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第3讲

2023年4月7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与当代”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第3讲顺利在线上举办。讲座主题为“如何在唯物史观中行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与情势政治学”，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祁涛担任主讲人，马哲所暨哲学系助理教授张米兰担任主持人。

讲座伊始，祁涛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简称《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特殊性理解切入，题解了讲座主题，并讲述了阅读方式。他指出，该文本没有直接给出清晰的理论框架和结论式的理论教诲，而是着力于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再现，这实质呈现了唯物史观从微观来认识宏观问题的另一视角。《雾月十八日》的文本本身是对1848-1852年政治的直接性的介入，而它实际也要求读者作为行动者而非旁观者进入到文本阅读。同时，《雾月十八日》是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对法国情况的具体分析和反思，我们有必要在1848-1852年文本群中研读它。进而，祁涛给出了两种“打开方式”，其一是找到核心主题“一段倒退的历史是如何可能”，即“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其二是确定阶级、国家和历史三个相互关联的模块，探讨复杂、动态的阶级斗争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及其历史基础。

接下来，祁涛探讨了历史的悲喜剧问题。针对历史的反复，黑格尔指出第一次出现具有必然的悲剧色彩，马克思则认为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848革命中的小拿破仑所面对历史情形完全迥异于19世纪末的老拿破仑，即使他完全复刻老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他也只会显得不合时宜而沦为笑剧。同时，法国大革命和1848革命两次革命的对比也呈现了历史的悲喜剧。在法国大革命中，呈现出资产阶级为捍卫革命原则纯洁性而不断流血革命的“上升的路线”，也即悲剧路线；在1848革命中，则呈现出革命力量内部不断分化、革命性不断减弱趋于保守的“下降的路线”，也即喜剧路线。通过引入福柯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祁涛指出，《雾月十八日》启示我们，唯物史观不仅要明确自身的正确认识和革命行动，还要洞悉在实际历史中形形色色不合时宜的幻想、迷信与行动，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根据。

由此，祁涛区分了“结构的历史”与“情势的历史”两个层面。借助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进行分析，祁涛指出唯物史观“结构的历史”是指较长时段积累、强弱不均的多层次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但正如阿尔都塞的多元矛盾论所指出的，社会结构不是固定、唯一的实体，其内部存在不均衡性。阿尔都塞指出，结构的矛盾只是确定革命被“提上议事日程”时的形势，但它不能直接创造“革命的形势”，更不能促成革命爆发的形势和革命的胜利，它所促成的只是具有各种可能性的“情势”。这就涉及到“情势的历史”。“情势”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历史的结构促成情势的出现，而政治实践正是针对特殊的情势的介入，情势由此会促成深层次的结构的历史改变。政治实践的能动作用与历史结构的发展速率息息相关，把握还是违逆历史结构发展方向，会导致加速或减缓历史结构发展速度。从情势的历史分析，《雾月十八日》呈现了当时法国的具体情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分裂的社会不足以提供进一步革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占多数的小农期望强力的政权解决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存在向保守倒退的可能。波拿巴的上台正是把握了当时的情势，其后果是现代革命进程倒退。1848革命失败，社会似乎退到其出发点之前的社会基础，若想革命成功，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必需的出发点，把握结构的历史及其生成的情势，同时要积极地介入情势，创造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the conjunction,the relations,the conditions)。这涉及到19世纪社会革命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差异，不同于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对过去历史事件的重复与追忆，19世纪社会革命更需要在唯物史观中清晰理解其所处的情势，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中来把握行动。

最后，祁涛借助毛泽东的 《矛盾论》，概括了《雾月十八日》“如何在唯物史观中行动”启示，强调一方面要理解结构的历史在深层意义上的决定和支配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把握情势的历史，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情势的变更本身可能转为决定性的作用。对情势重要性的强调，也是唯物史观反教条主义的重要启示。

报告结束后，线上听众就“历史的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历史的重复与差异”、“历史的创造如何发生”以及“历史的情势的理解”等方面进行提问，主讲人对其中的主要问题进行解答。文本导读系列讲座的第三讲圆满结束，共三百余名观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