种深刻而彻底的人道主义哲学的重新发现，恢复了“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核心位置和实践的观点。张笑夷着重介绍了实践派哲学家对马克思的人的概念的阐释和他们对praxis和practice，劳动和praxis的区分。实践派哲学家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使人成为人的是他的整体存在方式，是对世界和他自身的一般的关系结构。这种存在方式被马克思通过“实践（praxis）”一词设定。实践是一个总体性的规范性的概念，是人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同时是其他一切活动的批判标准。作为普遍的、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实践包含着自由和自决，具有历史性、超越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因此，劳动和物质生产活动只有成为一种自由的选择和个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完善的活动时才会成为实践。practice作为认识论范畴是指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实践派在人的实际存在和人的潜在的本质的区分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异化是必然现象，人和世界的不断生成就是不断扬弃异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实践派从批判性上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任何一种现存的人的状况的批判意识，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从人的生存中推出哲学原则，而且在于试图把人的生存提高到哲学原则的层次。只有在这种方式中，他才能克服纯粹理论的异化，并成为一种总体的理论的-实践的存在（a total theoretico-practical being）。期间，张笑夷展示了实践派致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参与者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也写明他们的目的是就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开展自由的讨论，并致力于形成对当今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自我认识，表明实践派追求的哲学是革命的思想：对现存一切的无情批判，对真正的人的世界的人道主义预见和革命行动的激发力量。因此，彼得洛维奇认为，“革命思想”比“实践哲学”能更好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更好地体现马克思学说在当代的现实性。

最后，张笑夷介绍了实践派在社会主义改革中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实践派将“民主”理解为“人民治理”，因此他们把“自治”作为实现社会和人的根本性变革的重要的、有效的途径。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就是作为不断革命的自治。根据南斯拉夫自治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践，马尔科维奇认为，自治是一种历史选择，不是历史的必然性，需要一种合适的政治文化。社会主义不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结果，只有在当今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做出民主的选择并朝着这种选择做最坚定的努力才能推动民主的历史进程。实践派以“人是实践的存在”推导出“平等的自决原则”，这一原则需要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联邦制和政府向自治的转变三方面来保障。

张笑夷的报告结束后，徐长福指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有其特色，南斯拉夫实践派影响很大，相关思想资源应该得到充分的探讨与挖掘。他引用了其他两位学者的报告作为佐证：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巴甫洛夫教授（A. Pavlov）于10月29日在实践哲学讲堂中关于苏联解体后列宁实践哲学研究的报告，以及今年8月世界哲学大会上罗德尼·佩弗（Rodney Peffer）教授关于社会正义的报告中对南斯拉夫自治实践的高度评价。接着，他请张笑夷补充介绍实践派在后期的发展情况。张笑夷简短介绍了实践派学者们在七十年代末失去教职、结束集体活动的历程，也谈及了马尔科维奇此后在学界留下的深远影响。

尹树广从三个维度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补充与阐释：首先，实践派的研究离不开二战后南斯拉夫探索特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从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争端开始，南斯拉夫在理论和制度上开启了社会主义自治实践。到60年代实践派这一代人，更多的是从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出发，致力于在马克思思想的内在逻辑中揭示实践的具体性和创造性内涵，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精神和人学思想。只有深入理解时代的现实背景，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实践派的理论动机，以及他们如何进行理论研究。

其次，实践派在理论上把实践哲学的研究奠基在总体性辩证法基础上，强调技术劳动和实践的区别，并且在哲学人类学和文化哲学层面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学，这不仅在当时是创造性的，至今也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今天的本体论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心物、主客等传统的二元概念框架被深入批判和反思，也就要求在新的理论发展基础上重构实践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恢复实践哲学的生命力。

最后，南斯拉夫实践派不仅注重具体实践，而且更注重对马克思著作的研究，探索马克思实践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之间的联系。他们的理论探索精神和思想创造意识，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实践来说，仍然是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我们应继续深化对这一学派的研究，以期在其基础上实现新的理论发展与突破。

徐长福进一步表示，报告中对practice和praxis的辨析非常重要，对物质性的生产实践和规范性的德性意义上的实践的区分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困难，明确的区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尹树广赞同徐长福教授对这一细节的关注，认为这里的区分源自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概念的讨论。

张笑夷在回应中重申了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表示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对“实践”概念的应用上的异同点。但提出并不认为实践派希望回复到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论，而是希望应对庸俗唯物主义和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威胁来恢复实践的人的地位，应该更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脉络上理解这一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认为“南斯拉夫”这一特定历史场域的现代化问题颇具典型意义。他赞同尹树广老师的评论即研究实践派应将其放置于南斯拉夫当时政治、经济、民族问题背景之下，并认为南斯拉夫的局面一直复杂而混乱，统合是靠“党”的统摄才得以维持的，而铁托治下实践派之兴衰既与一般政治理念相关又与内部现实问题相关。同时，虽然时过境迁，实践派的哲学思想却仍具跨时空的启蒙性。

暨南大学哲学所高山奎教授希望能够对“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作出进一步的概念厘定，特别是指明“实践派”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关键所在；其次，高老师认为，实践哲学不同于作为动词的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哲学，我们首先要指明其理论的根基所在，尤其是它的人性论基础，而目前的讨论在这方面要么层次不清，要么在问题的紧要处显得语焉不详。因此，希望张老师能够进一步加以阐发。

有关定义问题，张笑夷认为实践派对人的定义是承袭马克思对人的理解，认为马克思是在整体上把人作为“实践的存在”，实践是一种普遍的、创造性的活动，是人有意识地改变和创造人的世界和人自身的活动。实践（praxis）包含着自由与自决，不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如果人希望成为人，他就永远不能中断这一创造活动，而且只有他意识到他历史地创造人及其世界的可能性时，他才是人。因而人永远是未完成的、不断超越自身的存在。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王兴赛副教授提出希望主讲人补充阐述实践派对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哲学之间的关系的处理，也提出了革命与改革的关系问题。

张笑夷回应实践派反对的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僵化的教条的理解，批判的不是马克思本身的社会历史理论，他们希望通过恢复人的地位和实践的观点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观点。有关改革与革命的问题，张笑夷认为实践派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革命思想与我们当前提出的“自我革命”都是要不断自我革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凌菲霞副教授提出卢卡奇为了反驳二元论引用恩格斯的一元论观点，即“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卢卡奇又认为辩证法必须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概念甚至都是错误的，他这两个观点之间似乎存在矛盾。

张笑夷回应实践派并不认为辩证法只能适用于人的活动而不能适用于自然界，但在马克思学说中辩证法不会完全脱离人的实践而单纯应用到自然界中。

联系马克思主义者对分配正义研究范式的批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叶甲斌助理教授向报告人询问南斯拉夫“实践派”倡导的“生产资料的民主社会化”有无对应的社会实践？实际效果如何？

张笑夷回应在当时的南斯拉夫相关的政治经济改革有过作用，所以在一定时间内给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带来了起色，但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矛盾的激化。

张笑夷也回应了线上参与者的问题。

徐长福教授最后发言。他指出，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相对匮乏，苏联和东欧实践过社会主义，它们留下的学术思想的遗产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是不应该的。他感谢了张笑夷教授的付出，并希望效仿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一些成功做法，改进我们的实践哲学活动。徐长福对本次讲座的所有参与者表示诚挚感谢，最后宣布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