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7讲

2022年12月13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共同主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前沿讲坛”第七讲在线上成功举办。本次讲坛由布里斯托大学管理学院高级讲师、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员哈利·皮茨（Harry Pitts）主讲，题目为“创造性劳动的测量与管理——创造性产业中的价值斗争与计费工时”（Measuring and managing creative labour：Value struggles and billable hours i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担任本次讲坛的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陈奕山、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光玉担任评论人，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硕博连读生陈思静与凌菲霞副研究员担任学术翻译。近百名观众在线参与本次讲坛。

户晓坤对本次讲坛的主讲人与讲座流程作了介绍。哈利·皮茨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前沿问题领域极具学术创造性，出版了《当下资本主义批判：阅读马克思的新方法》等著作，其研究被《卫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和《金融时报》等媒体广泛报道。

在报告中，皮茨首先指出，中国学界对“非物质劳动”及其引起的“可测量性危机”以及当代资本主义趋势引起的价值规律危机已经展开了丰富的讨论。这些讨论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意大利后工人主义者的研究密切相关。后工人主义者无论在经验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打破了直接劳动时间和价值确定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传统上所依赖的测量形式、估价形式变成了多余的。

皮茨基于对英国和荷兰的10家平面、品牌和战略设计机构雇员的33次采访对可测量危机进行反思。他考虑了科学管理等传统的工业组织形式与创造性劳动的相关性，并从哈特和奈格里对“数字泰勒主义”的论述中，参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提出对不可测量性论题的批判。皮茨的案例研究表明，传统的管理和测量形式在创造性产业中持续生效，这些产业借助工时系统，在工作场所内部和外部将劳动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就像泰勒主义工厂测量的“综合计时”那样，计费工时并不是捕捉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通过遵循由货币需求确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虚构计时规范来对劳动起中介作用。只有当测量被理解为一种反映现实的被动活动，而不是一种使现实屈从于预先形成的商业预期的主动管理实践时，可测量性才会面临危机。

皮茨继续讨论了可测量性问题对更广泛的工作场所和社会现象所带来的政治性后果及影响。如今，计价和评估的过程没有因为当代技术与组织方面的势头而分崩离析；而是在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在控制、监控和塑造人类行为的算法手段的推动下得到加强。当代测量和估值机制所产生的各种显而易见的经济客观性，成为工人对其工作报酬和工作条件进行证明与谈判的基础，这不应该被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分配措施。问题在于，使工人能够完成这些价值要求的抗衡力量的形式能否被纳入生产本身的组织方式中。皮茨认为，解决方案是让工人组织起来作出应对。如果工人有这样做的自由，那么这很可能是以改变现有的测量形式来作为谈判的基础，而不是完全终止测量这一手段——换句话说，如果不“超越”价值形式的话，就在价值形式之内反对它。

报告结束后，陈奕山和李光玉对皮茨的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议。陈奕山赞同皮茨的结论，即资本所有者可以通过计费工时及其所隐含的形式化和标准化过程，包括工时表和时间追踪技术等来解决测量问题。陈奕山指出，决定工人组织和安排劳动时间的是利润而非工人自发产生的“直接社会化”，但只要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平等作为前提存在，如何计量劳动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资本所有者从来都不想对劳动时间投入的边际产出进行客观的估算。李光玉指出计费工时具有三层含义，即计费工时可以组织和管理创造性劳动、具有社会化的中介性质、提供创造性劳动的测量标准，这与奈格里及马克思的观点有一定分歧，例如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无需中介就具有直接抽象性，而马克思则认为具体劳动通过交换这一中介环节转化为抽象劳动。

皮茨在回应中指出，只要企业确保劳动遵循普遍的社会必要性标准，即作为整体的、一切皆有价的价值确定过程把社会必要标准运用到生产领域，测量就继续可行。针对李光玉的评议，皮茨表示他认同《资本论》中的观点，即劳动转化为抽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过程是在商品交换中通过货币实现的。皮茨特别强调海因里希的“社会确证”观点，认为自劳动之初，价值就经过劳动“运动”起来，以价值潜在性出现，直至商品交换之后价值才完全存在。无论是潜在价值还是实际价值，都不包含在商品本身里，价值在商品之间的关系中产生，这种关系以货币为中介并通过货币表达出来。

评论结束后，讲坛进入讨论环节。有同学提问，考虑到测量在价值斗争中有着负面效果，例如测量或许会使资本家为工人规定他们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量并使工人相互竞争，为可测量性进行辩护是否会加剧这种剥削？皮茨认为测量提供了透明度，工人能够利用测量来证明自己所做的工作和争取福利；工人运动传统和集体谈判等在新兴产业中是缺乏的，但在伦敦可以看到与创造性产业相关的工会正在建立，谁来控制测量或许是关键性的问题。还有同学提问，劳动力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作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是否是测量危机不会出现的根本原因？皮茨指出劳动力后备军会给予资本在剥削和支配劳动力方面很大的自主性，但不同的经济部门有着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有紧张型和宽松型的劳动力市场，这是经济部门中的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工资上就可以用更实体化的方式来理解分配问题，他认为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现代化、生产力驱动以及工人的应对措施来对分配施加影响。

在讲坛的最后，皮茨衷心感谢了主办方与参会人员。户晓坤对本次讲坛进行总结，指出皮茨在“非物质劳动”及其“可测量性危机”这一主题上，通过对于德国新马克思主义阅读者和意大利后工人主义者的综合性研究，以丰富生动的典型案例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了分析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重要视域以及回应价值规律危机的独特分析路径，期待将来有机会邀请皮茨莅临中山大学，进行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