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8讲

2023年1月4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八讲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美国西北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罗伯特·哈里曼（Robert Hariman）主讲，题为“何谓人类世的明智？”（Prudence in the Anthropocene）。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马天俊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和评论人，凌菲霞、覃万历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共百余名观众参与。

徐长福介绍说，哈里曼长期关注哲学与修辞学的交叉领域，尤其是明智（实践智慧）问题，在此领域有重要学术影响。哈里曼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也颇为频繁，他曾先后多次与中山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等有过交流与合作。

报告开始后，哈里曼首先指出，他所谓的“明智”指一种独特的政治判断模式，以及对这种模式的反思传统，这种传统从古希腊发展而来，并一直延续至今。“人类世”指人类对地球的地质和生态具有显著影响的时期。如今人们面临的问题包括资源枯竭、物种灭绝、粮食和水安全、海平面上升、都市和国家栖息地丧失、沙漠化、水灾、污染、公共卫生问题、环境种族主义以及气候难民迁移等等。他希望，经过调整的明智能够为应对人类世的核心文明问题——全球变暖问题，提供一些必要资源。

传统上，明智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决策模式，分别涉及规范的、计算的和表演的（performative）准则。规范性明智不是利用政治达到某种善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平衡伦理与权宜，相反，它是我们试图实现安全与自由、效率与共有、人权与繁荣等的时候，如何思考的问题。计算性明智包括对善的考虑，以便优化知识的获取，对具体行动作出有效预测。这种方法在于知道如何恰当应对这一任务，即控制政治环境中经验性偶然事件。表演性明智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行动的直觉层面。这与它的性质是一致的：由于包含政治的审美维度，它处理的事物基本上是默会的；由于是不充分陈述，它可以更好地调解其他更明确的政治意识模式之间的张力。笼统来说，因为明智是一种政治行动模式（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理论或工具性方法），所以它不得不符合使行动变得完全可理解的社会常规，并且必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说服别人。因此，明智的第三种模式聚焦于为获得政治效果的娴熟表演。这种思维的主要代表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西塞罗。总而言之，一个明智的行动者能够平衡不可通约的善，洞悉可能的行动方案，并以适当的方式及时与他人互动。然而，明智的这些惯常用法是偏向于小型问题、长期进程以及政治上适中，就是说，它无法解决大规模和紧迫性问题。为使明智可以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必须对它进行调整，即应当把明智理解为一种评估和运用多种理论、其他知识与交流形式以及思维的实用过程，以使广大人群走向人类世所需的全球合作。

接着，哈里曼分析了当下面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的四种思维模式：政治的、技术统治的、伦理的和艺术的思维。政治思维很难解决问题。因为政治机构中的明智行动者最关心的是政治的可持续性而非生态系统或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我们不能指望政治过程来拯救除它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技术统治思维包含明智的计算性维度，但它的局限在于，比如无法说明产生社会变革所需的实践上的权衡或政治意愿。伦理思维包含明智的规范性维度，但它的局限在于，比如伦理话语在说服力上的有限性。艺术思维包含明智的表演性维度，但它的局限在于，比如在政治上的无力。可以说，每一个思维都提供明智的一种形式，但都是不完整的形式。人类世所需要的明智判断是，这些思维之间的不断比较和交流。换言之，为应对人类世的生存危机，我们需要调整这些思维所包含的明智的诸维度。规范性的调整在于挑战不可通约的传统范例，尤其是环境限制与富足（abundance）。计算性的调整在于挑战并改变比如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同时为技术统治政策设置护栏。表演性的调整在于培养明智的公众并改变审美的样板。

报告结束后，马天俊对哈里曼的讲座内容进行评议。马天俊指出，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典范的古典实践智慧，大致是城邦公民参与和处理城邦事务的技艺或德性，它预设了特定的身份及其专属政治事务。在普遍参与的、巨大规模的现代实践中，古典实践智慧需要调整和拓展。人类世的实践往往是反实践智慧的，它或者迷信教条性的理论，或者迷信无教养的增长，因此往往是灾难性的。在这个意义上，重申和发展古典实践智慧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当务之急。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刘宇教授就明智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进行提问，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区分了正常与变态两类政体，哈里曼关于明智的构建似乎是以现代共和政体或民主政体为前提。那么明智如何在变态政体中施行？哈里曼赞成刘宇所指出的明智只有在正常稳定的政体中才生效这一局限。然而，近年来，西方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批评民主，认为民主缺乏明智、充满混乱。原因正如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领导者会犯的基本错误之一是，他们将正常政体中的思维应用于危机局面，无论是在建立国家还是在保护国家时。实际上，任何政治体制都需要明智的行动者，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它需要在不同的政体以及众多行动者那里得到发展。

在开放互动环节，哈里曼对其他参与者提出的“明智与相对主义”“明智与非传统政治模式”“明智与和谐”等问题作出回应。

整场讲座持续两个半小时，哈里曼对明智的独到理解，以及与参与者的深入交流引起了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