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19年第三季度工作简报
一、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
1、徐长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重区分 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歧，需要若干必要的区分来加以疏解。在通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中，辩证法的定义和框架基本上采自恩格斯的论述。而马克思的论述只起补充和例证的作用。实际上，在辩证法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原则的一致性，又各有专长：马克思独有关于主谓词和主客体的辩证思想，而恩格斯则独有自然辩证法。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的主客体思想阐发为实践辩证法。在突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牺牲了认识的客观性。综合地看，马克思的辩证法包括两个不能互相还原的方面，即理论辩证法和实践辩证法，前者在逻辑、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优先，后者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优先。马克思的理论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应用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而获得成功的，其基本预设的有效性还有赖于更多应用性成果的证明。
2、李萍：“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摘要：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佛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权。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3、邱丽：集体土地财产化与农民“反市场化”——基于珠三角的调查 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摘要：集体土地财产化是指将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给个体的“私人化”分配方式。调研发现，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大量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被分配给私人。在地城镇化的村庄社会消解了农民的城市化成本，村庄集体福利社会的“非市场就业体系”为农民提供了在村的工作保障，村庄分红与高地租收益构成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农民无需在市场中打拼也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由此农民普遍呈现出缺乏竞争性的市场精神，缺乏有力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能力的“反市场化”精神面向，这是集体土地财产化的结构性后果，即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了“过多”“去劳动化”的利益给个人，土地利益生产机制与土地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个体市场能力弱与市场积极性低的“反市场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地租收益偏低、村集体福利保障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增加国家对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调配，实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涨价归公”是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与减少农民“反市场化”的根本出路。
4、邱丽：放养抑或包干：政府角色定位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基于苏东和浙中村庄老年人协会的案例研究 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12期（补漏）
摘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政府角色定位有密切关系，目前政府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主要有“放养型”、“包干型”和“混合型”三种投入模式，文中以苏东Y村、浙中Z村和浙中F村为典型案例。三种不同的投入方式导致了不同效果：“包干型”投入方式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无法调动村庄非正式治理人员的积极性；“放养型”投入方式下的农村社会组织由于缺乏政府财政与政策支持，发展后劲不足，举步维艰；“混合型”兼具政府财政与政策支持，亦能调动村庄精英等内生性治理资源加入，社会组织的运转有序。基于此，在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既不能“放养”也不能“大包干”，而是要坚持“混合型”培育模式，关键在于调动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力量，同时在社会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充当培育者、引导者、管理者、监督者等多重不同的角色。
5、邱丽：农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
摘要：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等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6、王千陌：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二重性——论法哲学中 国家观念的经验性与概念性 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摘要：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长期存在一种趋同化倾向。本文 则试图从历史、法哲学、逻辑学三个方面的平衡入手，给与黑格尔的 国家观念以一种全新的解读。本文认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 表述了一个二重化的国家观念，一方面是经验中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概 念中的国家，而“巧合”的是，国家观念中的经验成分竟然与黑格尔 时期的普鲁士国家的实际建构出奇的一致，同时两个方面的国家又以 理性的名义完成了同一。本文将一方面以实证的态度还原法哲学中国 家观念的经验成分的实际历史承担者，另一方面以逻辑的方式还原国 家观念的内在推理，最终，越过二者的断裂，考察黑格尔法哲学背后 所隐藏的现实合理化的致思理路。该论文系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 类理想”（16JJD710015）的阶段性成果。
7、王千陌：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悖论——以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为例 载《海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摘要：自我优先性及其所引发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一直是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 批判的重点。针对这样一种批评，罗尔斯发展了另一种较为温和版本的政治自由 主义。但是，无论是罗尔斯的原初版本还是金里卡等人对此问题的扩展性解释， 均未能避免政治自由主义持有自我优先于目的这一本体论预设。甚至可以说，自 我优先于目的是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所退无可退的底线。而桑德尔对自由主 义自我观念的批判，绝不只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其关涉到主体对于“追寻美 德”是否具有某种先天的义务。然而，自由主义用以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种种论 证，要么是导向了更深的价值虚无主义，要么是其自我先于目的的本体论结构所 不能容纳的。因此，自由主义在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本体论 层面的悖论。
该文系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 类理想”（16JJD710015）的阶段性成果。
8、胡满英：“重返阶级”：理论与意义 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署名中山大学哲学系）
摘要：“重返阶级”是作为对“阶级消亡”的回应和反击而出场的。“重返阶级”论主张，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 关系的确在历史中变化，但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阶级继续存在并持续地影响着社会，阶 级 分 析 仍然是分析社会的有效工具。“重返阶级”的努力得益于将工作场所作为权力体系和阶级对抗场所的当代劳 工研究，这种从“工场权力”的角度来划分阶级的研究正确地揭示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现象。阶 级 话 语 的 再 出场是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回声，新时代阶级存在表现出工人阶级“新贫困”、中产阶级“再无产阶级化”和全球 工业阶级形成等新特点和新趋势，应当重返阶级，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以新视角坚持和重塑阶级话语。
二、学术交流
1、2019年8月3-5日，徐俊忠教授在山东青岛，参加有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科技大学主办的“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理论研讨会”，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革命党、执政党、领导党”的大会发言。
2、2019年8月24日，李萍教授在贵阳孔学堂第724场传统文化公益讲座中主讲“生命意义的预设性与幸福生活”，现场有150多人聆听。
3、2019年9月3日下午，李萍教授给公共卫生学院本科生入学教授育系列之名师讲堂上主讲“给自己人生一个新支点”。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4、2019年8月18日，李宗桂教授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B区三楼，2号会议室，参加南国书香节 “广东改革开放40年研究丛书”阅读分享会。
5、2019年9月20日，李萍所长参加由教育部社科司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基地主任工作会议。
6、2019年7月20-21日,王兴赛博后在兰州参加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教学与研究》编辑部、上海哲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协办，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展望”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9年年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为“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的国家观比较研究”。
7、2019年9月20—22日，王兴赛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参加“黑格尔与他的批评者们”全国德国观念论青年论坛第二届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为“马克思人民概念的三个维度：总体、群体和个体”
三、获奖
1、2019年9月10日，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精神，推动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评选活动。经专家评审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核准，决定授予卢晓中等10位同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称号。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荣获第三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的荣誉。
2、2019年9月10日，徐长福教授撰写的“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主谓词关系问题-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荣获广东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该文发表在《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上）。
3、林进平教授撰写的《柯亨在指证马克思主义持有自我所有权观上的理论失察》（发表在《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上，）7月份，该文作为教育部关于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正在公示中。
四、主办马克思论坛第134期
1、2019年9月20日，马克思论坛第134期在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所邀请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主讲“重新评价马克思的自我异化理论——兼评广松社的马克思批判”，本次论坛马天俊教授主持。
韩教授认为，“自我异化（Selbstentfremdung）”理论是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框架和主要特征。但是，迄今为止对它的主流评价却是消极的。譬如，广松涉就认为，马克思的自我异化基本上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自我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是矛盾的，不抛弃自我异化，就无法建立唯物史观。那么，马克思到底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积极的自我异化理论？自我异化理论与唯物史观是否真的无法相容？本文通过考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继承关系，揭示19世纪初到40年代，自我异化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精神的自我异化”、“人的自我异化”、“劳动的自我异化”；从黑格尔发端的自我异化的两条线索，“精神的自我异化”的一条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唯心史观；而另一条“自我意识的自我异化”则被马克思改造成“劳动的自我异化”，应用于唯物史观的建构。通过对这一自我异化理论发展过程的重新解释，扭转消极地评价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状，改变早期马克思研究的传统格局。
邀请外籍专家到访座谈有2场次。
（1）北京大学人文讲习教授Tom Rockmore（汤姆·洛克莫尔）座谈会于2019年9月26日（周四）下午3:00-5:30在中山大学锡昌堂420室召开。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李萍教授主持了此次座谈会。马天俊教授、徐长福教授、林育川教授等参加了座谈会和讨论。在座谈会上，洛克莫尔教授首先做了报告，标题为“马克思是否是一位德国观念论者”？洛克莫尔教授认为，马克思继承了德国观念论的传统，因为马克思相信我们只能知道我们通过人类活动所建构的东西。具体来说，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很多东西，但恩格斯则没有受过黑格尔哲学的熏陶。恩格斯是一个实证主义者，而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在恩格斯之后，由列宁加强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一种实证主义。马克思的建构主义有优点也有弱点，其弱点就是，马克思无法在他的建构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模型这一基础上，解决将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所谓的过渡问题。而马克思的成就就在于提出了这个关于人类在生产过程各个层面上的自我对象化的具体模型，从而在理论上，而不是实践上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既在理论上、又尤其在实践上实现人类作为个体的发展，使他们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很复杂，但他关于普遍危机到来的观点是存疑的。
报告结束后，中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洛克莫尔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一起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问题：
马天俊：我有一个知识性问题要跟汤姆教授交流一下。汤姆教授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就是，马克思两次提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基本判断，这个句子的后半部分，在我的观念中，这句话并非马克思自己讲，在现有文献中，这些信息都来自恩格斯，然后我过去从马恩的文献里面整理摘入的地方是五次，我这里简单的梳理一下，全部的内容都来源于恩格斯：第一次是比较早的一次，在1882年十一月的二号和三号，恩格斯给伯恩斯坦写信，我抄了德文全集的内容，和中文版一致，以及英文版全集的内容，这是第一次，这是恩格斯给伯恩斯坦写信自己提出来的。那么在文献中第二次见到，这个是比较间接的，但是其实早在1883年，马克思刚刚去世不久后，俄国的帕罗廷给澳大利亚的信里面，我们后来的著作文献集里面，我们这里只截取信里面的一部分内容，这个内容里面也讲恩格斯说，马克思有那么一番意思，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恩格斯在1890年给康拉德•斯密特写信，写信的时候，他自己又一次讲出来这样的话，恩格斯自己提的，这个句子里面的个别措辞小有不同，但是不影响他的基本意思，这是第三次。第四次1890年，恩格斯给拉法格写信，那么，这时候他又一次提到对七十年代法国的一些活动马克思有一些这样的说法，这是第四次，在1890年八月二十七号。我在文献中最后一次见到是1890年9月份，恩格斯公开给萨克森工人报的一个答复，其中说到一个意思，我没有截取太多的内容，就是马克思针对法国的一些思想活动，说到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中文版翻译间接把这句话抄出来翻译成中文，德文版也是这样的，先抄法语然后翻译成德文，英语也是这样先抄法语然后翻译成英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文献当中出现的次数为5次，但实际上这些信息看起来只有一个来源，这都来源于恩格斯，在我们其它的有关的议论里面，包括马克思的一些书信里面，我们目前所见的，关于其它说法的，独立恩格斯的来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马克思自己宣称过，那么这件事我们只有信赖恩格斯，马克思这样表述，至于说表述过几回，其实是恩格斯拿这个话，说了好多，还有别人听到恩格斯这样说也表述了好多回，但总归我们就有一个间接的来源，其实是恩格斯的来源，因此，我觉得汤姆教授要表述这种状况的话，大概是表述得复杂一点的，就是不是马克思自己宣布这个事情，应该做一个复杂一点的表达，我想这在文献方面会比较可靠，因为全部都来源于恩格斯。
汤姆•洛克默尔：非常感谢马老师展示的这个文献情况，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恩格斯提到五次这句话，但对当时我的论证没有多大的影响，我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恩格斯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来源于孔德，孔德认为人的认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宗教的阶段，第二是哲学阶段，第三是科学阶段，现代科学已经成为真理的来源，所以他认为现在的这个阶段，虽然孔德的观点备受争议，恩格斯对现代科学的各种观点就是来源于孔德的观点，他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对真理的来源和对自我的探讨以及对科学发现的探讨都是受这方面的影响。
我还想讲一下康德的自在之物的问题，我认为恩格斯没有理解康德问题，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的问题，是通过工业的实践已经克服了，我认为我不需要讨论自在之物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恩格斯是马克思很多说法的建构者、发明者，就是关于马克思很多观点的说法都是来源于恩格斯的，这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关于马克思的很多说法都是不合法、不合理的，那么，刚刚的那种情况也适用，我认为我们对马克思的很多理解都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恩格斯才了解到的马克思，可能在这一次，我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的看法都是不可靠的，不管恩格斯说了多少次，两次哪怕还是102次，情况都不会改变，很可能恩格斯这一次是说对了，因为我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哲学观点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很可能说对了，就是马克思他自己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有可能这一次他说对了。
第二个问题：
龙霞：马克思是持唯物主义者吗？
汤姆•洛克默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了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问题，我认为关于它的定义至今都比较模糊的，我觉得目前为止有两个主要的唯物主义观点，第一个是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物质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当时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跟物质有关的，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费希特有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就是他在1797年的知识论导论中提到，观念论就是从主观到世界的过程，就是主观去解释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应的唯物主义观点就是从客观到主观的过程，是关于知识的因果理论，但是费希特认为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是难以理解的而且是教条式的（独断论式的），我认为马克思有两种观点，马克思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观念论者，或者马克思既是唯物主义者也是观念论者。举个例子，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里反对了费尔巴哈，认为他提出了主体，费尔巴哈所讲的主体是静态的、能动的，所以他是反对费尔巴哈的实在论。我认为不管唯物主义还是观念论的定义是怎样的，我认为马克思是某种建构主义者，他是通过对人的活动来去建构对世界的认识，通过满足人类对自己的再生产需求来实现这种建构，无论怎么说他都是德国观念论传统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批判的传统的一部分，他跟黑格尔一样，我对黑格尔感到困惑的就是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我不知道为什么黑格尔会说康德会被遗忘。我说马克思是建构主义者是因为他想通过外部世界的实现来建构自我，要通过革命来缓解或者克服不断增长的异化，但是我觉得马克思没有克服这样的一种异化的理论。
第三个问题：
林进平：请教洛克默尔教授，看过1687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吗？如何评价这本书？
汤姆▪洛克默尔：读了一部分，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在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时会提到牛顿这本书呢？
林进平：这本书对近代哲学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牛顿在里面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对一个真实实在的世界我们是无法了解的，无法确证的，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模拟这个现象和现象背后的那个真实世界，我们的真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我们是无法确知的。
汤姆▪洛克默尔：相对于康德而言，提出另外一种针对自在之物的不同方式，而且解释起来更加合理。
林进平：康德的那一套思想受牛顿的影响，为什么不追溯到牛顿，而追溯到遥远的巴门尼德？
汤姆▪洛克默尔：我从巴门尼德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而且他首先提出了知识论这个问题，这个知识论问题属于这个传统里面，但是因为我对牛顿的了解，不是很了解，所以没办法在这里很具体的讨论，在这里我回应这个知识论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巴门尼德提出了就是可以认识一个如其所是的对象本身，其实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如其所是的实在本身，虽然有论点认为，我们不能去理解自在之物，但是也没有办法去证实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不知道在这个讨论当中应该把牛顿放在哪一个位置上，关于康德的牛顿观，他本身是一个牛顿主义者，他的观点是依赖于牛顿的微积分理论，其实是对牛顿的微积分理论有依赖的，但是，他不懂牛顿的微积分，但是他知道康德是一个牛顿主义者，这是我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第二点就是，如果就现在的基础而言，牛顿的观点是真的，但是我不知道关于牛顿的观点是在什么时候，或者为什么他这样子提出来，对这不了解，但是这可以启发我去想，我会继续认为在牛顿之前还有在牛顿之后，这个知识论的这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还会再延续下去，当然牛顿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林进平：我还是有那个问题，牛顿开启以来的哲学传统，如何评价牛顿开启的近代哲学革命？另外第二问题，巴门尼德的一些文献，它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的文献还是来自其它的英文或者其它版本？我想了解他的文献基础。
汤姆▪洛克默尔：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读了希腊文的巴门尼德的一手文献，巴门尼德的文献有自己写的也有很多别人记录的，他本人写的可能不超过200页。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困惑的是哲学革命具体指的是什么，我知道康德对现在科学有比较复杂的把握了解，但是我不知道牛顿对现代哲学有什么把握和了解，可能这个问题可以跟弗里德曼最近的一本关于康德的书有联系。
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观念论形式，就是我所讨论的观念论形式是对当下的讨论比较关键的或者说是德国观念论比较关键的一种观念论形式，柏拉图是一个观念论者，他的观念论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这是比较古代的一种观念论，而比较当代认知的观念论首先是由莱布尼茨提出的，他在1702年的文本里面提到观念论的时候，他其实是提到了伊壁鸠鲁还有柏拉图，其实他有一种隐含的意思就是观念论和唯物论其实是兼容的，在莱布尼茨看来，唯物论和观念论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黑格尔是首次回应这样一种观点的人。
第四个问题：
陈长安？：康德的遗产及其问题是什么？包括后康德的德国观念论者针对康德的问题做了哪些工作？在何种程度上解决了康德的问题？再接下来，马克思和所有这些遗产之间有什么关系？他是继承了他们的问题加以解决，还是把问题的整个的框架都该改变了？
洛克莫尔：就康德的理论是什么，其实学界很难达成统一。就我参加的很多学术会议来看，人们很少对康德的一手材料进行讨论，而都是对康德的二手材料进行讨论。而且很多康德学者都是从表象主义来理解康德，认为康德持有的理论是表象主义的理论。但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康德转向了观念论。我认为，现在的康德研究中对康德的建构主义理解越来越缺少历史维度，缺乏对历史的关注。另外，布兰登写了一本研究康德的书叫做《对康德的语义学解读》，但是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对的。康德所关注的不是这个世界所存在的方式，他关心的是不能够了解自在之物，而只能了解表象，即只能了解所建构的东西。黑格尔讨论的问题就是通过经验去了解所可能的事情而非绝对的事情。关于德国观念论对康德的问题解决到了什么程度，我是犹豫的。我对康德的超验方法存在困惑，如果超验的方法必然存在，先验的东西是必然的，或者是有一种超验的理论。我并不赞同你，我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思辨的。
马克思继承了康德的问题，而且解决方式有所改变。一方面，马克思和康德一样关注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但是康德的观点是，理论只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挥作用，实践只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发挥作用。但是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实践来解决理论问题。
第五个问题：
方老师？：洛克莫尔教授是否认为，在哲学上观念论是优越于或者是高于唯物论的？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观念论者这一看法是对马克思的哲学对人这一主体作为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强调，但是这种主体性是否只能通过观念论的哲学传统得到继承，而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中是否没有对主体性留下任何空间呢？
洛克莫尔：是有这样的预设。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唯物主义接受了巴门尼德的一个观点：“可以把握实在。”但这个观点无法被证成。唯心主义的观点则是，人士所建构的世界是可能的。因此，我更倾向于观念论。
确实只能通过观念论来发展。因为观念论有人的主动性、人的活动这一维度在里面。但我不知道唯物主义如何引导到人的活动这一方面去。所以我倾向于观念论，因为人的能动性是基于人类活动的一种认知，所以只有强调人的活动性的观念论才能回应这一问题。
第五个问题补：
徐长福：马克思为什么看上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因为在这个物质性的原子中间，预设了自由意志。原子可以偏斜，这是唯物主义和观念论之外的的第三中方案，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秘密的方案。原子论在物里面蕴含了一个自由意志。我认为这是在马克思的哲学方案中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第六个问题：
林育川：马克思会不会自己是一个观念论者这个判断？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理论的建构，洛克莫尔教授会怎么去理解这个判断？
洛克莫尔：我认为马克思并不关心自己是唯物主义还是观念论还是偏移论者，马克思更关注的是行为，而不是理论方案，和列宁一样。
关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通过东方马克思主义采取过的无产阶级专政策略。第二个就是经济崩溃成为过渡的途径。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分析其实是很难评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论的第三章和第十三章。所以无法判别是否能通过危机的普遍到来来实现共产主义。可以关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以及他今年9月12号出版的新书（我读的法语版）。皮凯蒂认为，不是经济原因，而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导致了经济的不平等。
洛克莫尔教授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在德国观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主义认识论、哲学史解读方法等研究方面有着极高的学术荣誉。他的很多著述如《黑格尔：之前与之后》、《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已经译成中文，在国内有着较高反响。与洛克莫尔教授的座谈有助于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学术能力、促进一流学科的发展。老师和学生们都表示获益匪浅。
（2）麦克莱伦主讲马克思论坛第135期
10月29日，麦克莱伦教授在锡昌堂420室主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本质、变化和当代意义”，论坛由徐长福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评论。
麦克莱伦教授认为，本讲座将先阐述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际看法，再讨论马克思各
种相关叙述的连贯性，最后反思它们与诸如气候变化等当代问题的相关性。 马克思自己的共产主义的是对“私有财产彻底的积极的扬弃”，那样的社会不再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而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的问题，而是将社会必要的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问题，他还区分了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在关于革命后国家的性质问题上确实改变了他的思想。这个问题跟马克思所处理的婚姻和家庭、金钱的废除以及社会产品的按需分配等问题一样，最终完全依赖于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盛行的什么样的人性来解决。最近的学术界已经表明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生态意识的思想家。资本不可避免的以日益增大的规模毁坏了自由发展的根本物质条件。马克思发现了要求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的革命主体性的机会，从而去实现新的和可持续的人的发展。
五、项目管理
1、覃万历申报的“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项目获得立项，立项时间：2019年8月14日，项目编号：19wkpy113 资助经费：7.5万
2、李捷申报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青年马克思的语言哲学研究（1840-1844），获准立项，批准号：19CZX002,资助总额20万元，第一次拨款19万元，预留经费1万元。
3、邓伟生专职副研究员申报的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个契约式平等主义理论”获准立项，资助金额25万元，批准项目号19FZXB018。
龙霞：《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维度探源——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考察》，人大复印资料2019年02期转载。（原载《学术研究》2018年10期）
六、基地承办“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学术研讨会
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现代哲学》杂志社承办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2019年9月21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研究员，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教授等专家学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和人民出版社等国内著名期刊报纸编辑研究人员，以及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生共10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21日上午，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研究员做大会主题报告。李捷研究员从历史与理论的高度阐发了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他指出，在这个“强起来”的新时代里，我们必须结合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治理问题——全球治理、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对意识形态进行建设。
具体而言，一是意识形态的缘起问题。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强调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即思想建党、理论强党。
二是意识形态风险的源头。主要有五个矛盾源头，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多元、多变意识形态格局的矛盾；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市场逐利观的矛盾；一般社会民生问题与泛政治化炒作的矛盾；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与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矛盾；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国际影响力下降的矛盾。
三是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建设要集中于四大重点战线，即宣传战线、教育战线、文化战线和党校教育战线，以此构筑社会主义思想理念体系的同心圆。此同心圆的核心层是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三位一体，最外一层是道德价值和精神支撑。上述同心圆体系正是我们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
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任平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王晓升教授分别作了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马列部主任崔继新主持大会报告环节。
任平教授论述了新时代文化矛盾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问题，认为伴随着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的文化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它一方面植根于中国所处差异性社会之中的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另一方面突出表现为西方“普世价值”与强调文明互鉴、多样共生、合作共赢的中国价值之间的矛盾。 陈金龙教授探讨了新中国70年来的文化自信问题，强调意识形态问题根本上要靠文化自信来解决。他认为，新中国70年文化自信的表现主要在于对文化发展目标的自信、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自信、对文化发展根本的自信，以及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自信。其特点在于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与政党自信的统一，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自我评价与他者评价的相互匹配四个维度。王晓升教授重点阐述了如何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问题。他首先指出意识形态是一个广义、文化概念上的意识形态，并从“true”与“truth”的角度区分了真实与真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物质形式表现，认为在这一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是生活本身；其次，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生活方式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他认为我们要用不断自我反思的方式超越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军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军教授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辉教授做了专题发言。广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江中孝主持专题发言环节，《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副主编张建刚担任点评人。
刘军教授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三重挑战”为题的发言中指出，意识形态问题是最隐蔽、最尖锐、最根本的问题，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建构主要面临意识形态复归论、意识形态消亡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三重挑战。他梳理了意识形态消亡论的理论发展，认为不能简单将意识形态理解为否定性批判性的概念，而应结合现实需要阐发其积极的建设性维度。
陈培永研究员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自由主义理论资源”题目做了发言。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内核，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内核，两者之间既相对立又有所联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但也需要思考如何借鉴和吸收自由主义理论中的有益成分。
杨军教授就“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与意识形态治理”题目做了发言。她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做好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形态；二是坚持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定位和风险底线；三是坚持“以立为主、立破并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现实性、人民性、自洽性以及吸引力。李辉教授围绕“习近平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贡献”做了发言。他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论述首次将“三权”并提，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发展着的理论解释发展中的实践，教育发展中的人，为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
21日下午大会分三个分论坛进行对话。第一分论坛由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解丽霞教授主持，人民日报社研究部新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欧阳辉担任点评人。论坛围绕如何实现意识形态直抵学生之心这一主题展开。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有效实现既要从形而上之“道”的层面给予解决，又要从形而下之“器”的层面给予解决。从道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三大构成的理论源头必须正；从器的操作层面来看，我们则应当思考怎样才能让理论直抵学生之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谢迪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体现于市场逻辑，这两者是打通的。现在我们要研究的就是如何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我们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切入到日常生活。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程京武教授认为，增强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和凝聚力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思想工作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正面宣传与敢于亮剑的关系。
华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丰清教授对新媒体背景下意识形态的传播做了探讨，认为意识形态责任者要守土有责，理论界要提供有说服力的成果，政府要培育舆论领袖。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中源教授分析了新时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指出要重视取向、内涵、范式、语境以及传播与效益等五大要素。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杜奋根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最要紧的是真正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巩建华教授认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分清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和西方“普世价值”的不同，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浩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要保持生机活力，就是要提高党执政的软实力。
第二分论坛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持，学术研究杂志社副主编罗苹、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社欣教授担任点评人。论坛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界定、功能发挥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张建刚副主编认为，文化的一些内容不应该硬性灌输，另一些内容却是要从小进行灌输，因为文化培养就是要从娃娃抓起。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育林教授认为，意识形态工作要从“管理”走向“治理”，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价值观。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詹小美教授从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向度、文化价值之维、文化认同等角度，论述了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郝保全教授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性概念和结构性概念的分析，提出应当发挥意识形态的历史实践功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雪莲教授分析了社会主义主流媒体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间独特的积极共进作用。
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璿教授提出，价值性和知识性的统一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价值宣言。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方珏副教授认为，应基于社会性质和时代变迁去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上层建筑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林育川副教授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概念的内涵。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薛蓉副教授分析了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同心圆关系，另一方面是文化认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黄寿松副教授从人民政协属性的角度阐述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良坚副教授从《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实践的角度，阐述中国革命文化的三次伟大结合。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晓晖副教授从时间、空间、时代三个维度阐释了新时代话语自信。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明霞副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消费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了民生性、政治性、务实性三大特点。
学术研究杂志社罗苹副主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学者们紧紧围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进行讨论，意义重大，我们要注重马列经典原著研究，也要加强研究中的实践指向和生活指向。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社欣教授在总结发言中认为，学者的发言视角新颖，话题新潮，研究深入，主题聚焦，体现了高水平的学术造诣。
第三分论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龙柏林教授和院长助理石德金副教授主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编辑部编辑史清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李彬、岭南学刊杂志社副主编武晟担任点评人。学者主要从于意识形态的返本开新、传播分析、教育考察等方面进行讨论。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史清竹编辑谈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关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和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现实问题，开设有马克思主义传播栏目。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李彬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视角谈了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的问题。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吕艳红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角度重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玉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唤元老师就新时代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特征展开了研讨。
大连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滕立新老师就新时代如何壮大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
石河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樊家军老师和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党校博士使用数据分析法分析了广东高校的意识形态状况。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柏林教授和李丽助理教授从思政课教师的角度讨论了如何创新意识形态的课堂教学问题。石德金副教授分析了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治理格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朱亚坤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吴之声博士对意识形态的建构进行了发言。肖建平博士后从邓小平理论角度，分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应该遵守的上线、底线和边线问题。曹莉莉博士谈了意识形态如何空间化的问题。庄泽晞博士后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林晓娴和韦晓英博士分析了小学意识形态教育的流变和趋势。
在大会的总结环节，第一分论坛的总结人谢迪斌教授认为，当今意识形态工作应该思考如何和我们个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很好地建立起一个知识体系、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理论解释清楚了，学生思考清楚了，才能改变这个世界。
林育川副教授在总结第二分论坛讨论时认为，理解意识形态概念有多种视角。将意识形态看作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龙柏林教授在总结第三分论坛讨论时认为，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返本开新、传播和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回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主题。
林进平教授最后做大会总结。他首先表示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术会议。会议传递了一个总体性的困惑和一个总体性的问题。一个总体性的困惑就是，思政课教师怎么进行这么一项既使命崇高而又任务艰巨的工作，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更好地扎根发芽，茁壮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这次会议以对话的方式开得很好，他认为只有经过对话才能把问题展开，假如没有头脑风暴，我们的学术会议就是听会而不是讨论会。
他认为，会议也留下了很多值得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首先是有必要梳理第二国际的思想史；其次是有必要着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传播史；第三是要探讨与学生实现有效的对话沟通，做好正确引导，解决“最后一米”的问题。总之，既要以学术的方式研究意识形态，也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待意识形态。
会议引起与会者的积极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的思想碰撞和学术对话，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对年轻学者、青年学生而言，学到的不仅是知识的财富和思想的火花，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生成逻辑和价值的正义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