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3季第3讲

2023年11月10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三季第三讲在线上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海外人才”特聘教授薄国强（Roland Boer）主讲了“‘第二个结合’对于西方的启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王兴赛副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刘畅博士生担任学术翻译。

凌菲霞向听众介绍了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薄国强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兼职教授，入选2023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薄教授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曾在挪威、芬兰、丹麦、格陵兰、俄罗斯、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家担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更广泛地涉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宗教批判理论领域。

薄国强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蕴含着“辨证取舍”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西方复兴有所启示，尤其是有助于反思当前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停滞、社会分裂等诸多问题。薄国强阐发了三个有待于反思的西方文化范畴：“零和博弈”“被选中者”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他试图通过“辨证取舍”的方法论，从西方传统中寻找这三个范畴的可替代选项，分别是“爱人如己”“万物复兴”和“凡物公用”。最后，薄国强聚焦于恩格斯关于德国历史研究的作品《马尔克》，指出恩格斯为西方如何恢复“凡物公用”价值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原则：不是回到遥远的前资本主义时代，而是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对马尔克进行全面的辩证改造。

评论人王兴赛指出，薄教授的讲座非常具有启发性，结构清晰，论证有力。虽然薄教授提出的问题主要是针对西方，但是从中国出发的视角，对于思考中国问题本身同样具有启发性，为缺乏西方生活体验的听众带来了深刻的震撼，揭示出了多重异质视角。王兴赛指出，薄教授处理的是古今之争的问题，或许可以将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接受历史作为参考，在接受西方文化时，中国的选择也是多元的。西方文化的内部结构比薄教授呈现出的简化图景更为复杂，尽管在中国我们对于中西分化也有一些刻板印象，譬如西方文化重视物质和科技，中国文化则重视精神和道德，但实际情况是复杂而多面的。

王兴赛提出了如下问题：第一，薄教授选择的三个文化范畴是否足以阐明西方文化的复杂性？第二，黑格尔在对个人主义的评价中强调了主观自由。薄教授如何处理凡物公用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完全替代还是互相结合？如果是后者，那么如何结合？即究竟应当如何面对传统问题？第三，如何面对西方文化内部多元、异质的诸价值？最后，我们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些替代性的文化价值？如何在既定经济基础的框架内实现上述观念的转换？

薄国强指出，在中国学界存在着一个长期讨论的问题，即为什么发端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在西方国家，而是在东方的发展中国家转化为现实？对此我们需要考虑西方的语境问题。薄国强谈到长期以来的一种感受，即自己在西方国家却感觉是一个外国人。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而言，并非完全是异己的，它在西方的现实并非是不可能的。

古今之争的问题在俄国革命以及1920年代中国革命中一直都是存在的，在创建新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经济基础在内的诸多旧要素，究竟是完全消除，重新开始，还是对其进行转换？这一问题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也是存在的。薄国强认为，完全消除、重新开始的做法是没有任何效益的，我们需要转换旧的要素，以达到更高的水平。

薄国强指出，在自己和同事之间存在很多争论，他认为很难在西方自由主义当中找到有价值的要素。西方自由主义主要发源于三个深度参与奴隶交易的国家，即英国、美国和荷兰。也就是说，这种自由的前提是有不自由的人在场，自由就是一小撮自由人对不自由人的支配。美国独立战争的口号是“所有人的平等”，然而所谓的“所有人”是一小部分人。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在问题，与被选中者的文化预设有关。我们需要扩充自由概念，譬如免于饥饿、剥削和殖民统治的自由，才能在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找到自由概念的位置。

薄国强指出，他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西方文化价值及其在西方传统中的可替代选项，这样的文化问题确实受到既定经济基础的制约，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较为复杂，暂不在此展开。

凌菲霞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薄教授所反思的三个西方文化价值范畴为何在历史中占据主导，并广泛流传？二是自由主义的叙事——最初是一个人即国王的自由，随后是部分人的自由，再到多数人/所有人的自由——在薄教授的报告中并未呈现出来，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讨论？

薄国强针对第一个问题回应到，上述文化价值出现和传播的语境以及历史线索，需要追溯到东欧与西欧的内部分裂。自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就不再将自身视作西方，但包括俄国在内的东欧国家，仍旧将自己视作欧洲的一部分。万物复兴价值的倡导者大多是继承了东正教传统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在东欧国家，人们更强调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性。

针对第二个问题，薄国强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有一种传统叙事，即自由的范围会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但是他认同卢梭的看法，即自由的发展总是受到限制的，即便自由的范围扩张了，也只能包含相当小部分的人。薄国强借用“理性”概念指出，在格陵兰岛（丹麦殖民地）上，大部分人都无法理性思考，理性被限制在了一小撮来自丹麦和西方的知识分子以及经济领袖中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无法理性地思考，因而他们也无法获得自由，这或许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结构性问题。自由范围的扩张，为一种更加具体的、更加扩展和充实了的自由概念——即一种社会-经济的好生活概念——奠定了基础。

刘畅请薄教授具体阐明，在报告中指出的关于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个人经验以及弥漫着的消极情绪、存在主义危机是怎样的？

薄国强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局的质变当中，旧的框架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却假装一切都是正常的，但人们或多或少感受到了事情并非如此，人们觉察到这些变化，并担忧自身地位的丧失，感到不安、悲观和压抑，这便是西方的存在主义危机。西方正经历着经济的停滞，许多人失去工作，澳洲大学经费严重缩水，郊区房屋空置，这些都是具体的个人经验。但总体来说，薄国强对质变持乐观态度，认为未来会有更好的生活。

最后，凌菲霞对本次讲座进行总结，期待与薄教授开展更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薄教授也向主办方与参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