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2023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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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28-29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2023年年会暨第十八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在中山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

本次会议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承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持大会开幕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会长、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人文社科处处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张伟教授分别在会议开幕式致辞。

郝立新教授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向与会的学界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包容开放、坚持守正创新三方面概括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任务与新使命,期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出不竭的动力。

吴晓明教授在致辞中对中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蓬勃发展的状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了卢卡奇的思想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创性和震撼性影响,指出当前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应自觉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走出“学徒状态”,实现理论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转折点上开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新局面。

张伟教授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对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与马哲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情况。他表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自成立伊始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中国现代化实践进程之间的关系,希望借助此次会议与学界同仁和兄弟院校进一步加强交流,为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哲学理论体系构建持续贡献力量。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与会嘉宾在中山大学锡昌堂外合影留念。

本届年会共设四场主旨发言、五个分会场。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几十家学术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围绕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10月28日上午,大会进行第一场主旨发言。本场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李潇潇研究员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荣誉会长、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报告题目为《从当年的“徐杜之争”看<历史与阶级意识>在中国的境遇》。陈学明教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的主要标志便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引介,而徐崇温和杜章智二位先生对于此书的译介与评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徐崇温是国内最早研究和评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学者之一,而杜章智则最早将此书翻译为中文。然而二人对于本书的评价并不相同,杜章智认为卢卡奇作为曾经的第三国际重要理论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徐崇温则是将《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列宁主义的区别一一列出,然后站在尊重列宁主义的立场对卢卡奇进行一系列的批判。对此,陈学明教授指出,他基本同意杜章智先生对本书做出的价值判断,但强调要着重分析《历史与阶级意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不同点,判断这些不同点是否和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陈学明教授看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表现在:第一,卢卡奇在此书中通过对主客体辩证法的论述重新处理了“人”这一主体,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批判了无视人的主体责任的各类理论;第二,卢卡奇论证了马克思的方法论核心是总体性,并把它看作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标志和内容,为反对个人原子主义提供了启示;第三,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下用“物化”概念分析了现代人的存在状态,为正确理解和批判现代人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启示;第四,卢卡奇在本书中明确提出反对仅仅通过道德变革来改造社会的观点,为我们坚持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启示;第五,卢卡奇提出重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来源,为我们通过把握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联系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本质提供了启示;最后,卢卡奇在此书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本质与危害,这为我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做法提供了启示。

第一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小萍研究员,发言题目为《卢卡奇历史主客体概念的演绎与社会本体论思想》。魏小萍首先介绍了卢卡奇纪念馆与相关国际会议的情况,她指出,历史主客体概念及其理论是卢卡奇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同20世纪初的历史变迁一致,卢卡奇自身的理论也经历了相当巨大的变化。他的学术生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为止,历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社会形态,这对他的历史概念的含义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卢卡奇早期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变化中理解历史主客体概念,认为只有具备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才能将自身从历史客体上升为历史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意识对于历史主体的构建起着关键作用。这一理论受到黑格尔自我意识概念的影响,阶级意识主要是理性思维的反思认识活动,因此卢卡奇前期主要是从反思性的理性思维角度来把握“阶级”概念。而在30年代之后,卢卡奇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历史主客体概念,他将“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劳动目的性、意向性纳入社会存在本体论范畴。这一改变并非超越了阶级主体,而是把阶级主体置于更深的自然对于这种理论上的转变,魏小萍认为卢卡奇的问题意识发生的变化与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密切相关,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后期对前期的否定,而是代表着卢卡奇历史主客体理论深度的增加。受到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论述方式的影响,卢卡奇不再仅仅从阶级意识角度来理解历史,而是转向以社会存在的本源为起点从人与自然、人在社会中的对象性关系中认识历史主体问题。魏小萍认为,卢卡奇的思想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从这一实践中汲取了理论灵感,将自己对意识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具体化、本源化,进而提出了新的历史主客体概念。

第一场第三位发言人是东北师范大学韩秋红教授,她的发言题目为《无产阶级意识及其集体自觉——从卢卡奇到当代西方左翼》。韩秋红教授从三方面展开报告:第一,当代左翼思潮为何能基于卢卡奇的物化劳动理论展开对于物质劳动问题的考察;第二,卢卡奇基于物化劳动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聚焦无产阶级在历史总体性的辩证法和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当中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使命,这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线;第三,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专文介绍了政党组织问题,这一问题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党政组织原则的重要性,这一原则为革命主体的阶级自觉和时代职责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卢卡奇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论述中找到其物化理论的来源,同时力求向马克思思想本源回归。卢卡奇立足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现实的物化问题,一方面重新激活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另一方面直接返回到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强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韩秋红教授看来,当代左翼马克思主义者对卢卡奇的解说侧重于提炼卢卡奇与黑格尔哲学的直接关系,尤其是二者关于劳动的相关理论。一方面黑格尔认为劳动过程的物化以抽象劳动成为现实原则为标识;另一方面,劳动主体意识的物化以时间空间化和物化意识的形成为标志。卢卡奇在对物化理论进行阐释时同样着眼于生产活动领域,对现实生产过程当中凝结在商品之中的抽象劳动进行阐释,认为其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都为商品形式的普遍性所制约。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物化结构日益侵入人的意识劳动合理化的过程,消除了对象原本的物性,从而捕获了一种新的对象性与可计算性,此种意识的物化反过来又强化其对于劳动对象、劳动产品以及劳动力的商品化,成为推动物化现象进一步展开的内在动力。由此,物化意识既是物化现象的结果,也是物化现象的内在环节,强化着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技术发展。在今天的左翼理论中,“非物质劳动”、“新异化”等概念与卢卡奇的物化劳动理论紧密相关,而二者都是通过对黑格尔劳动概念的超越性与批判性解读从而展开自己的理论。

第一场第四位发言人为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卢卡奇的革命实践与革命反思》。他指出,卢卡奇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之前参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实践经历,而其革命反思主要集中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方面。在实践方面,卢卡奇参与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同时他也是较早加入匈牙利共产党的革命家之一。他既是党的高层领导,又有各类工作经历。而他的革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十月革命之后苏俄政治实践的影响。十月革命之后,普列汉诺夫一再表白自己希望并努力促进俄国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但是他却对整个事件表示痛心。由于无产阶级在当时俄国并不占据多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需要的是土地,他们并不必然需要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农民得到地主的土地,他们的经济活动将不是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农民并非社会主义事业中完全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想要完成社会革命有可能会遭遇到最惨重的失败。同普列汉诺夫相似,卢卡奇对俄国革命中农民问题有着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绝不能完成社会革命,只会引起内战。这样的判断实际上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非常激烈的争论,农民问题成为马克思思潮在西欧北美以外的地方展开时的一个棘手问题。马天俊教授认为,卢卡奇的论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特色,他从现实出发,认为苏俄的革命经验既是例外的,又可资学习。具体来说,首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的影响,这是带着马克思主义基因的理想,但都是首先在一国之内开始的,在这方面,俄国的革命堪称样板,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俄国革命,能清醒认识其意义的人并不多,卢卡奇就是其中一个;其次,俄国国内的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异十分悬殊,匈牙利也同样如此。因此,要实行社会革命必须以相应的阶级结构为条件,对于作为“例外”的俄国革命也要从正反两面予以评价。在发言的最后,马天俊教授指出,与马克思相比,卢卡奇研究物化现象和阶级意识所采取的方法似乎更缺乏辩证性,这一特点也影响到卢卡奇对于一些大的历史问题之把握与判断。

大会主旨发言第二场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黄晓武编辑主持。第一位发言人为广西师范大学刘卓红教授,她报告的题目为《再论卢卡奇的黑格尔哲学观》。刘卓红教授指出,卢卡奇的理论对手主要是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并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和庸俗化,卢卡奇坚决反对此种观点,并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对第二国际的理论展开批判。具体说来,第一,卢卡奇重构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第二,卢卡奇基于自身的黑格尔哲学观,对马克思的哲学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并且提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传统的命题,同时黑格尔辩证法对卢卡奇自身的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第三,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必须把握卢卡奇的黑格尔哲学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者,卢卡奇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成为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重要内容,深化卢卡奇黑格尔哲学观的研究,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开展对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至关重要;第四,研究卢卡奇的黑格尔哲学观对于评价卢卡奇自身的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刘卓红教授概括到,卢卡奇自身的黑格尔哲学观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即相遇-深度融合-批判性扬弃-思想超越。这一历程既推动卢卡奇的黑格尔哲学观不断趋向完善,也透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关系的重新认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新语境与新径路。

第二场第二位发言人为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历史与救赎——本雅明历史哲学的神学意蕴与革命潜能》。他之指出,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考,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本雅明的所有文本中。本雅明历史哲学不仅关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弥赛亚主义”的关系。首先,本雅明明确区分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并非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当下”(Jetztzeit)建构出来的“历史星丛”,“历史主义”满足于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确立因果联系,而历史唯物主义更加重视历史的空间维度。其次,历史并非进步的连续,而是废墟的堆积。在本雅明看来,“历史主义”的历史连续性意识与线性进步观均建立在均质、空洞的时间之上,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的断裂性,批判进步主义历史观。本雅明利用保罗·科利的画作《新天使》隐喻的“历史的天使”之意象批判进步概念,这个意向表明历史根本不是进步的叠加,而是“废墟的堆积”。再次,历史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弥赛亚的救赎。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借助“神学”才能体现破坏性与救赎的统一,“历史的天使”已经不能理解由废墟堆积起来的世界,从而不能承担起“弥合破碎的世界”之任务,这个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者”神学之化身的弥赛亚来完成。在王凤才教授看来,本雅明的历史哲学代表着客观性与建构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中既隐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潜能,又包含着弥赛亚主义的神学意蕴。

第二场第三位发言人为南开大学孔明安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论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及其乌托邦》。孔明安教授将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总结为三对概念,即实体与主体、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以及克服这种对立的总体性。孔明安教授认为,在卢卡奇提出这三对概念及解决它们之间矛盾的历史辩证法时,已经表现出其革命乐观主义和乌托邦色彩。为了解决物化结构中蕴含的主客体间的内在张力,卢卡奇在借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吸纳阶级意识与总体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不仅是实体也是主体的论断,即历史辨证法。在卢卡奇那里,实体具象化为了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即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本质性存在。同时,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也蕴含着物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辩证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和物化意识具有“普遍性”特征,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够克服这一困境。阶级意识是对客观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因此能够依靠客观可能性的范畴进行细致的历史分析,由此达到和总体真正的联系。孔明安教授认为,这种观点既反映了卢卡奇的革命理想,也反映了其思想中的乌托邦色彩。受制于历史的限制、文献的缺乏与卢卡奇自身的思想结构,物化概念经过一百多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卢卡奇自身的对它的阐释。实际上物化概念中包含着三个层次,一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其实就可以看到物化概念的影子甚至是物化概念本身,最突出的例子便是马克思关于“桌子开始跳舞”的表述;第二个层次涉及商品化过程中的两次抽象,即交换抽象和思维抽象;第三个层次涉及精神分析对物化现象的判断,即物和物化对人类主体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种魅力以“物”为中心,对于人类来讲很难摆脱。物化的这三个层次是否能用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分析加以克服,是现代人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第二场第四位发言人为华南师范大学尹树广教授,他的发言题目为《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尹树广教授指出,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从批判只见事实的实证主义和主观化妄断的唯心主义出发,强调无产阶级对自身总体性的 阶级意识是认识和实践行动的前提,总体辩证法思想就是理论实践。尹树广教授认为,卢卡奇克服物化意识的实践哲学思想,关键在于对黑格尔哲学和其“概念神话”的批判。要在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总体和总体辩证法思想,必须重新解释总体、主体、客体、过程、历史等概念,用存在论奠基实践哲学。在1964年开始写作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范畴是存在形式规定的思想,力图进一步推进总体辩证法的理论研究。卢卡奇不但批判了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和萨特从个人主义出发的存在论,强调社会历史实践过程是构建存在论和辩证法的前提,还力图阐释马克思的存在思想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更为系统性的批判。此外,尹树广教授阐述了建构新的存在论的基本思路,这一任务仍在进行之中,需要当代学人借助东西方各类思想资源建构一般的、总体性的哲学理论。总的来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做出了许多原则性的讨论,对实践哲学、辩证法和存在论范畴重新理论化和系统化,阐释了旧的范畴、新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卢卡奇发展了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生命力,进而深远影响了共产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大会主旨发言第三场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薛刚副编审主持。第三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报告题目为《物化意识批判和马克思主体哲学再辨识》。刘怀玉教授所关注的是我们如何从卢卡奇造成的主体性的眩晕和崇拜症走向对卢卡奇的历史地位的复原与重新辨识。在刘怀玉教授看来,卢卡奇在早期试图用一蹴而就的方式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而后期的卢卡奇则放弃了他早期较为激进的现代性批判并逐渐转向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具体而言,卢卡奇的问题在于他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误读为黑格尔的意识外化理论,而忽视了马克思所谈论的自我异化问题。该语境上的错乱虽然造成了我们理解卢卡奇思想的困难,但是最终也以某种卢卡奇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启了对马克思理解的新的可能性,即对物化问题的客观的意识形态的理解。换言之,卢卡奇在不自觉中发现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并以此解释了人们社会生存的客观现实,进而促成了虚假意识概念的相关研究。最后,刘怀玉教授分析了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所提出的“被神秘化”概念,进而剖析了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所论述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难题的主体性问题。

第三场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报告题目为《卢卡奇物化批判理论的再现实化》。汪行福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展开。具体而言,汪行福教授指出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蕴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结构性的不自由问题。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结构性不自由的相关问题亦重新获得了现实意义。相应地,我们需要对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进行再现实化。该再现实化过程指向了将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其哲学理论基础受到了质疑而被边缘化的物化批判理论重新激活。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核心是物的体系形成了一个严格的并且拥有高度自律性或自主性的体系,这样一个整全的体系最终使人失去了结构上自由的可能性。所以物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对象化形式以及相应的主体性形式。最后,汪行福教授指出我们不应该将物化简单地理解为某种生活方式,而应该理解为一种深层次结构性的现象,该现象作为完全自律或功能化的系统的体现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三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广西大学雷德鹏教授,报告题目为《论哈贝马斯关于技术理性及其功能异化理论》。雷德鹏教授分析哈贝马斯如何将马克思和卢卡奇所论述的异化概念应用于现代技术的分析和批判。根据雷德鹏教授的诠释,资本主义社会既是技术理性形成的社会基础同时又是其异化的社会根源。技术理性异化具体表现为从僭越到统治的升级,即:技术理性从劳动领域(目的理性子系统)向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领域和生活世界领域跨界、侵入、僭越,最终演变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最后,雷德鹏教授指出消解技术理性异化之道的关键就在于,坚持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为导向,正确区分目的理性活动子系统和社会规范系统的两种合理化概念,把技术潜能的释放同我们的伦理道德知识和内心意愿理性地联系起来,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解放利益。

第三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报告题目为《价值的结构革命与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生成——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鲍德里亚》。根据胡大平教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曾是鲍德里亚现代社会批判的重要理论支撑之一,亦是其在理论上的核心对话对象之一。随着鲍德里亚对以消费为经济支撑和以符号价值为文化秩序支撑的当代丰裕社会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不仅提到了替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案,亦最终把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内的现代社会理论主流都作为意识形态扫进了理论的垃圾堆,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启示录式批判。具体而言,胡大平教授认为,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代表着基于商品生产(资本积累)过程对权力及其异化后果的批判,那么,鲍德里亚便演示了试图在商品生产过程之外寻求批判落点的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种路向: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实质上是巴塔耶提出“一般经济学”以来的一种持久的理论动向,即以更为一般的文明叙事来批判特殊社会形态的西方资本主义,就其反财富、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旨趣来说,亦可称为后财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路向面对的资本积累及其物化后果问题。最终,胡大平教授指出鲍德里亚本人独特的启示录式批判,将视角聚焦到意指过程,对今天资本主义以符号生产为主要载体的意义生产逻辑和后果的批判,这一路面对的主要是现代文化在空洞能指的自由漂浮中走虚无化的困境。

第三场第五位发言人是苏州大学车玉玲教授,报告题目为《卢卡奇思想中的方法论及其当代影响——兼评理论的功能与作用》。车玉玲教授指出国内学界在研究卢卡奇时将他简单地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甚至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内展开,是具有局限性的。具体而言,车玉玲教授认为卢卡奇同时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之内的卢卡奇,这不仅因为他早期深受韦伯、西美尔、胡塞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影响,而且他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在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同时,也面对着现代性造成的困境—实证主义的泛化。为此,卢卡奇在阐释马克思的方法论的时候,他的核心概念与思维方式具有着现象学的特征。随后,车玉玲教授指出,“方法论”作为《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核心范畴,要从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卢卡奇思想的当代价值,因为卢卡奇不仅力图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同时也进行着方法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方法”对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斐伏尔等认识后现代时期的都市社会提供了新方法。换言之,无论是回到黑格尔的传统、还是借助于现象学的方法,卢卡奇的最终目标都是与马克思一致,即改变世界,不仅要恢复辩证法中的革命性进行阶级革命,同时也要改变现代人的物化的存在状态。为此,必须重新恢复“主体”的地位,克服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与教条主义的错误。

大会主旨发言第四场由《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刘曙辉编辑主持。第四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报告题目为《内在超越与双重飞跃——论卢卡奇对走出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探索》。张双利教授首先指出卢卡奇在面临欧洲文明的危机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成功带来的冲击这两方面作用下写就了《历史与无产阶级意识》。刚刚从困顿中走出的卢卡奇对于能否走出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文明,有了和他的老师马克思·韦伯之间的根本的差异。卢卡奇对于资本主义版本的现代文明的判断在某种意义上和韦伯是非常相似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和差异就在于韦伯对于能否走出困局的出路的判断和卢卡奇之间是根本对立的。张双利教授接着概述了文章主要结构,并着重介绍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内容。第二部分主要探讨韦伯和卢卡奇在对于欧洲文明的危机究竟能否走出,能否克服做出的判断,以及他们关于这一问题的根本的对立所在。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卢卡奇所给出的解决危机的道路,并评价他的方案能否真正做到对韦伯三大判断的回应。韦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讲座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三大判断,而卢卡奇通过《无产阶级的立场》、《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以及《对卢森堡<关于俄国农民问题>的批评意见》三篇论文仔细回应了韦伯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一条道路的质疑。最后,张双利教授强调今天的我们和卢卡奇面临同样的难题,即探索如何走出资本主义版本的文明危机这一困境的道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被改写的情况之下,这个原则如何以制度性的和机制性的方式被再度圆融。通过与西方当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相互参照,我们可以重新探讨卢卡奇的这个理论环节该如何被重新的认真对待。

第四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报告题目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百年衍变史:理论与逻辑》。张秀琴教授以关键节点性的人物及其相关理论为线索,回顾和梳理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百年衍变史。这一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两种范式,第一种是文化批判或文化哲学批判,它呈现出来的是工具理性批判;另一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或价值形式批判。这两种范式实际上是我们为当下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方案的时候无法回避的。张秀琴教授将这两种批判范式归纳为两个逻辑。在传统阶段,即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上述两种范式是分立的,它表现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决。通过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学说比照研究这样的一个反溯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去更深入地通达和系统性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如何呈现马克思自己的方法,从而达到对整个思想史的呈现之把握。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纯粹学理性的,而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应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历史。而工具理性批判和价值形式批判的范式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现实有所回应的,进而才会呈现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批判理论样态。

第四场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罗骞教授,报告题目为《打开〈历史与阶级意识〉另类方式——卢卡奇对我的学术影响》。罗骞教授分享了他研习卢卡奇特别是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心路历程,以及在学术上对他的两个重要影响。首先是在思想原则方面,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的提出了事实概念,通过对于事实的这样判断一个理解,卢卡奇在挑战他的导师马克思·韦伯的价值中立理论。沿着卢卡奇这一简单的命题,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做学问、阐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的进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学界共同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和历史研究对象,和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基本的原则,这些问题和判断都是受惠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由此,罗骞教授在这些基础上提出的社会意识存在论和社会历史存在论,其根本的结构是存在论循环,也就是视为已存在物质与意识之间在实践中展开的,向未来敞开的辩证循环作为存在论的基本结构,也是受惠于卢卡奇的辩证法的思想。其次在做学问、处理理论的方式方面,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除了有两篇文章直接点名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罗沙·卢森堡之外,没有专题性去研究其他作家。但是黑格尔、康德、席勒、韦伯、西美尔、狄尔泰和阿德勒等人的思想都内在地融贯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即卢卡奇不是以诠释、不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去梳理把握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只有去阅读他的著作,追溯他的思想发展,才能感受他思想的深邃。对此需要反思的是,我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自身学术思想发展需要面对一个解读方式,打开方式的变革问题,尤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经过近三四十年的发展,如果仅停留在介绍、梳理和翻译等层面的话,那么这些理论成果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和功能。

第四场第四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的夏莹教授,报告题目为《资本、国家与革命:晚期德勒兹思想探源》。夏莹教授从德勒兹式的研究视角出发,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末尾处以回溯方式得出一个结论,即当我们试图在思想史中重新呈现德勒兹的时候,需要反思我们今天是否应该驱赶卢卡奇的一种幽灵化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一个理论到理论,从一个概念推到一个新的概念才得出它的生命力,而是真正的社会现实要始终进入到理论的反思当中。夏莹教授认为如果卢卡奇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原罪的话,这种原罪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关于内在超越的提法,即在迈向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过程中,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所开启的路径就是内在性批判环节;另外一个原罪是,卢卡奇将辩证法的问题提升为一个面向社会现实的有效的方法论。而这两点恰恰是卢卡奇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设定的并非完全真实的问题。夏莹教授认为,是时候该驱赶卢卡奇的幽灵,因为这样一种内在性的超越已然不可能。仅仅通过批判、通过简单的思维游戏无法完成对资本的真正扬弃,应当重新开始踏实地去解决资本问题、研究劳动问题。就此而言,德勒兹在他的《反俄狄浦斯》中认为,唯一与资本逻辑相异质的就是国家逻辑。一个具有现代理性的国家机制,具有现实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国家体系,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真实革命。对此,夏莹教授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重新开始从霍布斯开始研究现代国家,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去探讨一种与资本逻辑截然对立的国家是否可能。

随后进行的是分会场大会汇报,中央民族大学王海锋教授、中山大学林钊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涂良川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谢静副教授和中山大学方珏副教授分别代表各分会场进行汇报。

闭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教授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分别致闭幕词。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良斌教授代表下届论坛承办方致辞。

张双利教授首先指出,本次会议中许多中青年学者能够用开放的心态重新回到卢卡奇、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大重要思想环节,并且开始主动自觉地去面对时代问题,这表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大的方向上令人充满信心。张双利教授接着提出了她的期望,她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在学术上努力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与时代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更要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有效的理论和思想资源来支撑起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的思考,也支撑起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所展开的新的研究。对此,张双利教授希望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在汇聚大家的理论兴趣和学术兴趣的基础上发展一些长线项目,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道路上走得更加有效和稳健。张双利教授最后诚挚地表达了对作为会议承办方的中山大学马哲所以及组织和筹备会议的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感谢。

马天俊教授总结了本次会议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代表会议承办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陈良斌教授介绍了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概况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相关情况,代表下届论坛承办方向国内外同仁发出了诚挚邀请。

本届论坛以“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为主题。共设四场主旨发言、五个分会场。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几十家学术机构的百余名学者围绕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百年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卢卡奇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其思想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新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发展昭示着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勃勃生机和无限力量,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不竭的理论资源与实践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