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2季第2讲

2023年5月9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二季第二讲在线上成功举办，德国学者斯迈尔·拉佩奇（Smail Rapic，曾译作“拉佩克”）教授主讲了“恩格斯晚期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Die Theorie des zeitgenssischen Kapitalismusin Engels’ Spatwerk und ihre Bedeutung fur die Gegenwart）。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江璐副教授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与伍珀塔尔大学黄文韬硕士研究生担任学术翻译，近百名听众在线参与。

徐长福简要介绍了讲坛主讲人与讲座流程。伍珀塔尔大学的拉佩奇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实践哲学、现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研究方面有独到见解，相关领域著述颇丰。

拉佩奇认为，恩格斯晚期以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重点，主张的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非还原主义解读。首先，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国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是通过对暴力的垄断，遏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然而，也同样通过制度和法律巩固了经济的不平等。其次，恩格斯和韦伯都认为，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及其通过高效行政管理而实现的合理化，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的必要条件。恩格斯和韦伯都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具有不可避免的民主化趋势。针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特性，而韦伯则强调官僚制的权力等级阻碍着民主的发展。恩格斯的理论还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解释框架，即资本主义生产为维持其自身制度稳定性而出现的不可遏制的增长和扩张，构成了殖民扩张的主要动力。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通过引爆世界大战的方式转嫁国内社会矛盾，据此，恩格斯在一战爆发前25年就预言了战争的到来。

最后，拉佩奇指出，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极具当代意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资产阶级国家牺牲公共利益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对国家干预的依赖性。这一转折点契合了恩格斯的判断，不同之处在于新自由主义的掌控核心在金融领域。北约组织从北大西洋防御联盟转变为全球性干预力量，表明西方正试图在军事上挽救丧失的殖民主义全球霸权。这种尝试注定失败，但却暗藏着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拉佩奇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阻止危机和实现持久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

报告结束后，马天俊做了三点评论。第一，拉佩奇的工作重新定位了恩格斯，将其放在马克思和韦伯之间，借助韦伯思想界定恩格斯晚期关于国家和法的思想的意义，极具学术借鉴意义。第二，考虑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史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史，恩格斯对国家问题思考的变化并非原则立场的变化，而是因社会形势变化作出的策略调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这里并没有改变，所发生的是结合实际社会运动形势，历史唯物主义从其“竞争相”转向了“教学相”。随着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恩格斯的确重新重视国家和法等上层建筑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三，在西欧、北欧延续至今的民主传统往往都运作于诸国之主权界限范围内，它如何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拉佩奇在回应中首先补充了对韦伯思想的理解。他援引德国经济学家沃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的观点指出，存在着关于韦伯的右派自由主义和左派自由主义两种解读方式。后者强调货币是市场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似。他强调，韦伯对于没收财产的重视，正表明他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其次，他强调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他的立场，但民主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已经实践过的社会主义。而社会民主曾经是西欧国家试图克服资本主义但被放弃了的策略，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了关键的临界点，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进行变革。

江璐评论认为，拉佩奇对国际政治和北约对中国敌对态度的批评分析是准确的，这种态度背后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要求。拉佩奇将恩格斯与韦伯联系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性，但她指出，韦伯的关注重点在于德国社会的现代化、合理化和官僚化，其分析的适用性主要局限在德国。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韦伯对官僚制度专家统治的批评、以及韦伯与恩格斯对国家职能的思考，江璐认为，良好政府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实现管理阶层与群众诉求之间的有效沟通。最后，她向拉佩奇提问，当下西方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否也应归咎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传统？

拉佩奇重申了国家在行政管理与政治统治上的区别，并指出了韦伯理论的两方面缺陷。其一，韦伯认为国家行政管理职能将占据主导，轻视了在西方社会至今仍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斗争。其二，韦伯没有一个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的解释框架。针对江璐的提问，拉佩奇认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阶段联系紧密，但在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来自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殖民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走向衰落。

在问答环节，听众踊跃提问。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张万强提问，如何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视角理解中国的崛起？拉佩奇指出，要从非还原主义的解读来理解中国的崛起，这也是恩格斯的立场。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通达社会主义的必要发展阶段，中国崛起的关键，一方面是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西方国家在70年代通胀危机后，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将产能转移到中国、越南等低收入国家，给后者带来崛起契机。

最后，徐长福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并期待与伍珀塔尔大学、与拉佩奇教授之间的合作交流计划将如期开展。拉佩奇教授也向主办方与参会人员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