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暨第六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
2023年10月21-23日，第三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暨第六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举行，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名主办。
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外学界的大力支持。来自美国西北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英国伦敦南岸大学、西班牙罗耀拉大学、澳门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西南大学等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以及《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学刊》等杂志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主题为“实践哲学与现代化”。会议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中外实践哲学对话（10月21日，10月23日上午），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现场口译；第二部分为实践哲学中文论坛（10月22日）。
10月21日上午，开幕式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103讲学厅进行，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教授李萍主持，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教授、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和美国西北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罗伯特·哈里曼（Robert Hariman）致欢迎辞。
李萍强调了中外实践哲学对话和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的国际性，本系列会议旨在推动国内外实践哲学研究。李萍还隆重介绍了本次会议邀请的重要外籍学者和国内学者，衷心感谢关注和支持本次会议的杂志社编辑。
徐长福介绍了实践哲学研究中心12年以来举办的重要活动，并指出，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举办多次会议得力于中外学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他对支持此次会议的各位学者表达了衷心感谢。最后，通过解释“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的主张，他希望此次会议能够再次为各位学者提供各抒己见、充分交流的平台。
哈里曼首先回顾了他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缘分，然后进一步指出，距离他参加第一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已经11年了，在世界发生诸多变化、人类面临多重挑战的情况下，这种国际性交流的会议和平台十分重要，它将学者们聚集在一起，就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如全球变暖、贫富差距、政治失灵、人工智能等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尽管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只要人们共同努力，未来仍然充满希望。最后，他对此次会议在回答人们的实践智慧是否有所改善、人们是否比以前更严谨和更有创新性等议题上表达了期待。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中外实践哲学对话部分，第一场对话主题为“中西伦理与社会主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黄慧珍编审主持，中方和外方对话人分别是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和英国伦敦南岸大学社会学系保尔·布莱克里奇（Paul Blackledge）教授，评论人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
李萍以“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旨趣”为主题做了发言。她认为，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长期艰难探索中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反思和实践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旨趣。“五四运动”中早期共产党人的“伦理觉悟”触发和拉开了三大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社会主义论战”和“人生观论战”，而贯穿在三大论战之中的传统与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关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探索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多元文明互尊包容、互鉴共生的伦理旨趣。
布莱克里奇的发言主题为“支持康德与反对康德：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的伦理与政治”。他指出，第二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伦理性有长期的争论，伯恩施坦批评了第二国际内部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机械式的经验主义科学的观点，主张纳入康德的道德观点为社会主义提供伦理基础。尽管伯恩施坦的讨论比较粗糙，但他提出了伦理性在社会主义中不可避免的重要性。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中既有科学性，又有伦理性，但这种伦理性植根于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并受历史制约的本性中，而非康德的非历史性的道德观点。当考茨基持这种二元论时，他实际上走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客观主义的拙劣模仿。与前两者不同，列宁既反对道德主观主义，也反对经济客观主义，坚持用实践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回到了“原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跳出单纯支持还是反对康德的范畴，用“总体性”和“无产阶级意识”从哲学层面揭示了作为世界性阶级的“无产阶级”能够改变世界，实现人的解放的任务。
李义天评论道，李萍从伦理觉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性、文明的互尊和互鉴三个层面，回答了为什么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社会主义可以被认为具有伦理性。布莱克里奇讨论的是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主要学者和成员（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卢卡奇等）的争论，将问题聚焦在伦理性在争取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作用。布莱克里奇的报告有四点区分性启示：第一，一个东西是否具有伦理性质，和我们是否把这种东西作为争取一个事情的理由，是两回事；第二，把一件事情（如社会主义伦理性）作为理由，和作为争取、实现它的动机也是两回事；第三，当我们有了这种理由和动机后，我们选择的手段是革命还是改良？第四，即便我们选择某种革命或改良手段，还需区分时机是在掌握政权之后，还是在争取政权之时？正是这四种不同区分启示我们思考，前面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争论以及卢卡奇的解决思路谁的更有优势或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李萍和布莱克里奇回应了李义天的评论。黄慧珍在总结中认为，本场对话涉及社会主义与伦理、马克思与儒家的关系等；在支持还是反对康德这一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和伦理社会主义的争论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实践问题；在马克思、康德和儒家的关系问题上，李泽厚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不可忽视。
第二场对话主题为“人类世与实践智慧”，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主持，外方对话人和中方对话人分别是罗伯特·哈里曼教授和徐长福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田书峰副教授担任评论人。
哈里曼的发言题目为“和徐长福的对话：人类世与实践智慧”。“明智”概念作为激发两人跨文化交流的契机，他首先介绍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内在区分和理论拓展。然后，他分析了徐长福的观点。最后，他提出两个开放性问题以供探讨：一是在明智概念的中庸取向与当前亟需丰富大众关于未来的政治想象力的现状之间，如何恢复这一概念的吸引力，促进政治想象力的突破与革新；二是，怎样发展明智概念以求兼顾集体和谐、大同状态与个体多样性的表达，在两者间潜在的冲突和矛盾中寻找新的可能。
徐长福的发言题目为“明智：在现代化与人类世之间——对哈里曼教授《何谓人类世的明智？》的回应”。在介绍了哈里曼的基本情况，并回顾了十余年间两人增进了解与互动的经历之后，他从自身视角出发概括了哈里曼关于明智概念的主张。他着重介绍了哈里曼关于明智的历史阶段划分的最新站位，即人类世明智。徐长福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一是考虑到发达国家的人类世关切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诉求之间的现实冲突，如何为两者分别设想具体的明智举措，协调其关切之间的张力；二是如何解决明智在应对现实冲突时无能为力的情况。
在两人发言后，田书峰进行了评论。他首先表达了对两人基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概念进行理论努力与交流互动的敬佩，并且介绍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实践智慧概念的内涵。其次，他讨论了两位教授分别对明智概念与政治概念探讨范围的拓展，特别地表达了对徐长福提出的两项转变的看法。最后，他强调两位教授共同的现实关怀，并给出了自己的补充：一是重建对共同善的追求；二是在平等商谈中确立道德准则；三是尽力缩小政策制定与伦理理论间的差距。
哈里曼和徐长福回应了对方提出的问题，并对评论人和听众的提问做出回应。最后，程广云对本场对话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10月21日下午，第三场对话主题为“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梅谦立教授，中方对话人和外方对话人分别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薄国强（Roland Boer）教授，评论人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孙美堂教授。
何萍的发言题目为“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她选取中国式现代化为经验原型来说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兼具时间跨度和空间广度，其展开框架为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无不与世界历史发生着动态联系，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这样从单一走向多元，走向“普遍性的具体性”。
薄国强的发言题目为“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他试图讨论现代化的普遍与特殊关系的哲学问题，并参考一些历史例子。他指出，我们需要区分现代化的动力和创造性意义，它为每个国家在全球历史背景中实现现代化开辟了道路，而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有其特殊性和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因辩证考量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而体现了一种系统思维。
孙美堂评论道，两位对话人的报告具有很高的视界，它们启示我们，现代化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原则上的思考和辨析，也要深入到更新的更有解释力的解释模型中去。他进而指出，我们既要超出单一的现代化理论，又要超越二元对立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适当地悬搁价值立场，进行客观冷静的分析，展开更广阔的视野。此外，我们的思考重点应当从对形式、过程的分析转向对机制、价值导向的分析之上。
第四场对话主题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及其当代意义”，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持，外方对话人与中方对话人分别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康加恩（Kaan Kangal）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评论人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李志教授。
康加恩的发言题目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意图”。他试图澄清围绕《自然辩证法》产生的争议与混乱，并论证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分裂，反而是在相互补充。通过文献学分析，康加恩揭示了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过程中对辩证法的异质处理，并认为恩格斯对过去辩证法哲学的阐释存在着未解决的问题。
赵玉兰的发言题目为“MEGA1视域下《自然辩证法》文本的确立”。她通过对MEGA的文献学分析，呈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文本出版问世的过程，并指出，MEGA1视域下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编排方式为《自然辩证法》文本提供了两种呈现方式与考察方式，这两种方式为后来的MEGA2和中文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自然辩证法》文本样态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李志在评论中指出了两位对话人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二者的报告对于我们理解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多元化维度。李志对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意图提出了疑问，因为自然也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理论上我们没有必要在唯物史观之外将辩证法贯穿在自然界之中。
10月23日上午，第五场对话的主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实践唯物主义”，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主持，外方对话人和中方对话人分别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院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教授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担任评论人。
卡弗做了题为“恩格斯-马克思1845-1846年布鲁塞尔手稿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发言。他指出，当他以对作者的政治活动重新进行语境化处理这种方式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理解了为什么可以把他们当时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批判视为政治干预。他认为，马克思“填补”的现实性，与其说是物质性，因而是“客体”，不如说是人类的社会性和历史，这与传统哲学将现实解析为物质/思想或客体/观念的二分法截然不同。最后，他强调，“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在两种意义上是后费尔巴哈主义者：他们关注的不是对人类身体和活动（必然的或偶然的）的抽象的、非历史的观察，而是物质的、日常的意义生成过程，是物质与概念的融合。
韩立新做了题为“对卡弗教授报告的回应”的发言。从回顾与卡弗的交往开始，他介绍了彼此在相关领域的共识与对对方工作的了解，并高度肯定了卡弗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工作对于英语世界以及汉语世界的贡献。然后，他介绍了自己和卡弗的工作。他还表示，他支持卡弗教授提到的要遵循按照手稿的原样对手稿做思想解读的方法论原则，不能用已有的结论对手稿做“目的论”式的解读。此外，他从七个方面总结了卡弗的观点，既对此表示了同意，又特别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解释。
第一位评论人魏小萍指出，一方面，卡弗对新MEGA I/5卷编者“导言”中的第一点没有提出否定性观点，而中国学者包括韩立新、赵玉兰和王代月等都提出了否定。另一方面，卡弗用具体例子把《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而未对其进行评价，从他的陈述中可看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唯物史观进行否定没有多大意义。此外，她认为韩立新参与编辑的Online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很有意义。她还向两位发言人提问：在谈论社会关系问题时，两位教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还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出发？
第二位评论人赵玉兰指出，卡弗的方法论原则是一以贯之的，相对于卡弗只做了集中阐述没有展开，韩立新做了很多展开，并特别强调了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黑格尔的思想。她向韩立新进行了提问：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用黑格尔的逻辑来批判包括鲍威尔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并树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费尔巴哈章”里的角色分担是怎样的？为什么马克思在手稿当中在第1页和第11页一段话要说两遍？她向卡弗也提出了问题：如何看待MEGA2的编排工作？费尔巴哈章和施蒂纳章到底哪个更重要？
两位发言人就评论及其问题进行了回应，并与听众进行了互动。最后，魏小萍对本场对话进行了总结，并对对话的效果给予了高度肯定。徐长福对两位对话人、两位评论人以及参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了衷心感谢。第三届中外实践哲学对话暨第六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圆满结束。
第六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分为大会发言、主会研讨和分会研讨。
10月22日上午，大会发言在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分为两组发言，分别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薄国强教授主持。
在第一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魏小萍研究员认为，数字劳动与传统劳动在价值创造上的差异，让数字信息资本成为现代资本结构中的新成员，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其巨额利润与其资源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它在剥削关系和资本构成与运作上与传统资本的交织说明了它并没有根本地动摇资本主义。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孙美堂教授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源于其不同于西方世界原生模式的移植特征。他主张在恰当解决“现代化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的前提上，积极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理论问题，推动传统文化资源与当前实践经验的创造性转换。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程广云教授主要分析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存在的三个结构性悖论：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的国家；置于王权和立法权之间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宪制的二律背反。
在第二组，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指出，经历鸦片战争的中国尚未真正意识到传统坐标不可逆的崩溃，因而未在时代变局中积极作为，鸦片战争时期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行动等方面示范的自由理念，不仅是马克思成就其思想和历史地位的必要条件，也是落后民族获得新生在理论上的必由之路。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谭群玉教授梳理和探讨了马克思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与其革命斗争观点的联系，马克思追求激进自由政治主张基础上的个人自我实现和发展上的自由，主张抽象的平等应该在经济社会变革中得到真正落实、关心广大人民实际的政治参与和成果共享，这些观点与其理论上的彻底性与政治斗争中的革命性始终紧密结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玉昌副教授阐释了尼采坚持生命高于理性的批判立场，尼采聚焦于身体与生命活动的康健，力图恢复现代人被理性压制的感性能力的治愈策略纵然存在局限性，但为当代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与哲学践行提供了深刻洞见。
随后，主会研讨分为两个会场，分别于锡昌堂515会议室和420会议室进行。
第一会场由中山大学谭群玉教授主持，报告人包括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义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刘曙辉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卢家银教授与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其洪教授，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薄国强教授、清华大学李义天教授与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
李义天在报告中指出，多样性正当地聚焦和最大化地呈现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基本事实，其主要体现在全球化和公共领域的机制之中。在此背景下，马克思面向未来的理论努力至关重要。与侧重规范性的全球正义讨论不同，刘曙辉剖析了全球非正义持续存在的原因与危害，并提倡赔偿义务与矫正义务、抵抗权利与要求矫正权利相结合的应对举措。卢家银介绍了互联网新闻平台落实核实事实责任时原有的困难与挑战，进而分析了自《民法典》颁布后司法实践中要求其证明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转向的原因与重大意义。黄其洪从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何为这一问题出发，阐述了为应对当下危机重建形而上学的紧迫性，呼吁在既有的理论进路之外熔铸感性要素，重建一个东方化的实体概念。
第二会场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报告人包括四川大学哲学系余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黄志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与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万东副教授，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黄志军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
余玥在阐明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强调了前者对于理解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意义，围绕革命这一主题，他进一步阐述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思想的内在异同，最后就革命的应当性问题，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哈贝马斯式的回应。黄志军在报告中考察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中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存在的差异，以及马克思的批判所具有的限度，他肯定了马克思的批判在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体系上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江璐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视角，探讨了实践（praxis）和实践知识（phronesis）在思想史上的背景以及概念上的界定，并就其与伦理、政治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探讨。马万东梳理了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描绘的工业革命中的实践图景与阶级图景，他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解放的人类历史叙事和李斯特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叙事，是应对工业革命实践图景而产生的理论反应，在此基础上他比较了二者的差异。
22日下午，分会研讨分为三个会场，分别在锡昌堂515会议室、420会议室和504会议室进行。
第一会场的两组报告分别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和王兴赛副教授主持。第一组报告人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阳讲师、南开大学哲学院夏钊助理研究员与中山大学凌菲霞副研究员，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南开大学夏钊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余玥教授与南京大学哲学系康加恩副教授。第二组报告人包括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映香副教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外语学院郑静雯讲师与中山大学哲学系汉伊理副研究员，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南开大学夏钊助理研究员、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晓雷副教授与北京师范大学周阳讲师。
在第一组，周阳聚焦马克思“偶然性”概念的逻辑演变，以《博士论文》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篇文本为中心，回溯了马克思的“偶然性”概念从“应然-实然、理想-现实”的“反思形式”关系到“条件”-“偶然性”概念的演变历程，并回应了当代激进左翼的“偶然性”概念争论。夏钊试图重思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问题，通过阐明黑格尔无前提的“逻辑的事情”辩证法与其整体理论体系的不可分离性，论证了马克思革命的“事情的逻辑”辩证法的独立性。凌菲霞立足传记文本，梳理了卢卡奇实践辩证法及其法国影响，系统论述了吕贝尔、科尔纽和列斐伏尔对卢卡奇实践辩证法的不同态度。
在第二组，赵映香区分了抽象和具体在本体论的个别集合关系与认识论的规定、具体-抽象、抽象-具体关系中的含义，并从《共产党宣言》出发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抽象自由具体化的实现路径。郑静雯的报告通过对黑格尔与马克思“乌合之众”的概念分析，探讨了“哥布林模式”与现代社会的挑战问题。汉伊理关注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意识研究角度差异，以进化选择方向为研究视角、以唯物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了人类意识问题。
第二会场的两组报告分别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陈长安副教授和张米兰助理教授主持。第一组的报告人包括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沙克·乌拉（Shakir Ullah）博士、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陈杨助理教授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吕春颖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周宏胤博士后与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第二组的报告人包括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范氏周红博士、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与中山大学哲学系饶琳博士生，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中山大学杨玉昌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范氏周红博士与中国人民大学卢家银教授。
在第一组，沙克·乌拉采取了观察、深度访谈和口述历史的经验性方法，在综合考察材料和数据间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巴基斯坦瓜达尔渔业区域的传统知识的有效性，以及气候变化与当地渔民社会生活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陈杨指出，耶吉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本质主义倾向，因而会陷入伦理上的大家长主义，是一种与现实割裂的主观主义。通过论证，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不存在一种本质主义的预设。李婷婷讨论了韦尔默对阿伦特政治判断有效性理论的改进，她指出，韦尔默认为阿伦特主张的实践判断有效性缺乏理性论证的支持，基于此，韦尔默提出的宽泛合理性概念，使政治判断的有效性在科学、道德和审美的合理性的整体联系中，依赖具体情境解释下的主体间交往和商谈达成。
在第二组，范氏周红介绍了现代信息革命的本质以及这场革命的影响，并就信息革命的时代中，人类和社会应当如何行动，才能将人类的需求和能力与快速变化的多层次信息流相协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叶甲斌探讨了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实现数字寻租主要依靠的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这两个核心机制，并深入剖析了它们之间的双重互嵌关系在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之中所起到的效用。饶琳认为，梁启超对国家认同的矛盾，表现在以中国历史传统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西方式的现代国家观念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指出了这种观念的内在冲突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它体现出了国家现代化的民族性与普遍性认同的张力，这是在以往对梁启超的国家观念的分析中所缺少的。
第三会场为学生专场，两组报告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曙辉副研究员与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付洪泉编审主持。第一组的报告人包括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穆克尔吉（Prakriti Mukherjee）、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李晨、周凯与陈思静，相应的评论人分别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吴顺煌、武汉大学何萍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与西南大学黄其洪教授。第二组的报告人包括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刘畅、李敏睿与张万强，相应的评论人分别为西南大学黄其洪教授、四川大学余玥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教授。
在第一组，穆克尔吉认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在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课题时是无法绕过的，现代化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亚洲发生，中国的章太炎与印度的泰戈尔有着类似的民族主义构想并且以亚洲国家为中心，可以将二人的民族主义概念称为亚洲主义并借此来透视二人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愿景。李晨从个人和阶级的构成关系角度出发，讨论了走向自由人联合的主体问题。他认为，在借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视角的基础上，可以以一种温和的优化版本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周凯指出，斯宾诺莎为犹太人的解放提供了一个优于神权统治的人权统治方案，即建立民主政体，马克思的社会解放比斯宾诺莎更加深刻和彻底，但在如今的实践应用中，斯宾诺莎的理论比马克思的理论更具实操性和实用性，在未来的人类前途中，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指引性。陈思静认为，卢卡奇将有关集体行动的策略问题重构为伦理问题，试图超越个人所面对的伦理难题来为革命行动找到依据，卢卡奇在此阶段有关革命与伦理的反思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朝向实践的理论发展。
在第二组，刘畅指出，挪威实践学受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生活形式、语言游戏概念的启发，强调分析已有实践中的默会知识与能力，成功地实现了哲学的实践化，值得学界参考。李敏睿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时期的共和思想不仅内蕴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底色，更呈现出鲜明的法国激进共和主义思想的特点。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变世界”方面的一次尝试，然而二人的共和制设想与现实之间、唯物史观与共和主义理论特质之间却显然存在着难以融洽的张力。张万强指出，马克思借由对法国的波拿巴帝制复辟、英国议会制度举手表决的这两处政治现象的双重扬弃，提出英国可以经由普选权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变革道路。相比之下，持经验主义立场的宪章派仅仅是在“贵族政治”的议会制度框架内“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仍然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
分会研讨结束后，闭幕式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薄国强教授致辞。
户晓坤感谢有关各方的鼎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会议总体情况：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外学者和学生共有60余位，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越南等12个国家。
徐长福向与会学者表示了衷心的敬意和谢意。他借助明智的界定进行了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实践哲学与现代化”为主题召开本次会议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议题的初步回应。最后，他对实践哲学会议的相关调整和规划作了说明，以往实践哲学会议中规模较大的国内部分将以“实践哲学年会”的名义与其他高校联合举办，规模较小的国际部分继续以“中外实践哲学对话”和“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的名义举办。
薄国强代表外方学者进行致辞。他指出，本次会议的报告发言所涵盖的主题并不是抽象的、单一的，而是全面的、实践的，因此是真正的实践哲学，是真正的实践智慧。就此，他代表外方嘉宾特别感谢本次会议，并认为这是中外学术交流对话的一次卓越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