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恩格斯研究与实践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座谈会

2020年以来，国外学界掀起了恩格斯研究新热潮，其中德国伍珀塔尔大学（Bergische Universität Wuppertal）为庆祝恩格斯诞辰200年举办了“历史人物的现实性”（Die Aktualität eines Klassikers--The Timeliness of a Historic Figure）国际会议。该会议由伍珀塔尔大学的斯迈尔·拉佩奇（Smail Rapic）教授负责，他为该校实践哲学教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实践哲学、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相关领域著述颇丰。

2023年9月29日，趁斯迈尔·拉佩奇到访中山大学哲学系之际，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在锡昌堂420室就“国际恩格斯研究与实践哲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与拉佩奇教授展开座谈。本次座谈会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担任口译。

拉佩奇教授主要讨论了恩格斯、马克思和韦伯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民主等问题上的看法。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最后一章，恩格斯认为，“国家的最高形式，即民主共和国”，“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需要”。这如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信念相调和，即资产阶级法律通过保障生产资料私有制，巩固了企业主和工薪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权力失衡。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必然性概念一方面意味着因果或系统功能的规定，另一方面意味着一项伦理要求。如果将恩格斯的论述理解为这两个要素的联系，那么它可以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国家只有通过民主化进程才能履行其维持秩序的系统性不可或缺的职能。但是，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这种民主化就只能是初级的，具有虚幻性。这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根本性系统危机中，要么再次放弃民主的所有成果，要么坚持通过生产资料社会化进行政治民主化的尝试，这两种选择不可避免。

拉佩奇教授指出，恩格斯没有在任何地方简明扼要地论证他的论点。然而，恩格斯简短而零散的论述可以通过韦伯的论述而变得连贯起来。韦伯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化趋势，但这一趋势仍处于不足状态。韦伯将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和国家权力的“官僚化”描述为现代性的“两大合理化力量”。恩格斯已经指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其中经济维度占主导地位。恩格斯和韦伯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其阶级性。韦伯将政治与国家管理的基本倾向进行对比，这与恩格斯对国家的理解不谋而合。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韦伯深信资本主义迟早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发展极限。

拉佩奇教授报告结束后，现场师生与拉佩奇教授就恩格斯、马克思以及实践哲学研究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提出以下问题：（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21）出版于“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er Beschlüsse，1819）生效之时，相比于《精神现象学》（1807）和《哲学百科全书》第1版（1817），《法哲学原理》通常说来显得保守甚至世故，这种情况与这项决议是否有关？如果有关，关联程度如何？（2）这项决议的作用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怎样的？对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和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职业生涯有怎样的影响？（3）青年马克思的文章“评普鲁士最新的书报检查令”（Bemerkungen über die neueste preußische Zensurinstruktion）与“卡尔斯巴德决议”及其延续有怎样的具体关联？同时，《莱茵报》的查封在法律上的依据是否也是这项决议或同类法案？（4）俾斯麦时期的“反社会党人法案”（Sozialistengesetz，= 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878 -1890）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和发展的制约究竟有多大？特别地，杜林（Eugen Dühring，1833-1921）受到了怎样的影响？（5）更一般地说，19世纪德国针对言论出版的官方管制情况对于德国思想和政治的发展，尤其是大学学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6）移民对德国未来的意义和影响是怎样的？（7）您成长在冷战时期，回顾起来有何个人观感？（8）在您看来，冷战时期和冷战时期之后，西欧和东欧（含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有哪些今天还应重视的特点？

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凌菲霞副研究员以及江璐副教授则提出现代德国在“社会性的人权”、健康、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拉佩奇教授对诸位老师的问题进行了逐一回应，也与现场其他师生作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