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讲堂第37期

2023年10月20日上午，实践哲学讲堂第37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办。本次讲堂由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传媒学院罗伯特·哈里曼（Robert Hariman）教授主讲，题为“哲学与修辞：过去和现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马天俊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覃万历特聘副研究员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凌菲霞特聘副研究员担任口译。

在报告开始前，举办了哈里曼的《权力与风格》（Political Style: The Artistry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中译本发布会，发布会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徐长福教授主持。徐长福介绍了该部著作及其翻译出版历程。该著从政治修辞的角度刻画了历史上的四种政治风格，在英语学界颇具影响力，由覃万历翻译为中文并于今年10月在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哈里曼指出覃万历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并为该书能在中国获得新的朋友、被中国读者以西方所没有的方式阅读和理解而感到高兴。

报告伊始，马天俊指出，哲学与修辞自柏拉图以来就呈现出一种紧张关系，这表现为哲学试图将修辞因素从自身清除出去，这种紧张关系长期存在并延续到当代，哈里曼将典型事例与纵深性历史描述相结合，为我们带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有启发性的思考。

哈里曼的报告围绕修辞话语和哲学话语如何可能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展开。修辞被定义为对语言和其他媒介如何作为一种行动形式的最早且持久的研究，其最初的焦点是公共演讲，如今其焦点往往是媒体、文本和图像如何被用作统治和抵抗的手段，以及不同亚文化、文化和公共领域中的“生活工具”（equipment for living）以及其他利益方面。报告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哈里曼回顾了修辞和哲学冲突的标准叙事。萨缪尔·伊塞林（Samuel Ijsseling）勾勒了从柏拉图至现代对最佳生活方式的两种讨论是如何走上不同道路又通过大陆哲学正在重新联结：一种侧重于言辞和写作，另一种侧重于理性思考。布鲁斯·金博尔（Bruce Kimball）通过将冲突描述为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之间的竞争而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也为探究和行动的基本动机提供了区分，即处于对知识的追求或对服务于人类利益的技艺的追求。哈里曼指出,冲突的深层结构和对立程度被低估了，并且冲突是不对称的。第二，哈里曼重温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这一冲突历史上的原初场景，这是西方文献中民主非理性与理性自我控制的典型案例，也是柏拉图攻击修辞的核心。柏拉图在《欧绪弗洛篇》中描述了审判之前的事件：苏格拉底对欧绪弗洛对父亲提出的杀人指控进行质疑，一方面，质疑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一种模型上的训练，通过解析术语（如虔诚）来建立其在用法上的逻辑关系，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对人们实际在说什么，以及这些言辞在特定情况下如何可能成为相对合理的和充分合乎道德的生活方式，始终漠不关心。由此出现的僵局是：真理是对真理的追求，但很快就变成对哲学真理的追求，而非对能够帮助人们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话语的追求。相比之下，修辞艺术关注“在具体情况下”能够行得通。第三，哈里曼回顾了另一种叙事，即修正的叙事。修辞学家夏帕（Edward Schiappa）和古典学家科尔（Thomas Cole）在本世纪初同时得出一个结论：在柏拉图的对话之前，没有人提到过“修辞”（rhêtorikê）。近来有了完整的希腊语语料库的数字档案，为这一主张提供了词汇事实上的支持。柏拉图对该词的发明既完善了哲学的概念，又为修辞创造了“理智空间”，二者的相互对立可能是它们在古代繁荣发展并持续到今天的关键。问题的要点在于，在柏拉图的区分之前，语言艺术的范围更加全面，与逻各斯相关的教学和训练并没有像修辞学和哲学被定义为不同学科时那样，在追求成功和追求真理的目标之间划出清晰界限。修正后的叙事表明，柏拉图的划界只是一种可能的建构。第四，哲学家如何从对修辞艺术的关注中获益？首先，非西方的哲学传统由于没有把修辞和哲学划分为对立的艺术，更接近于柏拉图划界之前的哲学原初构想，也许可以将非西方哲学作为重新塑造探究方式的模型。其次，哲学可以从对其文本越来越明确地运用修辞分析中获益。哲学可以将修辞作为一种方法引入，过于内向（ingrouwn）的哲学可以与总是指向自身之外的修辞建立更好的关系以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这至少有三种发展路线：更多面向公众，从事并在重视针对公共受众的工作；将哲学教育更多导向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和公民领导力；关注公共文化的建构。报告结束后，马天俊指出，哈里曼描述了当代欧美哲学界哲学和修辞之间的关系，并借助古典学研究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始于柏拉图在确立起哲学自身规范的时候将修辞放在哲学的对立面的做法，哈里曼对这种分裂提出了一种指向实践智慧的调节的综合考虑。这带来的问题是，哲学与修辞在相互的对立和紧张感中才能获得各自的内在规定和充分发展，如果二者在一种文化传统中处于不分化的状态，可能会是一种原初的混沌的言语活动，那么哈里曼所提出的哲学与修辞的新的综合对于理论和实践哲学、修辞等的差异还处于未发育状态的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可借鉴性与启迪性何在？

评论人覃万历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欧绪弗洛似乎并不如哈里曼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欧绪弗洛做事的原则来自他所接受的传统文化，柏拉图对他的质疑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质疑，而传统通常由修辞建构。第二，柏拉图使得修辞以及与修辞相对立的哲学学科完全呈现出来，这是否意味着哲学实际上产生于修辞？这是否也证明了非西方国家没有哲学，或因为没有哲学所以才能保留完整的逻各斯？第三，哈里曼谈到的修辞与哲学的融合更多的是在实践哲学领域，那么修辞与理论哲学领域能否以及如何融合？第四，哈里曼的建议可能更适合于西方，我们仍被哲学话语高于修辞等其他话语的标准叙事所主导，对于这种情况有何建议？

哈里曼分别回应了两位评论人的问题。对于马天俊的提问，他认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本次讲座已经构成了让哲学与修辞进行明确对话的一次尝试，这在美国的哲学系未曾发生。学习修辞涉及对一种方法的学习，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对哲学和修辞的原初划界，他认同马天俊有关划界的必要性的观点，这不仅仅因为二者作为学科已经专业化了。同时，成为更好的哲学家或许也意味着注意力的悬置（suspend attention）以及回到划界之前的相对未分化的状态。哈里曼对覃万历的提问做了回应：第一，柏拉图认为欧绪弗洛对虔诚没有给出理性（rational）的定义,理性的标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欧绪弗洛的行为可能出于传统而非反思，他运用神话这种对道德推理而言非常糟糕的语言来说明问题，但其原则不是来自神话。一般来说，无论诡辩家或柏拉图都在教导我们对传统进行反思。第二，哲学作为一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学科被发明出来，修辞学变成与权力相关的语言，修辞的历史正如迪利普·高恩卡尔（Dilip Gaonkar）所说的是一种“薄传统”，尽管哲学史更有趣但如今哲学也变得技术化和狭隘化。第三，现代有许多形式的以其他名称来称呼的修辞学，如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等，这是修辞在近代早期重新确立自己的方式。哲学上的例子则是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区分是最初区分的遗产之一，由于需要更贴近世界的哲学，实践哲学应运而生。第四，哈里曼分析了雅典的修辞的诞生背景，指出如今我们可以思考面向公众的哲学之可能形态。

在问答环节，现场听会同学踊跃提问，哈里曼一一做出解答。在讲堂结束之际，主持人马天俊再次祝贺哈里曼著作中译本出版，感谢哈里曼分享的引起长久思考的学术报告，并向与会师生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