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工作坊

2022年12月3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广东哲学学会联合主办，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和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的“第二期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工作坊”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以及《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的二十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本次工作坊特别邀请到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和康加恩（Kaan Kangal）两位外籍学者。工作坊聚焦“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思想史研究”，设置了主旨发言和专题研讨，吸引了全国各地近两百位师生参加。

工作坊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凌菲霞副研究员策划和组织。凌菲霞就创办主旨指出，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工作坊基于理论—实践内在统一的原则，考察马克思主义人物的生平、文本及思想，通过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新面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提供思想资源。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分别以德文和中文向与会专家学者致辞，衷心感谢学界朋友对本次工作坊的大力支持。他指出，本次工作坊聚焦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思想史研究，以“马恩生平与思想关系之中外对话”为核心议题，并特别邀请了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海因里希教授和南京大学哲学系的青年骨干康加恩副教授，对于学界在马哲史框架下凝练新的研究方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张伟希望这一研究方向在未来有更丰富的语言介入和更多元的思想碰撞。

本次会议第一场为主旨发言，发言以马克思传记文献的方法论、马克思形象史以及马恩书信文献研究为核心议题，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主持。海因里希在题为《新近西方马克思传记在方法上的缺陷和克服这些缺陷的一些纲领性思想》的报告中指出了最近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传记在方法论上的问题。他认为，乔纳森·斯珀伯（Jonathan Sperber）教条式地划分了马克思人生的不同阶段，忽视了马克思的多重社会身份在不同背景和具体冲突中的互动；于尔根·内夫（Jürgen Neffe）对马克思的人生采取目的论式的论述方式，简化了马克思思想的变化、省略了马克思生活中许多偶然事件。加雷思·斯泰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假定在抛弃马克思形象的接受史和传播史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回到原初的马克思。这三位作者在写作之前就已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成见，然而，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传记应是一个研究过程，其结果是开放的，对马克思及其作品应当基于其发展过程和相对应的背景来加以考量。当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全面的传记方法为21世纪的马克思著作研究开辟全新视角。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马天俊教授在题为《马克思是谁？——汉语世界两甲子》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是谁”的称谓性描述也许可以当作“最小传记”，它既表达了对马克思形象的基本理解，也构成了揭示马克思是谁的主要方式。1899年以来的两个多甲子，马克思的最小传记在中国文献中的不断变化以及消失折射着中国人与马克思关系的时代性变迁。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玉兰教授在题为《他人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在马克思传记研究中的意义——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的报告中简述了MEGA2中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概况，详细介绍了MEGA2以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和出版情况的说明，深入展示了他人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过程的解释作用及其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的重大意义。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中，马天俊表示，海因里希的报告展示了高度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更优良的马克思传记正是在有缺陷的传记生态中展现其价值的，马克思传记的撰写不可满足于某种教条的写法。海因里希认为，马天俊“最小传记”的提法或许可替换为“最小评价”，它实际上代表了不同作者对马克思的具体评价。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徐长福教授高度评价了赵玉兰报告的前沿性及其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重视他人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或许是打开异质性空间的方式，这一阅读或可称之为“异质性阅读”。

本次会议第二场题为“马恩生平与思想关系之中外对话”，由《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的刘曙辉老师主持。徐长福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家庭生活的若干疑问——向海因里希教授讨教》的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生活与他们关于婚姻、家庭的观念或理论主张之间的关系问题。海因里希回应了徐长福教授的问题：马克思和燕妮出身于富庶的中上阶层家庭，他们的日常生活观念符合当时富裕家庭的基本状况；恩格斯的家庭生活与当时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习惯并不相同，恩格斯反对资产阶级的婚姻制，这或许是他拒绝婚姻的原因；很难说马克思关于婚姻家庭的理论主张受到自身现实生活的影响。这是由于：第一，马克思只是将家庭生活当作过渡状态，他期待的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马克思婚后奔波流亡，这是理解他的中产家庭出身与彻底的家庭观念之间关系的关键。刘曙辉基于自己翻译马克思小女儿爱琳娜传记的体会，讨论了马克思与燕妮的夫妻关系、马克思与爱琳娜的父女关系。她特别强调，虽然儒家观点认为，“学问即人生，人生即学问”，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主张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复杂关联无法简单化。李萍肯定了本场对话的学术意义和价值，认为这一讨论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新面向：首先，对于重要思想家、政治家的研究，应当摒弃单向度的、为我所用的、目的性的思想方法；其次，异质文化的研究者对不同文化传统下的人物思想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巨大张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再者，本次讨论有助于反思现代学术生产方式，形成尊重知识、追求真理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本次会议第三场题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专题研究”，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龙霞副教授主持。康加恩在题为《恩格斯的辩证法、自然和自然辩证法概念》的报告中，以恩格斯的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为核心，阐明“恩格斯问题”的具体内涵，论述了“恩格斯问题”与恩格斯辩证法的接受历史之间的联系，深入探讨了19世纪70、80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追求辩证法的意图、任务和目的，并就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一些开放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盛福刚副教授在《人的“现实的本质”刍议》报告中，详细分析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现实和本质的不同理解，阐明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关于现实和本质概念理解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揭示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将异化的政治国家复归于市民社会并达成“人的社会”，从而实现了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超越。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在题为《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说史与“剩余价值”范畴的科学抽象》的报告中指出，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文献批判部分，马克思以考察“剩余价值”范畴的发现过程与认识程度为枢轴，科学地抽象出“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因此，有必要充分说明以“历史的形式”叙述经济学说史与《资本论》结构体系的内在关联，把握历史文献研究作为转折点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理论性质。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中，盛福刚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否构成恩格斯批判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基础这一问题，与康加恩进行了深入对话。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祁涛副教授指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可能在于，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市民社会自身有待克服的矛盾本身正是市民社会的真正现实，并就报告中引用的文本是否与《提纲》的语境相契合等问题与盛福刚进行了讨论。马天俊对考茨基和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辑《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补充介绍，针对将《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有机整体是否意味着《资本论》是四卷而非三卷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次会议第四场题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与传播研究”，由《学术研究》编辑部的罗苹老师主持。深圳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守奎教授在《胡秋原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译介》报告中指出，胡秋原是中国台湾地区最早将《手稿》原文翻译为汉语的学者，推动了《手稿》在岛内的传播，并在台湾岛内初步阐明了《手稿》发现的过程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学术地位，又力图澄清“异化”的词源学内涵，在与当代西方思想家的比较分析中阐明马克思异化论的思想史效应。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林讲师在题为《新中国早期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出版与大众阅读（1949-1966）》的报告中概述了中国1949年至1966年马恩列斯著作的编译出版的历史，表明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以及苏联专家的帮助在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出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说明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出版完成后在大众化传播、阅读过程中的历史效用。凌菲霞在《英语作为学术语言对于早期恩格斯的重要性——合作前马恩的政治经济学英文文献研究对比》中指出，马恩合作之前，恩格斯就熟练掌握英语，在此基础之上恩格斯得以占有数量众多的、新近的政治经济学一手英文文献，并将文献优势转化成理论优势，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立场和创见。而马克思主要研读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则以法译本为主，对英文文献译本占有的数量不多，但也提出了批判性的重要见解。语言和文献上的相对优势使得早期恩格斯能先于马克思提出许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关键思想，马克思熟练掌握英语之后后来居上，这两方面都说明了英语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性。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中，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陈长安讲师强调了古汉语作为翻译资源的重要性，对张守奎报告中的译词、译句、译本等问题提了若干建议，并就当前语境之下如何回应胡秋原翻译《手稿》的现实关怀提出了看法。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谭群玉教授认为，对苏联专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的展示以及从接受史的角度来对传播史进行研究是杨林报告的亮点，报告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海因里希认为，家庭背景和经商经历培养了恩格斯高超的语言能力，也让恩格斯有机会直面实际的经济问题，并由此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之相比，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主要是通过文献来实现，缺乏实践经验。语言能力以及对政治经济学的掌握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方面。

在总结环节，户晓坤代表中山大学马哲所对与会专家学者表达衷心感谢。她认为，十个精彩的主题报告契合工作坊旨在开辟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生动鲜活面向的理念，马恩生平及思想史通过传记、书信、家庭生活、社会交往、学术语言以及重要思想、经典文本、核心概念在汉语世界、德语世界与俄语世界中的翻译与阐释，被生动的再现出来。期待与各位专家学者在中大校园相会，期待不同语言、思想的交汇碰撞！凌菲霞最后表示，马克思主义人物研究工作坊在未来将继续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重要人物作为有机整体的生平、思想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