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2季第5讲

2023年6月27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五讲在线上成功举办，由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Aristotle University of Thessaloniki）教授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主讲，题为“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危机与实践”（Reification, Crisis, and Praxis in in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周凡教授、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叶甲斌博士后与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本次讲坛有百余名观众在线参与。

马天俊向听众介绍了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卡沃拉科斯是国际卢卡奇协会的副主席，他最新的著作是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一项涉及实践哲学的研究。今年正值《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出版100周年，100年来人们对其展开了热烈讨论。该书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思考也有重要价值。

卡沃拉科斯在报告中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危机”一词在全世界的政治话语中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尽管危机似乎塑造着我们对自身生活和行为、情感和话语、以及未来的态度等的整体理解，我们远未寻得对危机概 念之确切含义的共同理解。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的社会历史总体性（social-historical totality）方法可以将危机的各个方面重新结合起来，他进一步分析了卢卡奇所揭示的现代对象性形式带来的“物化现象”，以及这一具体的现代合理性的限度。卡沃拉科斯继而探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有关革命化实践之可能的思想。卢卡奇将他的危机理论与革命的“时机”（Augenblick）理论相结合。危机对历史上的一个革命时期而言是必要但不充分的先决条件，而人的意志在革命时机中可以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时机代表着根本性的新事物的出现或集体主体的实践性自我决定，代表着对占主导地位的沉思行为的二元论的积极克服。如果说沉思性实践是建立在物化的计算合理性之上的，那么革命化的实践则对应于给定世界的历史化、对渗透其中的对立倾向的承认，以及通过强化这种代表了历史中新事物的倾向而实现的去物化。

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是一位列宁主义者，他坚定地主张先锋党是革命成功的适当手段。革命化实践的集体主体需要一个中介，在日常意识和理论上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发挥作用。卢卡奇认为共产党代表了经验性的和被赋予的阶级意识之间的“真正的中介形式”。在卡沃拉科斯看来，卢卡奇以其复杂的物化、危机、去物化过程以及政治组织的角色的理论，从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角度详细论证了革命政党政治的重要意义，并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和政治解放的更迭与困难进行思考的路径。

周凡围绕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概念，对卡沃拉科斯的报告作了评论。如何理解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是理解卢卡奇政治哲学的要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辩证分析。周凡指出，1921年6月前后，卢卡奇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应当对卢卡奇1920年的《阶级意识》与1922年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两篇文章作出区分。卢卡奇在1922年的文章中不再使用“imputed consciousness（zugerechnet Klassenbewußtsein）”。这一概念被译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或“被赋与的阶级意识”，乃是将卢卡奇1920年的思想过早地列宁主义化和过度地列宁主义化的结果。卢卡奇只是在1920年《阶级意识》一文中使用过“zugerechnet”来修饰“Klassenbewußtsein”，其首要关切是回应其老师马克斯·韦伯的问责，展示了卢卡奇对无产阶级自觉的自我批判的强调、并与韦伯的个人伦理相区分的政治意识。周凡认为，卢卡奇在1919年至1920年受卢森堡主义的影响要远大于列宁主义的影响，在1922年到1926年期间，卢卡奇调整了自己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并重新阐释了政治中介的概念，上述具体的差异需要卢卡奇研究者进行深入探究。

户晓坤指出，卡沃拉科斯将21世纪的复杂危机表现形式在社会历史总体性的维度上引入了卢卡奇的概念体系中，一方面基于卢卡奇对象性形式的社会本体论和认识论来界定危机概念，另一方面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失效的危机状况作为现实前提。在连续性与危机时刻的非连续性的辩证法中，革命化实践包含了超出合理化形式的一种新的现实概念，将矛盾性动态总体呈现出来，而引发社会生活条件变革的可能性正蕴含其中。如果将危机把握为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的关键时刻，必然需要一个先锋队政党作为中介，将日常意识和阶级意识相连接。卡沃拉科斯提及存在着退回到官僚化组织模式的危险，因此革命政党政治的批判理论是必要的，这一批判理论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如何能够抑制上述倒退？

卡沃拉科斯对上述评论作了回应。对于周凡的评论，首先，他同意周凡指出的卢卡奇在1919至1922年间的观点变化。《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确反映了卢卡奇从卢森堡转向更列宁主义的立场的过程；其次，正如周凡指出的，卢卡奇在1925年的《尾巴主义与辩证法》中再次阐述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卡沃拉科斯认为，卢卡奇并没有在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的调节性理念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也没有将其作为处理社会现象或社会学中的因果性问题时的认识论概念。卢卡奇将被赋予的阶级意识、理想类型、客观可能性等概念，作为对正在社会现实中生成的事物进行理论化的社会学概念，显示了一种超越社会现实的方式。从具体内涵来看，客观的可能性是指与解放运动中经济和政治维度的统一相对应的意识以及政治实践。

对于户晓坤的评论，卡沃拉科斯认为，在对象性形式没有被根本打破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一框架之内总是面对着物化和去物化的辩证关系以及困境，官僚化也是一种物化结构。卢卡奇的政治哲学在面对现实主义的和更理想主义的或规范性立场之间的张力时，同时考虑了这两个维度。从现实主义的立场，纪律可以将自由和团结的组织原则结合起来并抵制退回到资产阶级政党的物化结构。在危机时期，能够表达、团结和增强群众意志的解放性政党政治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讲坛的最后，卡沃拉科斯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马天俊对本次讲坛进行了总结，指出这一论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期望可以邀请卡沃拉科斯教授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