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线上线下论坛）
【会议简介】：
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名主办，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会议原定于2022年3月举办，最终于9月17-18日、24-25日举办，调整为用时4天、跨两个周末、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
本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17-18日、24-25日）经评审接受了论文153篇，形成1600余页、总字数约150万的会议论文集。会议共安排发言人数153位，评论人117位，主持人38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西班牙罗耀拉大学、中山大学等6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等杂志和其他学术机构与团体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2022年9月24-25日，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9月17-18日、24-25日）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举行。其中，24日和25日上午10点前的会议以线上方式举行，25日上午10点后和下午的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9月24日上午设两个分会场，每个会场分两组进行报告。
第一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江海学刊》编辑部赵涛研究员和海南大学的隽鸿飞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全球风险和民粹主义、风险社会与政治哲学等主题进行讨论。
在第一组里，复旦大学鲁绍臣副教授指出，当代全球最大的危机在于民粹，民粹的危机在于贱民的日益增加和全球财富不平等的日益加剧，问题的出路应该是重建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北京师范大学周阳讲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三重时序断裂的文本结构出发，说明了马克思的“中介”、“征兆”与“不平衡关系”概念。北京科技大学王俊博副教授把德国古典哲学作为考察全球性危机的恰切工具，并分析了黑格尔解决全球性风险的“具体自由的实践”的立场和方案。深圳技术大学邓盼讲师从资本逻辑和股份公司的范式出发，分析了股份公司与经济风险的关系。中山大学王兴赛副研究员从恩格斯的利益-原则框架出发，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神圣家族》中的群众思想，并指出应该从异质性角度分析“诸众”的利益诉求和原则规定。
在第二组里，北京师范大学李绍猛副教授指出，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为个体意识的产生给出了一个文化中立的解释，因而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构成了一个有效的补充。北京大学张梧助理教授从阿甘本出发对长风险时代的政治哲学进行了重构。中山大学徐亮副教授比较了施米特和阿伦特对政治学的反思和重构，并认为他们从政治神学、政治美学、政治哲学等维度，重新赋予政治国家的精神性维度。中山大学张子骞博士后从阿伦特以“积极生活”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出发，解释风险社会如何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现代性-反现代性”的张力。中山大学李婷婷助理教授从自主性和多元性角度阐释了阿伦特对现代社会中个体的政治判断力的论述，并指出这对于现代社会中一个健康的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网李秀伟编辑和《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戴道昆编辑主持。学者们围绕风险社会、人工智能、能源与环境等主题进行讨论。
在第一组里，海南师范大学丁匡一副教授强调解构风险意识的关键在于超越对确定性的寻求，接纳不确定性的本质存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副教授根据“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分析了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把人的最高本质实现出来；东北师范大学陈士聪副教授考察了辩证法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本体论演绎，表征出人类历史实践的发展；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徐广垠助理研究员从卢曼对现代性的想象图像出发阐释了现代社会的高度功能化和去中心化；深圳大学李捷助理教授强调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以新理性克服体制的缺陷和危机。
在第二组里，西南政法大学张立达副教授在强调人工智能带来社会风险的同时论证了科技发展对人类自我反思的意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彦雨副研究员基于“人工智能巨风险”这一概念论述了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大规模的社会风险问题；上海师范大学黄素珍副教授借鉴贝克-吉登斯的风险社会概念去理解算法风险的性质，号召我们突破这一框架并控制、消解算法风险；中山大学方芗副教授分析了四种理论视角——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治理理论及风险系统理论——对能源利用困境的解释；中山大学朱文杰博士生和潘大为副教授分析了核废料处理方式所引发的全球风险，论证了结成“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周宏胤博士后和中山大学饶琳博士生考察了体外诊断行业在疫情爆发后的发展情况，并找到案例分析了IVD企业的风险及其应对。
24日下午上半段设两个分会场，分别由厦门大学林育川教授和中山大学的廖钦彬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全球贫困与客观道德、战争反思、全球风险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等主题进行讨论。
在第一会场里，浙江大学伏佳佳讲师从辛格的效用论和博格的人权论出发，指出对等互惠将是更合理的富人义务观，在全球贫困问题上应该提供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厦门大学韦庭学助理教授认为解决相对贫困的基础性工作是对贫困的定义进行合理界定，并对各种贫困的伦理定义进行了评估。中山大学卢俊豪博士后以马克思双重批判视角回应伦理学的问题，指出道德客观性的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植根于既定社会现实的实质客观性。
在第二会场里，湖南城市学院李剑副教授借雅斯贝斯对二战浩劫的反思，强调理性化政治构建的重要性；武汉大学盛福刚副教授分析“京都学派”的近代史观的内核仍然是文明扩张精神，是导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意识形态利器；广东药科大学施娜讲师回顾了一百年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指出其多元化的特点和内涵对当下解决全球性风险有一定借鉴意义。
和往届论坛一样，本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设有学生专场。来自9所境内外高校的23位学生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和博士等阶段的研究生。为最大程度地助益学生的学术研究，主办方特邀侯小丰、罗苹、郑珊珊等编辑老师和王福生、曾燕等专家学者为学生报告作了细致评论。
24日下午后半段为学生专场，分三个会场，每个会场分两组进行。
第一会场的发言围绕医疗公正、政治危机以及欧洲革命等主题进行讨论。两组发言分别由《学术研究》编辑部罗苹编审和中山大学哲学系龙霞副教授主持。
在第一组中，复旦大学邵健飞硕士生以丹尼尔斯提出的关于医疗公正的三个问题为线索，对全球正义理论与全球医疗公正的关系、全球医疗公正的国际决策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察。中山大学张万强博士生直面“心理治疗的整合”及其全球化-本土化问题，探讨了哲学咨询和心理治疗与咨询的通约，指出应当从范畴与实在、无限与有限的边界出发，证成两者通约的必然性。中山大学黄欢博士生阐述了鲍威尔、马克思以及赫斯对犹太人问题现代病根的不同诊断，认为这三种诊断切中了现代社会矛盾的不同面向，为反思人类现代社会的危机提供了富有启示的样本。中山大学张超博士生基于H人力市场青年临时工的田野调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现象，指出青年临时工“做一天玩三天”的不稳定状态构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循环模式。
在第二组中，吉林大学曾晋博士生探讨了政治秩序建构中的非人格化因素和人格化因素，并认为在后疫情时代社会治理中人格化的情感和道德感不应被排除和忽视。中山大学孙海腾博士生从托洛茨基的蒸汽机隐喻出发分析了当代街头政治运动机制，就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危机中革命社会主义者应当如何掌握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群众等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中山大学李敏睿博士生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与1848年欧洲革命的传播范围，并分析了二者差异之缘由，认为应当从两场革命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学会控制全球化的风险。
第二会场的发言围绕哲学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与主体间性、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等主题进行。分别由《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侯小丰研究员和中山大学陈长安讲师主持。
在第一组里，澳门大学惠贤哲博士生阐述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对亚里士多德的λόγος思想的质疑，并分析了阿伦特的“言说”理论，探讨了现象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山大学刘畅博士生从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世界观、哲学的自我认识与功能定位、哲学的现实指向这四个方面对比了高清海哲学与北欧实践学，并指出二者都是弘扬人之主体性的现代哲学。中山大学王泽宇博士生通过考察马克思对德国古典伦理思想的双重批判，指出马克思在其关于人类本质的社会性洞见中蕴含了一种建构伦理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回应了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者的相关论点。东南大学孙涌庆博士生从康德的实践哲学入手，论证了康德哲学中常被忽视的内在追求，即一种超越了以个体性和内在性为特征的主体性伦理而走向相互承认和平等交往的主体间性伦理。
在第二组里，中山大学曹康莉博士生试图重构艾伦·伍德的非道德主义论证，将马克思放到古典伦理传统中，区分开道德善与伦理善，最后校准马克思在伦理学领域中的定位为：马克思是一位非道德主义者，一位伦理主义者。同济大学李高翔博士生点出了身份政治实践在认知和规范层面的双重挑战，并尝试为参与身份政治的主体的实践推理提供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构想，从叙事性身份、规则情境化与共同生活三个方面来回答这双重挑战。中山大学张冠博士生阐述了马克思的三阶段说与五形态说两种社会理论，并对比了二者的适用范围与核心分歧，他指出，三阶段说及人的本质维度的演进逻辑具有普适性，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下的东西方诸国道路是殊“途”同“始”“归”的。报告结束后发言人与评论老师都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第三会场的报告主题涉及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当代文化研究和政治思想、马克思思想等。两组报告分别由《东南学术》的郑珊珊副编审和大理大学赵映香副教授主持。
在第一组中，北京师范大学周春兰博士生介绍了文化哲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当代文化面临的现代性风险和出路。中山大学饶琳博士生分析了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和其对晚清社会危机的解读范式，认为其开辟了近代中国以“救亡”为主题的现代启蒙之路。中山大学赵星月博士生介绍了拉克劳和墨菲基于多元身份观的激进民主理论。中山大学蒋弘毅本科生通过对列宁民族自决理论其背后是采用集中制还是联邦制的思想变化和制度设计历程的追溯来理解苏联解体背后的历史性因素。
在第二组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吴品墨本科生通过量化方法测定了碳交易政策在中国导致了反向区域间碳泄漏的情况，确定了碳泄漏与碳价格渠道和产业转移渠道的变量间关系。清华大学潘沈阳博士生分析了马克思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协作的非中立性，批判反思了当代资本主义新生产形式所带来的“自由”幻相。中山大学李晨博士生试图通过厘清《共产党宣言》中的“跨越”思想，认为这将为“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诠释提供贡献。
9月25日上午前半段是两个分会场发言，之后是大会发言。
两个会场分别由南方医科大学马万东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政治哲学，伦理学中的宽恕问题、当代马克思主义等主题展开讨论。
在第一会场中，浙江大学包大为研究员详细分析了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理论及其所引发的持续争论与批判，指出霍布斯的方法论变革最终所收获的不仅是理性与激情并行的适用于经验主体的新自然法，更是直观反映主体客观限度的政治规范的新基础，并认为霍布斯预诊了启蒙及其理性带来的主体性的抽象限度与潜在危机。华侨大学黎宇清讲师探讨了罗尔斯《万民法》中的国家自主性悖论及其解决，认为罗尔斯未能明确回答非自由社会及其成员的自主性问题，以及万民法理论较诸其主要竞争者是否更具现实性，答案并不像罗尔斯所认为的那样确然。湖南科技大学肖蓉讲师探讨了当代伦理学视域下的宽恕问题，指出西方当代学界主要从情绪解释、语言解释和美德解释三种立场加以阐释，认为宽恕的主张尽管艰难，但它基于爱的原则，有利于良好生活的建构，超越正义的畿域。安徽大学方晟讲师认为虚拟游戏生成着新的全球风险，他以马克思引入社会批判领域的“拜物教”为理论工具，提供了关于现今虚拟游戏的由“娱乐消遣”，到“互动媒介”再到无意识“控制”主体的新维度思考。
在第二会场中，中山大学方珏副教授介绍了英国新左派内部的代际之争，认为它们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世界化进程中普遍和特殊性之间关系的积极思考。黑龙江大学郭春明副教授在回顾了古典和近代实践哲学的共性与现代困境之后，详尽分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价值关怀与历史逻辑的具体统一。中山大学覃万历副研究员分析了苏格拉底的实践哲学所面对的前提性问题，进而评析了苏格拉底为实践哲学奠定的理论基础和相应的局限性。广州中医药大学杨兴升讲师从18世纪棉纺织技术的革新入手，探讨了其技术革新的实质、条件和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冲击。
25日上午后半段为大会发言，分为两组，分别由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和夏银平教授主持兼评论，学者们围绕面对全球性风险的中西文明及少数民族文化视角、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政治哲学与实践理性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在第一组中，中山大学冯达文教授回顾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天下）动乱和由动乱引发的理论（道术）纷扰的历史，这与今天的全球性风险十分相像。中国历史，特别是儒家和道家介入的启示是，坚持现实理性和价值信仰的统一，保持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要在占有现代文明成果和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的定向与和平主义传统的重建整合到新文明类型的构造过程中，从而获得世界历史意义。冯达文教授和吴晓明教授还进行了互动。冯达文教授从价值观妥协的角度回应了如何面对全球性危机的问题，吴晓明教授应询指出要通过历史性的实践重新占有儒道文化的积极成果。中山大学何国强教授因故未能到场报告，他提交的文章从实践哲学的视角观察了M河谷茶卡村近两年在经济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下牧民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其中表现的全球性风险。
在第二组中，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反思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经典命题在认识论层面的合法性。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指出，古典政治哲学的真理问题和现代政治哲学的真理问题，即以形而上学为底色的真理问题和以现实性为原则的真理问题，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两个视点。东南大学卞绍斌教授从自我意识和概念论缘起、实践哲学的范式转换、实践理性范式的规范性内涵三个层面探讨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下午的大会发言共分三组，分别由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郝亿春教授和谭群玉教授主持兼评论。学者们围绕全球性灾难与危机的哲学应对、社会政治风险与意识形态风险、全球现代社会转型时差及实践哲学的基础问题等作了精彩报告。
在第一组中，中山大学钱捷教授聚焦灾难的哲学审视：灾难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状态，刻画人的有限性这一基础存在性，与人的行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灾难既是人性显现的维度——认知的维度、行动的维度、审美的维度，亦是人自我实现的媒介，体现着人不断地从作为有限存在者的自身朝向无限的超越。北京师范大学刘孝廷教授从“人类世”和科学末世论的相关讨论入手，指出末世是理论事实，其时刻即“第二开端”，改变这一事实则需要对“第一开端”进行系统的科学审视。西北师范大学姜宗强教授使用跨文本阅读的方法，评论了两部来自不同文明区域的经典——《药师经》与《黄帝内经》——对生命的认识以及应对风险和灾难的智慧。
在第二组中，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在社会政治风险的视域下重新审视伯恩施坦主义，并提出要慎重对待社会政治风险和意识形态风险之间的关系，“正面启发法”可提供既应对社会政治风险又规避意识形态风险的实践理性。吉林大学王福生教授比较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和高清海的类哲学思想：前者以社会学家的视角界定了风险的基本特征，指出风险生产的逻辑取代财富生产的逻辑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对此的解决应诉诸于民主的完善化；后者以哲学家的视角指出现代社会正在从以个人为本位走向以类为本位，提出了面对风险的类哲学的思维方法，主张通过国家的社会化解决问题。华南理工大学蒋余浩教授从《共产党宣言》对小资产者的批判入手，探寻如何通过技术革新实现对社会风险的审慎乐观的应对。中山大学户晓坤教授认为，不同于现代性危机理论或风险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形式的经验研究，马克思立足于作为“总体”的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活动，将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固有的性质，把资本主义危机趋势必然性的本质论断与实际发生过程的经验分析辩证统一起来，呈现了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研究的历史科学性质与方法。
在第三组中，华南师范大学尹树广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留给后人的一个真正的难题是无法澄清第一哲学与明智的实践之思相互之间的关系，近代以来的思想把没有关于人自身抉择这个内容的劳动活动扩展成实践的主要内容，但即使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也不能必然地由劳动推向自由，实践哲学转向应当重新考虑希腊的存在论概念和近代的因果性、演绎性因素。中国人民大学赵玉兰教授分别讨论了梁赞诺夫对梅林、伯恩施坦、迈尔等人对《形态》文本的解构性前见的批判、陶伯特与阿尔多茨基等围绕《形态》编排方式（逻辑为主还是时间为主）的争论、以格洛维那为代表的“季刊说”对“著作说”的解构，指出要更为重视马克思本人的定位，同时注意相关文献学争论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论争中发出中国声音。中山大学谭安奎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回应了国内学界近年来对“家”的讨论，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家庭即便可以帮助理解建构性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也无法提供“世代相续”的政治共同体的本体论基础，由于家庭属性的变化，家哲学的前景由曾经的希望又变得黯淡了。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介绍了提出“全球现代社会转型时差说”的缘起和基本考虑，以世界各国现代议会民主制中独裁者解散议会的事件为例，示范分析了英、法、中三国在全球转型时差表上的参差位次以及其中的共性原理。
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的闭幕式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会议室举行，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闭幕式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户晓坤教授感谢有关各方的支持与努力，并简要介绍了会议总体情况。
在总结发言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代表中山大学马哲所向与会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并谈了三点感想：一是赞佩会议在参会年龄段上体现的“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可喜景象；二是在肯定会议于学术眼界、议题层次及现实责任担当方面的实质性成就的同时期待将非西方的人与生活纳入学术考量，成就真正饱满的现代性；三是展开新实践理性、深化实践哲学和实践思考需要加强前提性的理论哲学的储备。
在闭幕致辞中，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再次感谢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学界同道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等领导和同事的鼎力襄助，感谢会务团队的精诚服务，并对大会主题做了总结性阐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新实践理性要在直面、应对全球性风险中得到锤炼。徐长福教授期待下一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与广大同道共襄学事，以文会友。
为期4天的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