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线上论坛)

发布人:管理员 发布日期:2022-09-23

【会议简介】:实践哲学中文论坛是聚焦人类实践问题的国际化、跨学科的中文哲学平台,强调“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全球性风险与新实践理性”,经评审接受了150余篇论文,是上届论坛论文数量的两倍。正式参会人数超过两百人,9月17-18日会议有80人发言,24-25日会议有70余人发言。本届论坛共有6位母语非中文的外国学者用中文发言,还有几位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学者参会,体现了塑造中文为实践哲学的国际学术语言的一贯努力。本届论坛的与会者不仅来自哲学的多个二级学科,而且来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汉学、生物科技等学科领域。

 

2022年9月17-18日,第五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9月17-18日、24-25日)9月17-18日会议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联名主办,广东哲学学会、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广东伦理学学会协办。本届论坛原定于今年3月举办,受疫情影响延至9月,并多次调整举办方式,最终调整为跨两个周末、共用时4天、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式。

本届论坛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友情关注和大力支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大学、鲁汶大学、西班牙罗耀拉大学等6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哲学动态》、《道德与文明》等杂志和其他学术机构与团体的代表参加了9月17-18日论坛。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马哲所暨哲学系李萍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和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先后致欢迎辞。

李萍教授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学生们表示了热烈欢迎,对支持本次论坛的杂志社、学术机构和团体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介绍了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一直以来对学术品质的重视和在海内外学界的影响。

张伟主任向与会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由衷感谢。他指出,实践哲学中文论坛自第一届开始就得到了学界同仁们的鼎力支持,实践哲学的议题不仅有跨文化、跨学科的特征,实践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哲学自身的一种形态,而且在多元性中也坚持聚焦性,每一次的论坛主题都聚焦于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研究领域。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有学术主张、学术团队、学术影响,期待在国内外前辈和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把实践哲学的研究推向纵深,进而对汉语学界的实践哲学研究本身贡献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徐长福教授对本届论坛做了详细介绍。他指出,全球性风险无疑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也是实践哲学不能回避的研究对象。本届论坛的参会论文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这个主题,显示了各位学者的道义担当和专业造诣。他强调了在全球性风险的背景下,以多元化的方式解释世界的重要性,并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对哲学研究的勇敢的自由精神与学界同仁共同勉励,希望学术研究者们都能够为认识并化解全球化时代的人类风险各尽绵薄之力。

9月17日上午的大会发言分为三组,分别由《哲学动态》编辑部贾红莲编审、《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黄晓武编审、《哲学研究》编辑部周丹研究员主持兼评论。

在第一组里,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提到,面对“全球风险社会”时代,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基于“我行故我在”的理论,但是在如何“行”之的问题上似乎避闪开了。由于实践智慧的可行性限制,也应强调“行”的渐进性与目标的现实性问题。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指出,现实的实践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成功的实践与合理的实践的关系,第二,理性的实践和合理性的实践的关系。此外,评价合理性的标准也要注意是否符合规律性、目的性、普遍性、规范性等。香港大学宗树人(David Palmer)教授认为,某投资项目若是放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中,就超越一般的商业考量,风险评估需要考虑长远宏观的一带一路远景,包括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一些基本假设,他继而指出在设定评估指标时如何调节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李萍教授指出,各种文明形态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基础上,让每种异质文化和异质文明多元发展,建构一种健康的文明生态,遵循互尊包容、互鉴共生的道德理性原则。

在第二组里,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指出,网络交往因为超越了地方场域的限制,其交往关系、交往规模和交往范围都发生了空前巨大的变化。网络交往已经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迁,其旺盛的活力植根于快速的网络信息交流之中,并由此而引发了持续发生的不确定性。正确的应对策略应当以对网络社会不确定性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符合实际地应对网络社会在其发展中生成的不确定性。武汉大学何萍教授指出,罗马俱乐部成员以“全球问题”研究范式破除了“后工业社会”研究范式,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新的风险社会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广泛探究,而社会-医学框架下的全球新冠疫情进一步挑战了全球金融危机中形成的风险社会观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范式,由此构建起了一种新的风险社会的研究范式。因此,风险社会是历史社会条件下的动态生成过程,风险思维是思维的内在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指出,实践理性必然包含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个基本方面。其中,为实践活动提供价值预设的实践理性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来自人的纯粹理性能力、以人的自由为前提,推导出来的法则体系以及对现有的法则体系进行批判和评价才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确定性。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指出,上世纪出现的“责任伦理”和“美德伦理复兴”都未能成功重构现代伦理学的规范基础,当前的伦理学规范重构,要将历史上形成的三种规范伦理学类型建立在一种新的道义实存论基础之上。

在第三组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益东提出言行双层理论和任性人假设,应听其言观其行地研究科学家和科研事业及科技史,强调要警惕以科学名义说话、受金权影响做事的灰科学、灰创新,要提倡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监督科学、多方共治科学的新型科学传播,构建持续向善的新型科学技术。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指出,跨越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相互对峙的鸿沟,寻找两者相通的中道,是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思考不可回避的“新实践理性”进路。伦理的高阶思考及其实践理性的旨趣在于,寻求新民主框架下的道德议程和共识框架下的伦理安全。复旦大学邹诗鹏教授指出,民族虽不被看成是哲学的专属领域,但民族之于哲学并非外在的概念。在新的时代,民族实践的复杂多变以及学科化问题,特别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建设,要求哲学本身的学科反思及其论域开放。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提出,在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经历了从理性逻辑向异化逻辑、异化逻辑到生产逻辑、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的三次重要转换。从异化逻辑到生产逻辑,形成了人类学意义上的、面对一切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构架,从生产逻辑到资本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特征,在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的统摄中生产逻辑是资本逻辑的载体,资本逻辑是生产逻辑的本质与旨归。

9月17日下午分两个会场,每个会场分两组发言。第一会场的发言围绕全球风险背景下的身份认同、政治倒退以及如何诠释本土哲学文化与政治经验等进行。两组报告分别由《阅江学刊》编辑部韩璞庚主编和《哲学动态》编辑部冯书生编审主持。

在第一组中,中国人民大学赵延东教授讨论了突然风险事件中公众对科学家的信任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分析了职业哲学家的能力危机以及如何在工人哲学家的立场上摆脱学徒状态。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呼吁当代哲学必须直面当代世界本体论安全的焦虑,突出作为现代生存理性的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张秀华的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视野中探讨了科学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内在关系及二者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从整体上评价了哈贝马斯近年来对西方新一轮政治倒退的反思,分析了其道德普遍主义立场和可能存在的理论缺陷。在第二组中,安徽大学张能为教授主张将实践哲学作为理解汉语哲学独特视域及意义的“科学理论范式”。复旦大学王金林教授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当代形态的理论自觉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验,以彰显其独特性及贡献。南京大学陈继红教授认为,作为地方性道德知识的中国道德话语只有转移为普遍性道德话语,才能获得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的能力。肇庆学院黎玉琴教授以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为对象阐述了中西死亡哲学富有张力的碰撞。中国社会科学院郑飞研究员回顾了韦伯中国研究的效应史,强调了韦伯中国研究具有的比较文明视野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深度契合性。

17日下午第二会场的发言围绕现代性风险、马克思思想以及黑格尔思想等主题进行,两组发言分别由《道德与文明》编辑部杨义芹主编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李淑英编审主持。

在第一组里,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探讨了在全球社会风险背景下,对阿多尔诺的现代性解构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以《空间的生产》为核心阐述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何以幸存”这一重要问题的回答;同济大学陈立新教授批判了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西方现代性生活中文明与颓废交织相映的两难局面;南京大学郭忠华教授从新冠疫情的时代背景出发,谈论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鲁汶大学方思华(François Boucher)研究员关切难民保护与责任分担的问题,指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更好的世界主义方案。在第二组里,清华大学刘敬东教授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历史与自然的冲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社会历史演变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以批判概念为主题阐述了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认为三者可以相互补充,构成批判的循环。云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罗骞教授以能在论重构了“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清华大学夏莹教授立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揭示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西班牙罗耀拉大学温宁(Mario Wenning)教授紧扣黑格尔哲学中的贱民概念,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对陷于赌博的民众进行了批判。

9月18日上午设三个分会场,每个会场分两组进行报告。第一会场上午的的发言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莫斌副编审和东北师范大学程彪教授主持。学者们围绕风险和人的道德行动、实践理性、全球治理风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进行讨论。

在第一组里,北京师范大学吴向东教授从行动的本质出发,梳理并分析了科斯嘉德关于坏的行动的论述;清华大学李义天教授从道德行为的动机理论出发,指出赫斯特豪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案不仅能够建构有效的动机理论,而且足以破除自身同现代规则伦理学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南昌大学孙小玲教授指出国家或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不能单纯被视为利益的竞争,而应当被视为深层次道德分歧的结果,并通过对罗尔斯的建构主义的阐释提出了一个减少破坏性道德分歧的反思与对话的实践理性框架;华侨大学高来源教授从语言指号与思维概念及判断之间的张力入手,力图厘清道德实践得以发生的事实机理;北京师范大学朱会晖教授以实践活动为立足点,阐释康德对技术理性、公共理性与实践的实在论的论述,试图阐明康德哲学其实支持一种实践的实在论,以及康德哲学中的现象学意义。在第二组里,东北师范大学文兵教授梳理并考辨了学界对全球正义理论的阐释,并认为全球正义的观念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有限度的,因为它无法涵括多元多层主体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辽宁大学的王国坛教授分析了21世纪之前的文明理念,并根据21世纪世界的新变化提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吉林大学的曲红梅教授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西方学界关于“世界公民”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曙辉副研究员论述梳理了莱纳·福斯特的跨国正义观,指出福斯特的跨国正义观可以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提供有益启示;中山大学江璐副教授从欧洲的危机和对现代性的批判出发,分析了轴心时代的本质及其对我们的启发。

18日上午第二会场的两组报告分别由《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刘曙辉副研究员和中山大学梅立谦教授主持,讨论主题涉及实践哲学的当代功能和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和东西方文化思想交流等方面。

在第一组中,河南师范大学刘怀光教授认为整体性的实践概念不仅构成了马克思和黑格尔哲学思考的真正差别,还为今天解决全球化风险提供了哲学思考的基点。北京师范大学鲁克俭教授介绍了苏联马克思学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解读,认为它们是今天中国的马克思思想解读现成的思想资源。辽宁大学叔贵峰教授分析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对资本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与其设想的破解路径,认为它们对于当代仍然具有启示价值。武汉大学李志教授对唯物史观的来源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考察,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西北大学刘宇教授比较分析了《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和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之间存在的理论激进性和实践可行性的反差。在第二组中,中山大学杨玉昌副教授围绕着康德、尼采和老子关于战争与和平所展现的思想张力,肯定了这一议题上东西方哲学对话的必要性。南方科技大学沙克·乌拉(Shakir Ullah,巴基斯坦)会士基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当地社会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综述。广西师范大学范氏周红(Pham Thi Chau Hong,越南)博士后介绍了越南当代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及其相关的趋势和举措。中山大学吴顺煌博士生讨论了关于印度制造业空心化争论双方的具体观点,认为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全球性分配公平问题。慕尼黑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谷明德博士立足于哈贝马斯的思想探讨了跨文化理解的方法论要点和实践建议。

18日上午第三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文编辑部冯琳老师和西南大学胡刘教授主持,发言主题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风险社会、经济与分配正义等。

在第一组里,海南大学谢永康教授分析了阿多诺“本真性的行话”对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纳粹问题和“反犹”倾向的揭露和批判;复旦大学吴猛教授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四川大学杨顺利副研究员强调阿多诺关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所做的相关讲座具有独特的创新价值;南京大学郑作彧教授分析了卢曼的新风险社会学将“危险”转换为“风险”的方案,揭示出这套理论的深刻现实意义;首都师范大学黄志军教授根据《政治经济学史》阐释了卢森贝对于风险社会中由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而做出的理论考量。在第二组里,南京大学戴雪红教授从女性主义视角探讨了全民基本收入(UBI)对促进性别平等和性别正义的重要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李石教授借德沃金的“公平保险”思想探讨了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改进措施;华东理工大学屠梦薇副研究员强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跨国社会空间的缩减,从而增加了中国留学生家庭的脆弱性;浙江大学李哲罕研究员以疫苗分配不公问题为切入点,阐发了一种批判的全球正义理论以推动全球社会经济朝向更为广泛和实质的目标发展;中山大学叶甲斌博士后在区分了四种分配理想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如何在现代化视域中系统地阐释分配问题。

18日下午设三个分会场,分别由中山大学的吴育林教授、商务印书馆卢明静编辑和中山大学朱刚教授主持,讨论主题涉及世界哲学和历史哲学、古希腊实践哲学、康德的道德哲学、罗尔斯正义论、政治哲学等。

在第一会场中,张静副教授从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西欧、印度和中国问题的哲学遗产出发,阐释了普列汉诺夫哲学体系中呈现出的全球化视野和世界历史的逻辑理路;林钊教授关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通过对马克思对“德国人的解放”的勾勒说明了必须要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视野中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王春明副教授从“个体总是已然是意识形态主体”的命题出发,回应了对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的两类批评,并认为询唤理论的真正问题在于对于“主体”概念过于宽泛的界定;凌菲霞副研究员从传记史的角度说明了理论的马克思和革命的马克思的形象,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确立了马克思传的基本范式和阐释进路,但作传者的政治立场使得他们未能处理好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的关系。

在第二会场中,四川大学曾怡副教授介绍了伊壁鸠鲁的真理标准的思想,认为晚期希腊没有放弃过对理论哲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其建立带有普遍性追求的实践哲学的重要基础。中山大学田书峰副教授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实践智慧的特点出发,认为实践智慧的作用不只在于确立有利于目的的手段还能设立欲求的目的,这样更加符合亚氏对其强调的伦理价值。中国社科院大学李涛副教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自愿和自由的层次界定,以及其所反映的古典自由观思想。湖南大学王宏健副教授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小虎副教授从辩证法和诡辩术的区分出发,探讨了伽达默尔在存在论-诠释学问题意识下对柏拉图的诠释和自身实践哲学的建构。

在第三会场中,中国人民大学李科政老师将康德的道德论证方式解读为一种实践的证义,其揭示出行动与信念的必然联系,对于解释宗教信仰在人类意识中的内在根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山大学刘作副教授阐释了阿利森和董滨宇对分析派和综合派两方优点的整合,重新审视了定言命令诸公式之间的关系;安徽大学张广副教授借鉴茨威格反思了昨日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覆灭,通过解析康德的世界公民设想给出了理性世界何以可能的论证;江南大学张祖辽副教授借助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方案解读出罗尔斯正义论中负载着历史性的动态道德规范。

18日分会场报告全部结束后,又进行了两组大会主题报告,分别由吉林大学贺来教授和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主持兼评论。学者们围绕如何理解、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当代文化语境下重建信仰的可能性以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在第一组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韩震教授以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为核心探讨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人类解决当下问题的行为与人类社会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并且希望在不确定性背景下给人类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未来。中国政法大学郑永流教授以国家治理能力与法治指数为主题,讨论了法治与治理、法治指数以及世界正义工程(WJP)法治指数等具体内容,强调了法治在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重要作用。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从民族国家自诞生起的主权的合法性危机出发,揭示了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所面临的冲突与不确定性,并就此提出了解决民族国家合法性危机的可能的道路与建构未来世界体系的七大原则。

在第二组发言中,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提出,我们要研究重建信仰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并尝试性地提出解释和解决办法;要促成不同价值观的对话,并在对话中按“最小公倍数”原则寻求价值共识;要在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生存方式中,寻找相对确定的价值基础。西南民族大学李蜀人教授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概念理解存在的曲折、含混,并进一步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分为反思性、创建性、交往行为的政治哲学三个阶段。中山大学张伟教授追溯了作为伦理范畴的“义务”概念和“责任”概念之间的区别以及思想史渊源,强调了“责任理性”的概念:新的实践主体需要涵括责任的意识即对自身负责的人格,而责任原则介于义务论和动机论之间。

最后,中山大学马哲所副所长马天俊教授做了阶段性总结。他指出,当代文明生活中大部分有重要性的实践议题从而实践哲学议题已可喜地展现在会议各环节讨论中。正视全球性风险,发展新实践理性,都需要真正的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哲学和一切现代科学的本务,这次会议就是跨学科多领域的交流和协作。理论向实践提供尺度以及远见,殊非从属于某种实践的廉价论说。理论当然也不能简单兑现为实践,须避免理论的天真和狂热。让我们共同期待会议后半程的讨论同样深入同样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