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12讲

2024年7月4日下午，本学期最后一场“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主讲人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座教授、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荣休教授潘维，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主持。

一、从辨析“国家”到“政治共同体”

潘维教授首先澄清和辨析“国家”之古今中外歧义。

一般而言，“国家”一词有三种含义。一是被指称为“政权”即“State”，政权是政府的抽象词，State是Government的抽象词。把“国家”理解为“政权”来自于将列宁的《政权与革命》误译为《国家与革命》的结果。二是“国家”一词不仅包含“政府”，更包含“家”（国民/社会），其中“社会与政权”的关系（State & Society）是“西学”的核心。三是“国家”一词为“国土、国民、政权”的三合一，这种意指在当今世界上被普遍称为“Nation”，比如“中国、美国、俄国”以及“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国”之联合。但在我国，“Nation”被译为“民族”，带有语言文化特性。就Nation本意而言，其指代“国民”而未有语言文化的“族”的意思。

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国/国家”原本指称“国土、国民、政权”的三合一。甲骨文就有“国、民、族”三个字，三千年前的《周易》又称“国”为“国家”，“民”指的是国之民，即国土上的民众，“族”（Ethnicity）则指语言文化群体。自甲骨文出现后直到1949年，“国”或“国家”便是指有边界的国土、国土上的民众、统领这些民众的政权即政府的“国土、国民、政权”的三合一。而今，国家单指政府/政权即State，而Nation是民族。

在古代语境中，“民”的含义很清楚，“族”的含义也很清楚，二者结合的“民族”含义来自日文，由梁启超首先使用。在西方语境下并无三合一的“国”的统称，只有分称，即Country（国土）、Nation(国民)、State(政权)。近代以来，相对于官权的民权上升，欧洲以国民Nation指代三合一的“国”。相较西文，中文原有三合一的统称即“国/国家”，但无国土、国民、政权三者的分称，因此这三个分称都被译为“国家”。不过当下国家指政权，Nation指称民族，中文中“国”的三合一统称就丢失了。

面对“国家”在现代中文语境中的缺失问题，潘维教授用“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y）”找回中文的“国”，他认为一切国土、国民、政权的三合一都是“国”或“国家”或“Nation”，都是“政治共同体”，这种三合一的统称很有必要。“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Entity）”概念里的前半部分“政治”（Politics）指一切涉及“政权/政府”的事。概念后半部分“共同体（Entity）”中，之所以在英文语境的“政治共同体”用Entity（实体），是因为Community（共同体）包含复杂且悠久的价值观争议；而在中文语境中，用“共同体”仅指“互助”群体，所以比较恰当，如若翻译为“政治实体”则可能有更大歧义。

“政治共同体”的最初形态是产生于五千年前的城邦，即希腊语πολις，转换成拉丁语字母是polis，因此有了英语的“Politics”（政治）和代表垄断暴力的“Police”（警察）。所以，政治就是城邦，城邦与暴力垄断有关。城邦是“政治”共同体的原因在于“政权”，这是城邦从“生活共同体”进化的关键所在。

为何会有政府/政权？潘维教授首先界定了若干组概念：首先，政府是治理社会的机构，政权是政府的权力。权力就是对他人的支配力。对他人的支配力分为四种：财富（Wealth）、暴力（Violence）、思想（Idea）、（支配者的）人格（Personality/Charisma）。在这四种支配力中，财富和暴力是“硬权力”，是政权存在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标志。思想和人格是“软权力”，与政权的寿命有关。软权力有助于夺取硬权力，但一旦获得硬权力，软权力就变得“不经济”。因此，政权/政府是以垄断暴力和税收而能治理社会的机构，而政府/政权的诞生来自城邦之间的生存竞争，即军事安全催生出政府/政权。这一解释的逻辑在于：

（1）技术进步、食品财富的生产力提升。狩猎采集逐渐变成农耕和畜牧。

（2）游荡的狩猎采集部落定居，村庄而聚集为“城”，建设了庙宇、宫殿、广场、城池。

（3）城邦扩张到“边界”，有“领土”需要保卫，需“全民皆兵”，但军事领袖只能一人担当。

（4）军事领袖成为“国王”，国王的“社会中立性”也来自国防，进而衍生出形态更复杂的“政权”，即State。城邦因此成为City State，而有了政权/政府，就有了政治。

二、生存竞争：“政治共同体”理论催生新的历史观

上述概念和理论的澄清完成后，潘维教授还考察了政治知识体系的现状以及中西政治知识的比较，结合当下中国史观的变化，详细阐述了国与国之间（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是人类社会历史暨文明史变迁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建构了一个新的理论或者历史观，即历史哲学。

现有政治知识体系由“内政” “国际关系” “语言和（宗教）文化”三部分内容组成，并依次形成核心、次要到边缘的内容地位。“内政”即政权与社会（State & Society）的关系，是现有政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但其研究方法是拆分社会和拆分政权以组合，战后以来这种方法并未催生新知。国际关系是现有政治体系的次要内容，其研究方法是拆分“层次”，从“个人”到政权与社会关系的“内政”再到“国际结构”，其中“国际结构”是战后的新知识。现有政治知识的边缘内容是语言和（宗教）文化，其作用只是用于补充解释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

潘维教授认为现有政治知识体系存在三大缺陷，一是政治学并没有统一的学科理论基础，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的政治”，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政治”，文化政治是“跨国的（Transnational）政治”，每个“子学科”的内在逻辑完全不一样，彼此并不互补；二是语言文化的比较研究存在严重问题，这其中涉及文化的原因必须独立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分析逻辑上，否则“子学科”就不成立；三是政治主要指涉内政，是政权与社会的关系，不包含“国土”，没有邻国，没有国之大小强弱的现实，内政这一国家兴衰的“内因”被视为决定性的，但以百年为尺度，国界是常变的，无数的“国”在“国际”战争中灭亡。从国与国的演进历史看，国之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政治制度和思想乃至语言文化越来越相似，但这一历史线索一直为思想界忽略。

将政治知识体系放置在中西文化中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往往将政权与社会两分，但政权好坏（“官”是否公正廉明）塑造社会好坏，塑造国之“治乱兴衰”。西方则将政权与社会两分，但分为“上、中、下”层的社会结构塑造政权，政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但当代中国的史观正在出现重大变化，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到百年党史三阶段历史论，再到党的国际使命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可以发现，国之兴衰存亡的竞争比内部“阶级斗争”重要，而国际竞争转向实力结构的较量。

从中西政治史观的比较和转变可以发现，原有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重新解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需要被当作整体认识，并需要一个叙述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就此出发，潘维教授借用科学理论的三部分要件，即（1）指出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条件，包括因和果的定义及出现的历史；（2）清晰、简洁地表述因果关系；（3）辨析因果实现过程的机制，详细论述了政治共同体理论催生出的一个关于历史变迁主要动力的崭新理论：

（1）前提条件：以五千年前出现“城邦”为起点，“政治共同体”是在一定地缘内、有统一政权领导、成员一起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的“过日子”群体。

（2）因果关系：五千年来，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及由生存竞争而来的相互交流，推动了一切实用技术和生产力进步、一切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变迁、一切政体机构和法律体系进化、一切语言和宗教文化演化。这种竞争塑造出人类社会演化史的主线索：原始部落聚合为城邦、大小城邦聚合为帝国领地、封建领地聚合为近现代（国民之）国、中小国聚合为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由此，政治共同体规模趋大，数量趋少，内聚力趋强；竞争获胜方的模式产生巨大示范效应，推动全地区乃至全世界各政治共同体在社会、政权、语言和文化上的混合、趋同。反过来，上述历史主线索也可以解释历史演化的根本动力，即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

（3）实现机制：政治共同体的分合进退、兴衰续绝，取决于相对的竞争力。竞争力由四个动态的相对要素构成：一是相对的国土国民规模；二是相对的人均财富生产效率；三是相对的精英与平民间内聚力；四是相对恰当地应对三要素间的张力。

三、“政治共同体”理论的六点新意

潘维教授指出，他所构建的政治共同体理论有六点新意。

一是以政治共同体之间生存竞争的史观取代阶级斗争/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史观。他认为人类文明史的主动力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主线索则是政治共同体规模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彼此越来越相似。同时，政治共同体间的生存竞争，如同“万有引力”之于近代物理学，把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语言文化政治三个子学科（或知识路径）统合在同一种基本动力之下，使政治学拥有一致的基本逻辑。

二是指出政治共同体产生的条件。种植和养殖业成熟是定居的前提；定居是建立城市的前提；城市防务是产生政治的前提。政治共同体诞生是从生活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变过程：政治共同体是基于生活共同体的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基本功能演进上增加的第三功能守望相助（全民共担国防）的结果。

城邦的核心是全体成员共同分担国防，军队只能一人指挥，取得胜利后，军事领袖“凯撒、大汗、苏丹……”就成为（中立的）“国王”。这可以在希腊词“城邦”πολις在字母上对应拉丁词polis是当代西文“政治”和“警察”的词根得到体现。国防是“政权”及其权威的来源，是“政治”的来源。政治恒定与暴力相关，暴力与政权相关。有城邦才有“政治”，没有城邦就没有“政治”。

政治共同体是“文明”（Civilization）的产物。“文明”的源头是城邦（昂贵的庙宇、广场、宫殿、深沟高垒），是指“实用技术文明、抽象知识文明、社会组织文明”三者之合。而文化（Culture）是“社会组织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文化是政治共同体塑造的，而非语言文化塑造政治共同体。不是血缘或语言文化塑造政治共同体，而是政治共同体塑造语言文化群体。在此，潘维教授认为，城市与理性和文明的诞生息息相关，有城“市”才有“城邦”，有城无市（场）是野蛮的军事“城堡”。在城市里，庙宇凝聚精神统一，宫殿代表政治统一，深沟高垒代表国防，而广场是交易之处，更是彰显交易规矩的“民法”之处。市场交易催生对成本收益的敏感性，也就是“文明”的基石——“理性”的诞生。

三是指出政治共同体之间必然发生“生存竞争”。德裔美国学者赫兹（John Herz,1908-2005）创造了“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概念：一国的相对安全就是邻国的相对不安全；一国的绝对安全就是邻国的绝对不安全。因为“安全困境”，自城邦或“文明”出现以来，所有独立政治共同体都拥有本国的国防军。国防安全是“政治”的源泉。潘维教授指出，既然“合作”也是显然的普遍现实，为什么不用“合作”或“又合作又竞争”表述？我们容易理解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合作导致互利，但又为何会“竞争”？他认为政治共同体间的一切合作、交流乃至融合都只是“生存竞争”的结果。生存竞争是原因，合作只是若干结果之一。声称竞争与合作“共生”是对现实的“描述”，并非推进社会发展的新知识。

四是通过分拆“竞争力”的相对动态要素，指出政治共同体生存竞争的胜负机制，也是赢家方在全球“社会化”过程的机制。由此可以看到“国”兴衰存亡的过程，以及彼此在制度和语言文化上越来越相似的过程。

五是指出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是实用技术进步、社会结构和社会思想意识变迁、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演化以及语言和（宗教）文化趋同的主动力。

六是指出全球日渐紧密的相互依存不会缓和反而加剧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全球化的政治”正在变成“大国间激烈博弈的政治”。

四、交流与互动

陈少明教授首先对讲座进行点评。他认为潘维教授从“国家”概念的中西语义对照导入语言文化，并通过历史关系和政治经验的对照，包括政治学术的状况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现象和国内政治现象的对照，构造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这套理论框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国土与人民，并用中国哲学的相关知识进行了补充。相对于《论语》中对有身份的“民”和无身份的“人”而言，这套理论中的“民”因为依靠国土而阐释恰当。与国土相近的概念是“界”，即地盘的划分，也是可做主的范围。

扩大而论，国界是最大的界，现代社会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但行为和身份依旧受到原有界的烙印和束缚，因此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与国界相联系的。另一方面，潘维教授所提到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导致政治共同体的发展，让他想到儒家对国内政治秩序稳定的强调，就如荀子思索稳定人欲无限与物欲有限之间的关系，这时就需要政治领袖既有能力又有公心的带领，也就是圣王概念。在国与国的竞争方面，他发现自汉以后历代王朝更强调内部的励精图治，这让他不免猜想国小更注重外部关系，而国大外部力量难以撼动，因此内政显得更为重要。

观众席的提问络绎不绝。例如有同学提问如何区分语言文化共同体，潘维教授认为语言宗教即可进行区分，但在这之前要明白学理上是政治共同体塑造语言文化群体，这是与政治共同体的意志相联系的。有同学提问在这个理论中是否有国际秩序的永久和平存在？潘维教授指出，只要有政治共同体就不会有永久和平，并用安全困境理论进行了回答。有到场观众提问政治共同体是否有分类，以及性质上是否有区别？潘维教授认为政治共同体并无性质上的差别可言，无进步、落后，只有大小、强弱的差别。

哲学系助理教授张米兰老师谈到她对理论的理解，并以韦伯对国家的经典定义入手，韦伯认为国家是对暴力的正当使用，但正当性概念不就是被暴力所保证的，怎么还会有除暴力要素之外的正当性概念？她猜测韦伯认为国家的现代性由两个力量来完成的，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是自下而上类似于承认性质的，她认为潘维教授理论中新的因果关系恰恰可回应韦伯定义中较为矛盾的方面。潘维教授指出，通过现代选举制度等的政治安排，政治共同体将暴力加以正当性的塑造，事实上是很难区分正当性和正义性的。

政治学系副教授丁辉老师提出，在生产竞争中的国家竞争能力是否有差别，在这种框架下个人的生存生活是否会感到压迫？潘维教授指出，竞争能力当然有大小，并由四种“竞争力”相对动态要素构成，现实生活中政治共同体的生存竞争带动语言宗教群体的融合。

政治学系夏瑛教授对潘维教授提出是否可以进一步关注政治共同体的距离，并探索距离影响具体竞争的维度，这种距离可能是地理距离、实力、安全、文化与宗教距离，这种距离的竞争维度也未必一起出现，例如在具体时间内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潘维教授认为理论应该是简洁的，这样其解释力方可扩散，目前的大国其实都已经成为不远的邻国了。

哲学系博士后黎人源以修昔底德陷阱中马其顿最终取代两强的争霸为例，提出国与国的竞争结果是否只是一方战胜另一方？潘维教授指出多种博弈情况都可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