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69期
2024年3月10日上午，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69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堂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凌菲霞副研究员主讲，题为“欧洲经典马克思传记对唯物史观的诠释——与麦克莱伦教授商榷”。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徐长福教授担任主持人，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荣休教授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思静博士生担任翻译。本期讲堂于线上和线下同步进行，共有约130名师生参加。
报告开始前，主持人徐长福介绍了此次研习会的设计意图，即邀请麦克莱伦点评凌菲霞的报告的原因。凌菲霞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麦克莱伦，题为《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考察》，她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到英国访学期间还受到麦克莱伦的亲自指导。这种密切的学术联系正是本次研习会如此设计的原因。他希望本次研习会能通过中外学者的交流进一步推动学术发展。
凌菲霞主要阐明了经典马克思传记作者梅林、滕尼斯、以赛亚·伯林、麦克莱伦关于唯物史观的四种不同诠释。凌菲霞首先说明了她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解，即唯物史观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既以物质客观性为前提，又不乏能动性意识；并以此作为评价四种唯物史观诠释的主要标准。
在《卡尔·马克思：人生故事》（1918年）里，梅林很好地领会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意图，深入地阐发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认识的客观性。然而，他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关于主客辩证互动的思想。卢卡奇批评梅林简单地处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和手稿，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主客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只有从“无产阶级的斗争观点”出发才能产生“对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换言之，唯物史观关于劳资对立和无产阶级革命等观点，实质就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梅林所缺乏的正是这种关于无产阶级主体与经验客体之间关系的理解。
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学说》（1921年）以及其他马克思研究中，费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不仅反对批评家对唯物史观的还原论和决定论解读，还反对他们拘泥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二元结构的做法，认为要强调马克思对社会现象的三元划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并将这种三元结构应用到他关于欧洲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中。他将自身的共同体-社会理论与上述三元结构综合成一种分析框架，从经济、政治、精神三个方面分析了个人从“共同体”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归属于带有抽象普遍性的“社会”的辩证过程。总之，滕尼斯辩证地理解主客关系，强调人的实践在社会构成和历史变迁中的根本作用，内在地契合了唯物史观的主客辩证思想。
滕尼斯和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类共同生活形式有类似的构想。滕尼斯提出未来新文化时代或新共同体形式（以工人阶级的胜利为特征），它类似马克思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然而，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未来还是历史辩证演变的必然结果，而滕尼斯却不认同这种必然性。滕尼斯的新文化时代理想实质更像康德的调节性原则。
以赛亚·伯林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环境》（1939年）以及后来的马克思研究中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归结为一元历史观。他把唯物史观视作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认识论，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过于轻视种族、民族、传统和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将这些因素贬低为在历史上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者副产品。在方法论上，伯林认为马克思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将之视为探索历史规律的唯一途径，例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抽象的范畴、理想化的人群，是做了特殊规定后构建的阶级。在伯林看来，马克思这样做跟自然科学的方法一致，即关注“类”、相似性和规律；但伯林认为人文科学应关注个别现象或个人独特性。最后，伯林指出马克思的价值一元论，即认为人类的理想只能是共产主义，而不能是其他方案。
伯林显然也只是强调唯物史观以物质客观性为前提的观点，忽视了它的主客辩证思想，所以他将唯物史观归结为一元历史观并加以批评的做法并不恰当。然而，伯林至少展示了唯物史观建设性的一面，即它“彻底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和发现真理的方法”。这也是伯林使马克思研究在英文学界受到尊重的原因。
麦克莱伦在《卡尔·马克思：生平和思想》（1973年）和其他马克思研究中以更同情、全面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梅林、伯林、滕尼斯在解释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时，都只是注意到马克思的如下观点，即“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然而，麦克莱伦却指出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更丰富、复杂的观点，他说马克思在把国家描述为阶级统治工具时承认有例外情况：“马克思有时认为，国家不必代表整个阶级，而只代表该阶级的一部分（例如，路易·菲利普统治下的金融家）；他有时也认为，一个阶级可以为了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控制国家（例如，代表英国中产阶级的辉格党）。在阶级尚未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发挥独立的作用”。
麦克莱伦尽管也指出唯物史观的解释局限，但是却充分肯定了它对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以及它看待历史的独到视角和方法。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力量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著作的概念结构意味着它不适合处理不具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他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书写历史的方法，它解释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分析法。总之，麦克莱伦的研究使得马克思研究在英文学界流行起来。
报告结束后，麦克莱伦对报告的四个部分进行评论：
第一，麦克莱伦赞同关于梅林的主要评价，包括卢卡奇对梅林的一些批评，并补充称，卢卡奇是192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复兴的最突出理论家之一。
第二，麦克莱伦说他对滕尼斯的马克思研究并不熟悉。滕尼斯的一些观点看上去似乎与唯物史观并不兼容。麦克莱伦反对说滕尼斯思想是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的综合，因为他认为康德和马克思的融合是不可能的。麦克莱伦主要参考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新康德主义争论，并认为作为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康德式伦理学无法结合，除非主讲人这里提的是其他意义上的结合。
第三，麦克莱伦认为伯林的马克思传记实质对马克思有很多理论上的同情。关于唯物史观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麦克莱伦指出，在翻译马克思的作品时，要注意英文词Science与德文词Wissenschaft之间的区别，后者的含义要宽泛得多。人们从恩格斯作品那里获得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的理解更倾向于前者，即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相近的科学。麦克莱伦则更倾向于用Wissenschaft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即强调一种连贯的、一致的、合理的结构和思维。
第四，关于麦克莱伦本人的唯物史观解读，他承认他在《马克思传》提供的解释与他1971年的《马克思思想导论》里关于唯物史观的专题解读有一些出入。他也再次强调G.A.科恩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的区分的重要性。麦克莱伦曾在《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里提出，种族、民族乃至性别划分可能比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更适合于社会现实分析，但现在他倾向于马克思的经济分析视角，并认为劳动阶级被剥削的状况仍是其贫困的原因。
凌菲霞回应了麦克莱伦的评论。首先，关于滕尼斯的唯物史观诠释，要结合其社会学基本思想，特别是其意志理论加以理解。滕尼斯和马克思实质都超越了传统的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元对立，不仅把物质客观性作为基础和前提，还强调人的能动意志。滕尼斯把唯物史观理解成一种社会哲学，这种理解既先于又不同于卢卡奇、葛兰西等实践理论家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滕尼斯关于唯物史观缺乏伦理考量的批评、他对新康德主义的伦理理想主义的反对、他在历史目的论上的模棱两可态度，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次，伯林在早期，包括在他写作马克思传记的1930年代，的确对马克思表现出更多的同情。需要加以区别的是，作为理论家的滕尼斯和伯林，主要是通过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借用或批评来论证对应的社会学理论和自由学说的，他们往往只关注并利用唯物史观的某一方面。这不同于以解释为主的梅林和麦克莱伦，因为他们更全面地了解唯物史观的诸方面，并发现其中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评论环节结束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谭群玉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罗曼予老师、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曲轩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叶甲斌博士后、饶琳博士生等与会师生就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女性主义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争论等问题与主讲人和评论人进行了交流。
最后，主持人徐长福作了总结发言，对凌菲霞和麦克莱伦表示感谢，同时感谢线上线下的学友对活动的支持与关注，宣布本期研习会圆满结束，并向麦克莱伦赠送纪念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