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讲堂第36期

2023年8月31日下午，实践哲学讲堂第36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办。本次讲堂由比利时鲁汶大学（UC Louvain）经济与社会伦理讲席教授菲利普·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主讲，主题为“基本收入：证成与展望”，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简称“马哲所”）主办，三十余位师生参与。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堂的主持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纶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现场翻译。

在报告开始前，徐长福向与会师生简要交代了实践哲学讲堂系列活动的基本情况，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堂的主讲人和评论人，并介绍了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与范帕里斯教授的渊源。徐长福教授2015年访问鲁汶大学，其后推荐时为博士研究生的叶甲斌前往鲁汶大学访学；叶甲斌在鲁汶访学期间参加了范帕里斯教授的课程，最终完成了以基本收入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徐长福认为，范帕里斯不仅是一位理论家、哲学家，并且付出实践，这一点非常难得。在徐长福看来，从中国的角度来观察，基本收入算得上是在21世纪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主张最接近的一种理论方案。

在报告前半部分中，范帕里斯首先介绍了基本收入的主要内涵和历史。现有的两种社会保障模式：一种是兴起于19世纪的缴费型（contributory）社会保险，另外一种是起源于16世纪英国的非缴费型（non-contributory）社会救助。范帕里斯所关注的“基本收入”是指支付给某个政治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定期现金收入，它具有如下三个特征：1.是严格的个人权利，与家庭状况无关；2.具有普遍性，不存在收入审查或经济状况审查；3.是无义务的，不要求受益人必须工作或证明自己有工作意愿。简而言之，基本收入是完全无条件的（unconditional），这使得它区分于现行的有条件的（conditional）社会保障。

范帕里斯简要介绍了基本收入的历史及其近况。历史上，托马斯·斯宾塞（Thomas Spence）、马贝尔（Mabel）和丹尼斯·米尔纳（Dennis Milner）等人曾就基本收入的金额是否应该统一、基本收入的稳定性以及基本收入是否应该纳税等问题进行过讨论。当下，随着不平等的加剧、新一波自动化的到来及人类对经济增长的生态限制意识愈加敏锐，三者叠加，使基本收入思想在全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范帕里斯看来，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主要在于所有人的真实自由（real freedom for all）。具有做某事的权利还只是形式自由，具有做事的能力才是真实的自由。无条件基本收入为解决贫困、失业和物价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提供了一种通往自由的工具，并为可持续的解放型制度框架提供必不可少的要素。

范帕里斯在报告后半部分着重讨论了自由、团结与基本收入之间的关系。他强调，疫情期间各国政府以团结为由限制形式自由的公共卫生政策，可以为所有人的真实自由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冷酷的团结”（cold solidarity）是对制度有条件要求的，虽然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种制度追求真实自由，但绝不能仅限于这种制度，团结最多只能是追求自由的重要工具。范帕里斯认为，博爱和正义显然是有独立价值的，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是服务于另一个的纯粹手段，也没有哪个有严格的词典式序列优先（lexical priority），一个社会越是正义，成员间就越博爱。然而，要将正义作为所有人的真实自由的理论框架，不仅要求基本收入计划的所有纯受益者的“温暖的团结”（warm solidarity），也需要纯贡献者的温暖的团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同时承认博爱和自由，其根本原因是，博爱需要自由。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岳经纶指出，范帕里斯的报告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概念史的描述性的梳理，另一方面是对基本收入的辩护。岳经纶将基本收入的三种无条件性概括为三“无”：“无”家庭情况调查（No Household Test）, “无”经济情况调查（No Means Test），“无”工作情况调查（No Work Test）。范帕里斯从真实自由的层面对基本收入的可取性或可欲性进行的辩护，发挥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的最大最小值（Maximin）。同时，真实自由不同于形式的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的看法，但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从劳动价值的论证，范帕里斯将自然的馈赠和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社会财富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强化了经济保障的合理性。传统上一般讲工作和收入的内在关系，而基本收入对此提出了挑战。就可行性问题而言，以中国为例，基本收入面临着福利文化不同、人口规模巨大等方面的现实。此外，落实到每个人的经济保障也需要面对财政问题。但是，在不确定性和不平等日益严重的当下的确需要一些激进而又富有深意的观念，以推进人民福祉的实现。岳经纶指出，国际社会科学界很多主流学科都对基本收入进行了研究，对此我们还需要推进基本收入的研究，特别是就理论上讲基本收入可能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式。

岳经纶随后就报告的具体内容向范帕里斯提了若干问题：第一，范帕里斯对来自西方左派的批判持何种态度？如何回应这些批判？第二，UBS（Universal Basic Service, “全民基本服务”）和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之间的关系；第三，如何评价给年轻人发放基本收入的方案？第四，如何理解基本收入的可行性与可取性及其关系？

范帕里斯就岳经纶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范帕里斯指出，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有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对于第二个问题，UBS主要提供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UBI在前者基础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所以UBS不一定与UBI冲突，二者需要结合起来解决问题。对于第三个问题，以韩国的情况为例，给年轻人发放基本收入的方案实际上尚有改进的余地。对于第四个问题，既有的观念不能被无保留地接受下来，同时政治可行性本身需要被重新定义。可取性会让人们更加积极，从而作用于社会，而非相反。范帕里斯还进一步指出，基本收入理论与马克思的按需分配、每个人的自由的理念本质上是可以达成一致的。

在开放讨论环节，在主持人的邀请下，中共深圳市委党校余文烈教授从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角度对基本收入进行了简要评介。余文烈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研究基本收入的学者之一，与范帕里斯有三十多载的学术交谊。此外，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助理教授陈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吴高辉、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陈思静等人就报告相关内容进行评论或提问，范帕里斯分别作了回应。

在讲堂的最后，主持人徐长福向范帕里斯表达了感谢，并赠送了纪念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