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坛第154期

2024年4月12日下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主办的“马克思论坛”第154期在中山大学锡昌堂515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主讲，主题为“被驱逐的‘西马’先知——柯尔施在1926年的抗争”。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主持。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谭群玉教授、户晓坤教授、王兴赛副教授、凌菲霞副研究员、叶甲斌博士后参与本期论坛。

论坛开始前，马天俊简要介绍了周凡的治学经历与学术旨趣，并对本次论坛的主题作了说明。

周凡首先介绍了柯尔施全集的出版和翻译情况。他指出，相比于其他两位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葛兰西和卢卡奇而言，柯尔施著作的出版与翻译进度较为缓慢，柯尔施全集的编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也仍未完成。这一情况反映了国内外学界对柯尔施的研究进展也较为缓慢，从而间接导致了对柯尔施理解之含混不清的现状。

紧接着，周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问题作出了澄清。学界通常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23年，周凡认为这种判断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卢卡奇和柯尔施在1923年出版的著作里都没有明确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且两位学者无意于将马克思主义限定在某一空间方位上。1924年夏，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本意在于弘扬列宁主义的卢卡奇和柯尔施却受到了批判，《历史与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也最终被塑造成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周凡进而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实际上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辨识，其一为1923年夏的潜在理论起点，其二则为1924年夏的现实实践起点。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前者，而忽略了后者。殊不知，这个实践起点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生成的历史契机。就柯尔施而言，他在政治上或实践上所受到的四重批判使他成为“被驱逐的‘西马’先知”。

第一重批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柯尔施的批判。这一批判主要围绕柯尔施与考茨基的论战展开。1923年，柯尔施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考茨基本人乃至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展开了不同层次的批评。面对柯尔施的激烈攻击，考茨基自1924年夏起从三个方面对柯尔施进行回击：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革命性问题。考茨基批评柯尔施实质将马克思主义还原成只对无产阶级有效的社会革命理论并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革命性。第二，社会革命的条件问题。考茨基批评柯尔施认为社会革命适用于所有条件和任何地方的观点，并指出这种革命观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问题。柯尔施明确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必然会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普遍作用的限定，而考茨基则试图打破这种限定，使历史唯物主义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因此他坚决拒斥任何特殊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构想。考茨基及其他社会民主党领导对柯尔施的批判在当时并没有给柯尔施带来政治压力，也不会撼动柯尔施在德国共产党中的地位。

第二重批判是共产国际和布尔什维克党理论家对柯尔施的批判。1924年夏，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柯尔施作为德共正式代表赴莫斯科参会。6月19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议指出柯尔施的“三大错误”：其一，炮制“教授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二，作为主编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刊发非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章；其三，涉嫌与博尔迪加左倾宗派集团暗通款曲，鼓吹极左派观点。面对这些激烈的批判，当时的德共领导人鲁特·费舍保护了柯尔施，并使他继续担任《国际》杂志的主编。

第三重批判是苏联哲学界对柯尔施的批判。其中德波林及其弟子巴美尔的批评最为突出。1924年春夏之际，德波林在批判卢卡奇的文章中将柯尔施视为卢卡奇的追随者，并认为两人的理论实际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巴美尔则在他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俄文版撰写的序言中谨慎地批评了柯尔施，他认为柯尔施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行历史主义分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在于：柯尔施拥有狭隘的历史视角并错误地将“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视为衰退形式；柯尔施以片面的、不成熟的、抽象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柯尔施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待意识形态；柯尔施对反映论的真理观持有错误立场。巴美尔主要从学术的角度批判柯尔施，但仍然得出了与德波林一致的结论。

第四重批判则与柯尔施被划为极左派有关。1925年3月，随着情势的变化，柯尔施辞去了《国际》杂志主编一职。同年9月，在季诺维也夫的呼吁下，德共撤销了费舍和马斯洛夫的职务，支持苏联的台尔曼成为德共领导人，这使得柯尔施的政治命运急转直下：1926年4月底，在经历了一系列指控与谩骂后，柯尔施被划为极左派并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这种做法产生一种错位性的历史效果：一是把历史上极左派提出的“异端邪说”及其恶名加在柯尔施身上；二是把1925年夏天之后公开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对抗的柯尔施完全等同于1923年的柯尔施，并用柯尔施后来的极左派政治身份去定性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样的错位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附着在柯尔施身上，变成他再也无法摆脱的客观精神。

经过这四重批判，柯尔施或被动或主动地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对派。自1926年1月起，柯尔施日益公开地站在布尔什维克党政治策略的对立面并公开批判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这成为柯尔施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跨过这个分水岭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才真正出场。1927年亚历山大·施弗林发表的文章《苏联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学术史上第一次正式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同时也将卢卡奇、瓦尔加、柯尔施、福加拉西和格拉齐亚德伊归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并认为它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报告结束后，周凡与在场师生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徐长福高度评价了周凡的学术生涯与治学方法，并向周凡提出两个问题：柯尔施加入德国共产党时该政党的具体状况以及柯尔施如何解决其生计问题。周凡回应道，柯尔施早于卢卡奇加入共产党，柯尔施全程参与了一战并身负重伤。柯尔施的反战立场使得他先后选择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2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7年）以及德国共产党（1920年）。柯尔施的夫人作为教育家和大学教授承担了家庭的主要支出。在柯尔施被开除出党后，他反而受到许多激进左派艺术家的推崇，晚年生活较为富足。

凌菲霞和王兴赛分别就柯尔施与考茨基之间的其他立场、考茨基对柯尔施社会革命观的批判等问题与周凡进行交流。周凡认为，当时也存在着许多比柯尔施立场更加激进或介于柯尔施和考茨基之间的理论家，对这些理论家的定位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此外，考茨基不太恰当地指责柯尔施无视社会革命的条件，而柯尔施实际上对革命的条件进行过具体的分析，两人的争论主要还是围绕1923年德国是否应该进行革命这一争议展开的。

论坛结束后，主持人马天俊向周凡表达了感谢，并赠送了纪念海报，与参会师生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