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

    2021年1月9日，第七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420室召开，来自中山大学、广东省委党校、南方医科大学、广西大学、大理大学、南开大学等20多位学者参与研讨。主旨发言由中山大学凌菲霞博士主持，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发言。徐长福教授指出，异质性哲学研讨会召集国内对异质性哲学感兴趣的学友展开讨论，其目的是促进异质性哲学的学理探讨。本届研讨会主要讨论徐长福教授最近完成的书稿《马克思的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该书是徐长福教授运用异质性哲学方法（尤其是其中的主谓词理论）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进行分析和阐释所得到的一项成果，其中也涉及对异质性哲学原理的最新探索。

第一组报告由中山大学龙霞副教授主持，由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副教授、南方医科大学马万东教授、广西大学卢永欣副教授作报告。胡志刚报告的题目为《主观精神、世界二重化和等级制——马克思批判柏拉图哲学的三重维度》，评论人为龙霞。胡志刚指出，马克思对柏拉图的主观精神成为独立于实体生活这一事实进行了批判，认为主观精神只能基于实体生活之上，认为柏拉图从应有和目的层面解释世界，实现了对实体生活的扭曲。马克思认为柏拉图的主观精神是为了论证世界二重化的合理性，世界二重化贬低和亵渎了自然和现象，实质上意味着同实体生活决裂。马克思认为柏拉图的世界二重化是为其等级制服务的，以知识作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制和基于天赋之上的社会分工紧密关联，马克思认为柏拉图的分工理论是被雅典式地理想化了的埃及种姓制度。马克思反对柏拉图等级制的设想，是为了说明民主制的合理性，只有国家制度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公民的政治独立性才能得到充分尊重和认可。龙霞评论道，胡志刚的报告提出了马克思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十分有意义。文章抓住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里十分重要的底层论证。但柏拉图的超感性世界是否能够与黑格尔的主观精神概念相等同，这或许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马万东报告的题目为《句法革命还是幻象批判》评论人为覃万历博士。马万东指出，徐老师的书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示范，读下来收获巨大。而徐老师的工作应当怎么评价和定位？其实美国哲学家长久以来做的工作就是把德国哲学语言哲学化。罗蒂说布兰顿把这个工作推进到了黑格尔的阶段，而徐老师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把这个工作推进到了马克思的阶段。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工作，也是一种先锋的实验性写作。语言和政治的关系维度在马克思身上由此也就被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但徐老师把黑格尔定位为前现代的思想家，带有一定的保守性质，甚至落后于洛克，这个定位偏低了。对黑格尔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在《法哲学原理》这个文本上。在这个文本之外的黑格尔有更多的面貌。或许因为在黑格尔的立场特别受到关注的时候，他才转变了年轻时候的立场，加入了更多调和的因素。原则和内容的关系在很多时候都被徐老师处理为主谓词的关系，原则和内容之间的幻象批判就被遮蔽了。覃万历博士评论道，主谓词是一种逻辑上的理论，它是否只是一种原则性的东西，它是否也有内容？原则和内容是否可以不总是一种对立关系？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卢永欣的报告题为《白尔尼对青年恩格斯的影响》，评论人为谢翾博士。卢永欣指出，青年恩格斯的成长过程，受到较多时代先锋和思想家的影响，其中的一位就是白尔尼。白尔尼对恩格斯的影响，可从“橡树和小鸟”、“文学和政治”、“白尔尼和黑格尔”、“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四个方面梳理。恩格斯把白尔尼比作朝霞下的橡树，把自己比作橡树枝头的小鸟。作为“现代摩西”和“新时代施洗者约翰”的白尔尼，用他的文学行动和自由思想，引领着德国文学的发展，并直接促生了“青年德意志”，从而使德国新文学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导向。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黑格尔和白尔尼思想的互补性，这一判定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明确了思想史原型。白尔尼对待极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正确立场，为恩格斯思考历史、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提供了典范。白尔尼在道德人格、文学活动、政治立场和思想品质等方面对恩格斯的影响，极大促进了青年恩格斯人格品行和科学世界观的确立。谢翾评论道，恩格斯和白尔尼都追求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这种追求有何区别？恩格斯在转向黑格尔派的过程中，白尔尼对他是否有影响？

第二组报告由吕春颍主持，广西大学黄璇副教授、大理大学赵映香老师、南开大学周宏胤博士报告。黄璇报告的题目为《文本与时代的辩证法——评徐长福教授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主谓词理论分析方法》。黄璇指出，马克思对句法的颠倒是哲学的革命，它奠定了哲学上主体的地位。而内容的批判则是马克思的宪法革命，马克思通过这种颠倒想要做的就是强调个体的平等性，突出国家行政机关的人民性的问题。徐老师的方法论前提是主谓词的理论，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用这种方法去套各个理论其实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阅读。这种预设的理论框架是否会对文本分析的结果造成影响，会让研究的合法性打一点小小的折扣？徐老师似乎是要把异质性的个人的理念推广到极致，这是徐老师的思维方法。徐老师如果认为马克思拒绝中介，他的句法革命怎么能够在实践领域获得成功呢？赵映香评论道，在实践句法上马克思还是坚持着往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方向的转变，在理论句法上却回到了黑格尔，这个转变应当如何看待？

赵映香报告的题目是《论<马克思的句法革命与宪法革命>中的异质性哲学方法》。赵映香对徐长福教授的异质性哲学作了宏观、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她指出，徐教授基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去发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异质内涵，徐教授揭示了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关于国家本质之争背后作祟的同质性，揭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同异关系，揭示了马克思和黑格尔主谓词理论多个面向上的同异关系。

周宏胤报告的题目是《异质性哲学的文本解释方法刍议》。周宏胤指出，异质性哲学有三个不同的维度，即异质性哲学的观点性维度、异质性哲学的工具维度、异质性哲学的方法论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划分是借用牟博老师在比较哲学方法论中提出的一个分析框架。异质性哲学的工具维度最为重要的就是循名责实的指谓分析法，这就像一套操作系统，可以作为一套思维程序运作很多思维内容。它具有一种普遍的、平台性的意义，它可以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个公共性的方法。徐老师最新的书稿就是异质性哲学方法在特殊领域的一次应用。

第三组报告由中山大学博士后凌菲霞主持，中山大学覃万历博士、李捷博士、王兴赛副研究员报告。覃万历报告的题目为《“颠倒”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评论人为刘晓雷。覃万历指出，“颠倒”这个词在徐老师的书稿中出现了两百多次，足见这个词所展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颠倒”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它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和黑格尔观点的内容差异上，比如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这种颠倒，最重要的是体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逻辑方法上的一种差异，即主词和谓词之间的这种颠倒。围绕“颠倒”这个主题词，报告分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颠倒的一般性的理解，所谓颠倒就是上下倒置；第二个问题是哲学中的颠倒与哲学中的革命，在哲学中，底部一般意味着基础、地基，因此把底部颠倒为顶部的这种上下倒置在哲学中就意味着革命；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颠倒与革命，马克思对颠倒的使用具有一致性，马克思的这种颠倒构成了哲学革命，并为其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提供了哲学基础；第四个问题就是哲学革命与现实行动的关联，主要是探讨现实的行动的哲学根据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行动，哲学可以为这些行动提供一种理由。刘晓雷评论道，应该怎么看待颠倒，是上下颠倒还是顺序颠倒？

李捷报告的题目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继承与断裂》，评论人为谢翾。李捷指出，徐老师书稿中所讲的马克思其实是围绕着反封建的马克思展开的，接着徐老师的这个话题可以继续讨论反封建的马克思与反资本的马克思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两者是否存在一个完全等同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的关系。李捷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存在一种亲缘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从启蒙主义的左翼及激进民主主义那里孕育起源而来的。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保守主义是其天然敌人，两者处于完全对立的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但是与启蒙主义之间是一种断裂，而与保守主义之间则是决裂，断裂与决裂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存在某种理念上的继承。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的断裂或继承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对于个体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的承认、进步主义、主权在民等方面。之所以阐述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主义之间的这样一个断裂和继承，是为了展示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既反封建，也反资本，并把反资本作为主要任务，而且在一般原理上应该是先反封建再反资本，不过这只是纯粹理论角度，一旦进入具体的历史语境，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以中国为例，当下中国几乎是一个掺杂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要素的国家，它不是我们从理论上所设想的一种完全的前现代国家或完全的现代国家，或完全的后现代特征，它实际上是把这三个东西都包容在一起的，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反封建，然后反资本这样一种线性历史逻辑在目前的世界历史视角和中国的复杂社会结构中，是否需要得到修正？不反资本，反封建是否仍然可能？这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谢翾评论道，李捷的这个报告是在徐老师书稿的基础上，想继续探讨马克思的这个反封建与反资本的关系，随后她提问，即是不是反抗就是一个线性的？一定要先反封建然后再到反资本，或者中间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王兴赛报告的题目为《Volk：从黑格尔的政治客体到马克思的政治主体》，评论人为练建玲。王兴赛指出，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框架就是通过政治实体，政治主体和政治客体去看待“人民”，并借鉴了徐老师书稿中提到的现代转型的语境问题，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处的德国政治现代转型的历程分析他们对“人民”的不同看法。第二个内容是作为宪法主题的人民，介绍了不同宪法文本对于“人民”的规定，尤其是和黑格尔马克思直接相关的德国近代宪法历程中对“人民”的规定。王兴赛认为，在黑格尔文本当中，Volk主要是作为政治客体的人民，即作为群体的人民是无定形的，无组织的，需要君主把他们统一为一个总体，从宪法角度来看，虽然人民个体的一些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总体意义上的人民主权受到了君主主权的限制，同时人民个体的政治参与权，比如选举权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马克思早期，尤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黑格尔的Volk思想做了革命性的颠覆级，即完全推翻君主，确立Volk在宪法、行政和立法中的绝对主体地位。人民主权与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在理论上要求获得完全的实现，马克思对Volk的这种规定，也反映了三月革命前的一种激进的民主主义和反专制倾向。从黑格尔的作为政治客体的“人民”，到马克思的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的转变，既是宪法思想观念上的重要变化，也体现了时代的重要变化，是德国近代政治转型的一种进步。马克思对普选的要求，以及对人民作为政治主体的绝对要求，无疑预示了后世的民主化潮流。但正如徐老师多次指出的，对马克思所理解的这种“人民”，其实也是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比如对于治理国家而言，人民究竟应该处在什么位置，应该像马克思主张的那样人人参与自治吗？练建玲评论道，这组的三个报告很有意思，万历讲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李捷讲的是马克思跟启蒙主义的断裂，兴赛的这个报告讲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覆。针对这个报告，练建玲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黑格尔的政治客体到马克思的政治主体是怎样发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提到了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群体的人民，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总体的人民，那作为个体的人民，在马克思和黑格尔那里是如何体现的呢？第三个问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到底是“颠倒”还是“颠覆”呢？或者说，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中，“颠倒”和“颠覆”同时并存？

第四组报告由马万东主持，中山大学副研究员凌菲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郑维维报告。凌菲霞报告的题目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评论人为吕春颖。报告从三个层面梳理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葛兰西对市民社会作出了不同于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界定，他反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种私人组织的总和。其次，葛兰西提出整全国家的概念，即一种旨在获取人民同意的一整套的机构。整全国家可以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并分别属于独裁与霸权的领域。霸权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认同统治阶级的观点，因此市民社会成为一个可以产生同意的领域。其三，葛兰西提出应该把常识转变成哲学，把民众培养成知识分子，刷新固有的观念以摆脱霸权。进而，报告对葛兰西的观点提出疑问，即下层人民如何利用集体有机体以反对霸权？吕春颖评论道，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可以回答报告中的问题。葛兰西对市民社会的理解来源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由比较平等的个人组成。虽然霸权作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东西，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霸权可以体现为共识，国家其实就是人民共识之下的一套制度性机构。

郑维维报告的题目是《消极的市民社会——一种本质主义的看法》，评论人为李捷。首先，郑维维概括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表述，市民社会作为伦理的第二个环节是在家庭解体的情况下产生的，伦理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以假象的方式表现出来。黑格尔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建构了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市民社会由特殊性占主导，国家则代表普遍性。由于黑格尔持一种本质主义观，他认为特殊性必然向普遍性发展，所以市民社会将必然地向国家发展。其后，郑维维提出马克思作为一个反本质主义者，通过对主词与谓词的颠倒，使“现存着的偶然性”成为关怀的重心。李捷主要评论了三点，其一，可以展开讨论黑格尔是在什么意义上把市民社会这样一个消极的东西认为是一种恶的东西。其二，可以把论题放在更大的框架中，即整个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讨论。其三，国家作为一种归纳出来的东西，即便在马克思那里也不是偶然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经验的、有条件的必然性。

第五组报告由广西大学副教授卢永欣主持，中山大学本科生朱巧莹、潘晓峰、张逸报告评论人为刘晓雷。朱巧莹、潘晓峰报告的题目是《英国“群体免疫”的政策意向及其转变》。二人首先简单介绍“群体免疫”的概念，并梳理英国群体免疫政策意向的始末。结合新冠疫情的特点，报告提出英国的政府的做法是有依据的，并给出三个理由：第一，人体能够产生稳定的免疫；第二，病毒仅在人际传播，不在其他物种传播；第三，感染者在人群中随机混合。然而群体免疫仍招致许多非议，在政府决策层角度，人类对群体免疫不具有直观的实践认识，群体免疫在医学模型论证上不够完善。在非决策层角度，群众缺乏专业知识且易受舆论影响，科学界内部对于群体免疫存在不同看法。最后，报告的结论是，单一主体的认识囿于其局限性无法直接应用于实践，应该充分尊重异质性联系。刘晓雷在评论时提出群体免疫本身并不是被批判的对象，被质疑的是达到群体免疫的手段，所以报告对群体免疫的界说非常重要。紧接着刘晓雷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报告中涉及的某些材料是否有影像资料支撑，通过更直观的材料将闻知变为亲知；第二，进行分析时可否考虑将划分维度改为政府、民众与科学界；第三，政府提出的自然群体免疫也具有理论支撑，这说明医学界内部对于群体免疫也有异质性意见，可以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

张逸报告的题目是《阿甘本对意大利防疫的批评及其问题》，评论人为练建玲。报告指出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用“例外状态”理论批评意大利的疫情防控，指责政府采取了疯狂、不合理、毫无依据的紧急措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造成严重限制，且可能导致权力的失衡。张逸在报告中用异质性哲学的原理，提出阿甘本的指责是以同质化的符号认识遮蔽了事件中的异质性因素，进而指出应该承认事件中的异质性，让符号认识回到自然直观的坚实基础。练建玲在评论时赞同对阿甘本的先破后立的分析方法，并提出进一步的思考，单一理论的形成是否一定排斥异质性因素？异质性因素与理论形成，以及分析方法之间应如何调和？用理论进行异质性分析的时候，异质性因素应该挖掘到什么程度？

在第四组的讨论阶段，黄璇针对刘晓雷的评论提出，观点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异质性，不能随意将所有差异都定性为异质性。卢永欣结合切身体验表达了几点的看法。首先，美国人对疫情的反应与中国人十分不同，这源于价值排序的差异。虽然在不同情况之下价值排序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某些价值。其次，在此次疫情中存在一小部分被遗忘的人，健全的社会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其三，一个文化充分自信的民族不会将排外视作道德义务。

在会议总结阶段，异质性哲学之友赵映香简要概述了异质性哲学之友的创设、工作情况，以及待改善的方面。在对未来的展望中，赵映香提出要延续和推进异质性哲学之友的工作，加强对异质性哲学本身的研究，积极应用异质性哲学的方法和思维方式取得研究成果的同时，彰显它的思维的力量与效益。徐长福教授对本次研讨会作出了学术总结。他首先肯定了与会者的报告与讨论，作为学者应该有勇气公开运用我们的理性，从苏格拉底到马克思，直到我们今天都是在不太容易的情况之下思考，这一次研讨会就体现了这种可贵的品质。最后徐教授表达了对异质性哲学发展的寄望，希望大家能够推动异质性哲学研究。在研讨会的最后，王兴赛副研究员总结了本次会务工作。他提出徐长福教授的书稿一方面触及中国现实化问题，另一方面体现了做学术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