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讲堂第34期

2023年4月27日上午，第34期实践哲学讲堂在线上举办。本期讲堂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侯才教授主讲，主题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若干问题”。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担任本次讲堂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担任评论人。

本期讲堂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共有260余位师生参加。

在报告开始前，徐长福向与会师生简要介绍了实践哲学讲堂系列活动的基本情况，并隆重介绍了本次讲堂的主讲人和评论人。

侯才在报告中指出，一般而论，研究者面对的外译文均为次生形态的文本，而对原生形态文本的追溯是研读经典文献的必要前提和重要路径，《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文称《形态》）是一部作者生前未能发表的文稿，对其原生形态的追溯就显得更为重要。报告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含“费尔巴哈”章节在内的《形态》全书的文本性质。在2004年MEGA2《形态》先行版发表后，陶伯特提出《形态》实际上是两卷本的季刊而非著作的观点。关于《形态》是文集或著作的争论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定位，也直接影响着文本的内在结构。马克思于1846年致卡·威·列斯凯的信中多次以“出版物”（Publikation）或“论战性著作”（polemische Schrift）的名称提及《形态》。另一个需要重视的证据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回忆录《摩尔和将军动荡生活的概述》，根据她的回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给予了马克思、恩格斯外部推动，使《形态》成为一部庞大的著作（ein voluminoeses Werk）。从文本分量、内在逻辑和论述方式来看，《形态》第一卷第三章即“圣麦克斯”章可以被视为独立的专著，伯恩斯坦也将该章文稿作为独立的著作予以发表。

第二，“费尔巴哈”章的文本编序。自1924年“费尔巴哈章”问世以来，各种编辑版本提供了不同的文本编序方案。这些方案可分为沿用手稿既有编码和页码、以手稿内容的内在逻辑为原则、以年代学即写作时间为原则、手稿内容的内在逻辑与年代学相结合四种。应予确认，纸张编码1至5均为恩格斯所标记，并以此作为文本编序的根本原则。

第三，“费尔巴哈”章的文字判读。马克思、恩格斯手迹的识别是一大难题，目前仍存有改进的空间。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费尔巴哈”章作为首版德文版在手稿识读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阿多拉茨基通过纠正梁赞诺夫的文字错判推进了这一工作，利波尔版进一步纠正了失误，MEGA2《形态》正式版是迄今为止文字判读较为完善的版本，但仍有极少数判读值得商榷。鉴于各种版本存有歧异的判读逾百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字迹加以重新辨识、判读和进一步审定。

第四，“费尔巴哈”章的文本汉译。翻译作为一种语言转换或思想传达是一种重构、复制和摹写，语词特别是重要概念的理解和翻译在经典文本的研读中具有重要意义。侯才以五对德语词为例讨论了“费尔巴哈”章汉译中的概念混淆问题。例如，Ideologie一词按照德文原意应译为“观念体系”，郭沫若首先在其汉译本中采用“意识形态”一词，这是借用了日本学者在翻译Bewußtseinsform（意识形式）时所创制的中文概念“意识形态”。

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了评论环节。赵玉兰指出，首先，对《形态》的文本性质的判定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有着重要意义。MEGA2第三部分第二卷的编者格洛维纳给出了能支持“季刊说”的许多资料，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与赫斯、魏德迈以及威斯特伐里亚两位企业主的书信，其中涉及的关键词就是季刊。报告提及的燕妮的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材料，提示我们注意到《形态》的写作时间以及原始问题。如果据此把施蒂纳视作《形态》的写作起点，可以重新审视一些理论问题，例如，MEGA2编者将鲍威尔视为写作起点，批判鲍威尔的部分已经包含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与经由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形成唯物史观的观点不相容。其次，报告还提示了两点，一是应按照手稿的原始样态进行编辑，二是恩格斯的纸张编号可以作为“费尔巴哈”章的编辑基础。MEGA2编者以及梁赞诺夫都不确定除大束手稿外的编号1至5的材料是否是由马恩亲笔编号的，这些编号的确切来源与判定需要更深入的论证。

马天俊在评论中指出，首先，阿多拉茨基版《形态》在30年代初出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成型也在那个时期，经典文本解读及编辑与哲学理论体系之间，可能存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彼此循环。其次，作为马哲体系的经典资源，“费尔巴哈”章确实不同于《反杜林论》、《终结》等正式出版物，按现代出版惯例，几代编辑者似乎都默认要把该手稿加工成正式出版物，不过同样按现代出版惯例，该章如此棘手的手稿状态不像是交到出版社的那种待出版的手稿的样子，是不是也许有过更成熟的稿子，或者，如此原始的手稿其实不必非要加工到正式出版物的样子。最后，翻译也是解释，确实是关乎学理的，词源学往往显示着客观的观念史，这方面既然侯才老师做得已经如此深入，我们真是期待供学术研究用的侯版费尔巴哈章不久将能出版。

侯才对上述评论逐一作了回应。针对赵玉兰的评论，侯才指出，编码和编页的考证是一项重要的课题，但仍需继续研究，因为这是文本编序的最主要的依据。一个人的阿拉伯数字的写法与数码编码的习惯一般而言是比较一贯的，而有些时候则可能是随意的。目前在高清手稿的辅助下可以对字迹做考证工作。针对马天俊的评论，侯才认为，第一，阿多拉茨基版的以逻辑为根据的编序与苏联当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建构有何种关联、是否为体系建构提供文本学依据或文献学论证，这些是很有价值的问题；第二，现存的《形态》文本是否是马克思委托魏德迈带到出版社的所有文本即经过誊清的手稿，这的确是值得怀疑的，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徐长福对侯才、赵玉兰和马天俊表示感谢，同时感谢与会学友对本次讲座的关注和支持，宣布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