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08年第四季度工作简报

一、马哲所制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网上展览

根据中山大学《关于举办“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纪念改革开放30年活动”的通知》之要求，马哲所积极行动，制作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成果展示网站，网址为：http://marxist.org.cn/30year.aspx。我所制作的展示网站被众多网友所喜爱，中山大学参与成果展示的文科单位共20个，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在这20个单位中，根据网友喜欢程度而得到的投票数排名第六。

 

二、学术交流

1、李德顺教授来访中大马哲所并主讲第37期马克思论坛

2008年11月24日，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德顺教授来访本所，并主讲第37期马克思论坛。李教授主讲的题目是：“价值、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马哲所叶汝贤教授、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王晓升教授、旷三平教授出席了本次论坛，论坛由刘森林教授主持。马哲所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和来自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的师生也参加了这次论坛。

在交流环节，在场师生与李教授进行了气氛热烈的互动交流。此次论坛，同学们反应良好，普遍感到颇受启发。李教授平易、生动、深刻的理论阐述给在场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徐长福教授做了总结发言，欢迎李教授以后再来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哲所讲学，并对他此次来访讲学表示感谢。

附：李德顺教授发言摘要

价值、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

1、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历史现状。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思想理论界的研究风气和氛围虽有所改善，但是，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是一个理论“禁区”。当时的国家教委（现教育部）不允许开设有关“价值论研究”方面的课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关“价值”论方面的研究才开始慢慢兴起。80年代中期，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价值论”问题的研究。“理论研究”与“现实反思”两个方面促使了李教授决心从事有关“价值论”方面的研究。80年代末期，他出版了当时在国内最早的关于“价值”论研究的专著：《价值论》。此书对在国内开展“价值”论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一致好评，并一直影响到至今。

2、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哲学学科分类。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针对当时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下是否存在“价值”研究领域产生异议的情形，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应该有自己的“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蕴含着深刻的“价值”思想和维度，这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价值论”应是与“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等学科并列的哲学理论分支学科。“存在论”（Ontology）是研究事物的存在方式的一门学科。“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基于主客体两分的框架下，研究关于人们对事物进行认识的哲学理论学科。而“价值论”（Axiology）是研究有关“知”、“情”、“意”现象并与心理学内在相关的哲学理论分支学科。“价值论”真正成为一门哲学分支学科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具体体现在：康德主义的理论继承人，新康德主义学派，其中以文德尔班等人为主要代表。

3、关于“价值”问题、“价值”的本质及其“普世价值”。“价值”问题以主观认识为基准，与既定的“人”有关，并以“主体”作为根本尺度。生活中“好”、“坏”问题与“价值”问题需区分开来。前者是与既定的事实有关，而后者是与“主体（人）”的感觉、认识有关。另外，“价值”问题需与“善、恶”问题区分开来。“善、恶”问题非性也，而只是价值判断问题。也就是说，有关人性为“善”或为“恶”这一本体论的提问方式本身是不成立的。人本性的“善”、“恶”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人自身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不存在一个人的本性是“善”或“恶”的问题。他主张人性“善”、“恶”中性论，也就是说，人性的“善”、“恶”问题是在某个历史条件下、某一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问题。

关于“价值”的本质问题，他指出：“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而非“实体”范畴，是主体、客体相统一的价值内在关系问题，即是一种不同于事实存在本身的一种关系状态。“价值”的真正问题在于“主体”。“价值”是人对自身一种“地位”的自我感知和确立。“价值”的本质就是主体（这里是指从事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在对象性活动中承担的责任和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状态。也就是说，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他对把“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等同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物质”不等于“客体”。因此，需要对“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唯物主义的命题进行反思和批判。他认为，这里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命题的言说语境和范围应该窄化。也就是说，如果在自然界这样一个言说语境中，我们可以说这个命题是成立的。但是，要是语境转变为社会环境，这个命题就是不成立的。这个命题本身及其对这个命题的不合理解读是与我们以往唯物主义研究的僵化、死板和教条分不开。

“价值”本身是“多元”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谈“普世价值”。但对认识“普世价值”这个问题上，需持谨慎和反思态度。如果要谈“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要自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普世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普世”的？这个问题必须要联系“主体”这个关键点。第二、承认“普世价值”又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是有的，但这是有条件的。随着社会的变迁及其随之而来的人们交往及其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也处于变动之中。如果我们要谈“普世价值”就要联系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也要把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人的责任和权利有机联系起来思考。

4、关于“价值”问题和现象对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启示。应该把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和理解与“法制”问题、“民主”问题有机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在“普世价值”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民族”意识。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论断的所谓“核心”价值的提法存在理论盲点。其中，“主体”定位不明确，对于什么是“核心”理解不是很到位。如果要给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一个说法的话，用“富强”、“民主”、“文明”来界定更为贴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果有一个核心的话，那就是“公平”。

 

2、徐俊忠教授主讲第38期马克思论坛

2008年12月15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所长徐俊忠教授主讲了第38期马克思论坛，题目是：农民增收：路在何方？除了马哲所的师生参与这次论坛以外，因为该题目本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还吸引了外专业和外校的学生、人员。在互动阶段气氛热烈，参与者争相发言、交流。参与者普遍认为这次论坛既有学术深度，又有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照。

附：徐俊忠教授发言摘要

农民增收，路在何方？

选择“农民增收，路在何方”作为发言的题目，这不是要表达我的清醒，而是要表达我的迷思。因为在农村中，所见所闻都使我感到：实现农民增收实在太难了！
　　这些年来，不论是学者还是地方官员，甚至一部分乡镇领导，谈及农民增收，几乎都把农民外出打工当作一种重要的途径。农民外出打工，确实为农村输入不小的货币量，也使一些农民由此开始了崭新的人生。但是，真正靠打工改变自己命运的幸运农民，仅仅是凤毛麟角。就农村的发展和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而言，外出打工既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的正常家庭生活为代价的，也是以牺牲农村自身的发展为代价的。
　　时下农民外出打工，大多数都是打苦力工，有些还是辛酸血泪工。大规模的农民外出打工，使广大的农村家庭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还导致许多农村的凋敝。在农村的治理方面，近年来，人们关注到农村出现某些土劣化现象。这也与大量的劳力输出有关。时下，一些农村中留守的主体被戏称为“993861”部队。在有些村庄，我见到的几乎全是年富力衰的老人和妇女，只是到了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后，乡村才有些许生机。由这样的人口结构所决定的政治生态，根本就无力遏制土劣势力的扩张。
　　自从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形成了以家庭耕作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体。这不仅使农村呈现出只有特殊利益而没有集体利益的格局，而且影响了主要农产品的产出和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应运而生。人们期盼着农业产业化能够带来农民的增收。但是，由于资金、技术与市场等因素的关系，农业产业化在许多地方采用的是引进资本、发展老板农业的方式。这种方式有些地方叫做“农业龙头企业”。通常的做法是，借助行政力量的撮合，农民通过协议的形式，把土地流转给老板，实现土地集约化和产业化经营。在这种土地流转中，通常农民所能得到的是“土地使用转让费”。但同时他也丧失了土地耕种者的主体地位，变成土地集约化和产业化的看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呈现出低端固化的状态。通过这种货币固定化收入，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所谓农民的增收问题呢？尤其当农民进入四十岁以后，逐渐失去劳务市场上的体力优势而难以继续在外打工后，其生计出路究竟在哪里？
　　当然，如果仅仅固守于一家一户的小农耕作形式，情况可能更糟。农民的种植需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但是，恰恰个体农民并不具有把握市场或者驾驭市场的能力。首先，表现在个体农户无力准确把握市场需求信息。而且往往出现种植上的盲目跟风和“一窝蜂”现象。一旦出现产品滞销，根本无力承担风险。其次，个体农民根本不具有市场的议价能力。因此，农产品的涨价，农民不一定能够得到实惠，而农产品的降价，农民就一定遭殃。多年来，由于无力把握市场，农民种了毁、毁了种的事情时有发生。有时由于产品滞销或价格过于低廉，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种而不收了。增产不增收仍然是农民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农民增收成为一个难题，原因很复杂。但是体制性障碍应该是关键性和前提性的问题。自从农村实行一家一户的耕种体制改革以来，中央虽然强调“统分结合”，但是，绝大多数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分”，而缺乏“统”。这种体制安排的好处是，把生产的自主权交还给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也避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免去以往为了组织集体生产与分配而产生出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但是，农村社会由此也开始了原子化的过程，经营也由此回归于一家一户的劳作方式。在南方的许多地方，甚至由于“西瓜田”的大量出现，农田耕作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这种体制变更的直接后果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几乎降低到极点。
　　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户的一切经营活动，都只能靠其自身来实现。不论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议价能力与筹码。这就极大地制约着农民劳动成果的价值实现。也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民在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过程中，无力与强势的资本抗衡，只能被固化于利益体系的最低端。同时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极度降低，农民进行协作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几乎丧失。这就使得需要协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成为不可能。这样，农民在农村中的生计几乎就在于耕种那“一亩三分地”的纯农劳作上。而当这种劳作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计要求时，出路就只能是消极的离乡背井，进城打工。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村凋敝并陷入恶性循环的起点。因此，如果要讨论农民增收何以可能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的问题，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农民组织化程度过低是新时期农村经营体制变更带来的问题。三十年前为了温饱，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人们回归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但是，让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长期处于原子化状态，不论对于社会治理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利的。近年来，中央关于推进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出“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等等，我认为这都是涉及解决包括农民增收在内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性战略。显然，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就不会有农村产业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全面发展，也不会有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地位，还不会有农民驾驭市场和有效利用资本的能力的提高。显然也不可能有农民增收的有效实现。
　　在结束我的发言前，我想与大家重温邓小平一段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谈话。邓小平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指出，“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下P1349-1350）。当然，我理解，邓小平这里所讲的集体经济，应该不是过去那种可以搞“一平二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

 

3、Clifford Cobb（克利福德·科布）教授来访中大马哲所并举行学术讲座

2008年12月2日，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社会公共政策专家Clifford Cobb（克利福德·科布）教授来访中大马哲所。Cobb教授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纽约Robert Schalkenbach 基金会前任主席。1995年曾担任“克林顿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Cobb教授讲座的题目是：Poverty in the U.S.-- Lessons for China（美国的贫困——中国应吸取的教训）。Cobb教授的讲座对于拓宽马哲所师生的学术视野与知识面有很好的效果。

附：Cobb教授发言摘要

美国的贫困——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贫困是人类社会始终未能解决的祸害。有史以来，社会就把人类分化为少数的富人和多数的穷人。这种分化在传统上作为精英与大众之间一种天然的差异而被合法化。现在仍有许多学者相信，贫困要么产生于先天能力的差别，要么产生于勤劳的程度。无论何种情形，它们都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个体。按照他们的逻辑，穷人就应该受穷。他们责备的是受害者。

我的观点截然不同：人们在财富上的差异，有些可以由个体的差别得到解释，但是可能有80%的差异是由社会因素或结构因素所造成的。只要个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具有同等的能力、承受一样多的风险而获得不同的回报，则贫困就会存在。对于我们并不贫困的人来说，认为穷人应当对他们自己的苦难负责，这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心安理得的错误观念。如果情况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无需变革那些将特权只给予一些人的制度了。

经济学的语言看上去是技术性的和客观的，但是它却充满了假设，这些假设掩饰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结构性缺陷。经济学家们相信，增加工资的唯一方式，就是增加每个工人的资本量。这样，就可以把贫困归咎于低水平的资本。它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由个体造成的人力资本不足和由整个社会造成的资本构成不足。但它们都是错误的，在此基础之上，良好的意图一再产生悲剧的结局。

我对贫困原因的分析与权威经济学观点全然相反。我的假设是，贫困的原因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而且它们既与节俭和投资没有关系，也与教育没有多少关联。有两种理论可以对贫困问题提供有力的解释：

其一为“三要素理论”。区域因素应该和劳动力、资本一起，作为生产的重要要素。三要素理论可以在不考虑资本过程或个体性格的情况下，用来对贫困问题作出解释。如果贫困与区域相关联，那么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对那些因区域优越而产生的经济剩余进行再分配。

其二为“财政货币政策”。解决贫困问题的第二种结构性方法，是与货币供应和政府开支有关的宏观经济政策。为了维持充分就业，政府必须实行一种非限制性的政策，使货币供应量能够快速增加，足以允许产量持续增长。通过保持对劳动力的高水平需求，一种快速增长的政策就可以减低贫困和社会病变。同时，还可以改善众多的其他社会指标。

 

4、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参加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8年10月24日至27日，马哲所刘森林、徐长福两位教授赴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应邀参加由The Institute of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Claremont, USA（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会议发言。中国赴会学者的组织协调工作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承担。

附：徐长福教授发言摘要

生态的张力：在最大化改变和最小化改变之间

1. 生态问题的发生有三个要件：生物圈、人类活动、（人的）生态意识。

2. 生态问题的实质是人类活动对生态的破坏损及人类自身。

3. 生态问题有两大影响因子：人口和GDP。GDP是收益的现代符号，也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破坏量。生态具有自然修复的功能。人类也可根据其对生态机制的认识，将部分GDP返用于生态修复，这是生态的人工修复。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持破坏量和修复量的平衡。

4. 生态问题有四种模式：

生态问题的绝对最小化模式：最小值人口＋最小值GDP。其特征是：破坏量不超过生态的自然修复量。例如，人类生活的原始状态。这种模式也可叫作最差最小化改变模式。

生态问题的相对最小化模式：最小值人口＋最大化GDP。其特征是：破坏量不超过生态的自然修复量和人工修复量。例如，地广人稀的发达国家。这种模式也可叫作最好最小化改变模式。

生态问题的相对最大化模式：最大值人口＋最小值GDP。其特征是：破坏量超过生态的自然修复量，且没有人工修复量去抵消。例如，人多地少的欠发达地区。

生态问题的绝对最大化模式：最大值人口＋最大化GDP。其特征是：破坏量持续超过生态自然修复量和人工修复量。最终结果是：生态崩溃，人类浩劫。

还有一种非典型模式——人工生态模式。通过GDP的集约化投入营造局部生态。例如，迪拜。

5. 生态问题在按利己原则被转移。生态单元或最小生态区域的生态问题可在个体间转移。微观生态的问题可在地区间转移。中观生态的问题可在国家间转移。但宏观生态的问题无法转移，必需全人类共同面对。

6. 中国的生态问题源于最大化改变。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生态问题状况接近相对最大化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问题状况趋向于绝对最大化模式。

7. 生态问题始终要在最小化改变和最大化改变的张力中把握。生态问题只能舒解而无彻底解决的可能。控制人口绝对量是舒解生态问题的最重要措施，人口全球化是舒解生态问题的必由之路。GDP破坏量的最小化是舒解生态问题的着力点。资本主义是当今人类GDP的基本生产模式，也是生态破坏的主要产生模式。人类共同的生态安全优先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价值。

 

5、马哲所举办“虚无主义、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学术会议。

2008年12月13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虚无主义、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学术会议在马哲所会议室顺利举行。会议由中山大学哲学系刘森林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晓明教授、邹诗鹏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仰海峰副教授，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南开大学刘怀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袁祖社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李昀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着“虚无主义的哲学分析”、“虚无主义的逻辑演变与历史演变”、“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等议题展开富有实质的讨论，并初步梳理虚无主义在主体性哲学及社会政治哲学中的地位与逻辑，总结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与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关系。

总的来看，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讨论中，不少富有创见的理论成果、新的研究维度及新的研究方法得以涌现。尤其把马克思放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来考察，并在细节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掘。而把马克思还原到其智识成长的浪漫主义及其宗教环境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研究视域更是别开新面。同时，很多精彩的讨论也在马克思与近现代哲学大家比照之中呈现出来的。本次会议秉承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旨趣，强调哲学研究本身现实性及其“源头活水”。诚如吴晓明教授指出，问题的解决不能期望于几次学术会议，因为问题本身植根于我们现代化展开的过程，而且与我们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的领会方式和运思方式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会议，通过与会学者的探讨与交锋，不但有利于我们视野的开拓，使我们的学术扎根在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民族命运土壤中，而且也为开发出新的学术成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6、中山大学马哲所举办“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

2008年12月20日至21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图书馆聚贤厅召开。此会议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研究所所长徐俊忠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唐洲雁副主任、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佑新教授共同召集，许全兴、萧延中等国内毛泽东研究的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会议围绕毛泽东著作版本及流传的考证、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现状分析、毛泽东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研究、毛泽东思想关键词研究等主题，各位与会学者作了主题发言，研讨会增设了点评和提问互动等环节。尤其重要的是，多名研究毛泽东问题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并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

会议提倡，毛泽东研究应抛弃“左”、“右”的意识形态的评价，排除在毛泽东研究上的意识形态的困扰，回归到认真面对文本、回归学术研讨、用学术思想表述来推进毛泽东研究。

会议同时提出，毛泽东研究，其学术未来在于青年，希望通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给青年学者有一个良好的成长和发展平台。

 

7、中山大学马哲所举办“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研讨会。

为深入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史的高度重新把握科学发展观，为进一步全面理解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想做贡献。2008年12月27日至28日，由中山大学马哲所主办，肇庆学院、广东省哲学学会、《现代哲学》杂志社协办的“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共五十余位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其他党政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参加了会议。向主办单位提交了论文，并作主题发言的学者共36位。朱传棨、叶汝贤、李恒瑞、梁树发、李明华、刘森林等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著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围绕以下主题进行了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科学发展观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贡献；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 

会议参与者就各位发言人陈述的内容进行了开放与热烈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的讨论广泛、充分、深入和富于成效。

 

8、叶汝贤教授、王晓升教授参加教育部“高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座谈会”。

2008年12月4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座谈会”，马哲所叶汝贤教授、王晓升教授出席了会议。两位教授共同写作的论文：《发展观的发展与30年中国改革主体的转换》，被收录进教育部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编写出版的《复兴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究专集》一书中。

 

9、王晓升教授、刘森林教授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当代社会发展”博士生论坛。

2008年12月2日至3日，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举办题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博士生论坛，马哲所王晓升、刘森林两位教授出席了论坛，并对博士生们的学术论文进行了点评。

 

10、尤煌杰教授来访中山大学马哲所并举行学术讲座

2008年11月25日，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与文化月刊》主编尤煌杰教授来访本所，并且为庆祝世界哲学日暨中山大学第十一届哲学月活动，举行了全校性的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为：荆浩山水画中的庄学精神。尤煌杰教授将文化艺术和哲学思考结合的新颖研究方式，扩宽了学生们的学术视野。一同来访的还有尤煌杰教授的夫人，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潘晓慧教授。

 

11、潘晓慧教授来访中山大学马哲所并举行学术讲座

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系主任潘晓慧与丈夫尤煌杰教授一同来访中大马哲所。并且为庆祝世界哲学日暨中山大学第十一届哲学月活动，于2008年11月26日举行了全校性的学术讲座。讲座的主题为：士林哲学的实践哲学——以多玛斯的伦理实践为核心的讨论。

 

12、王晓升教授参加“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理论研讨会

2008年12月21至25日，王晓升教授赴海南省海口市，参加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海南省社科联主办的“改革的哲学与哲学的改革”理论研讨会。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界不断创新、改革哲学，不断推动哲学改革的经验，并探索新时期哲学自身改革和发展之路，积极促进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转变。

 

三、科研项目管理

1、 旷三平教授申报的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一般项目：《作为人的生存本性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现代阐释》，已获准立项，批准号：08C-03，资助总额2万元。第一次拨款1.4万，预留经费0.6万元。

2、林育川讲师申报的2008年度中山大学文科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合法性研究》，已获批准立项。批准经费1万元。

3、李尚德教授申报的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苏联解体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状况研究》，已获准立项，批准号：08JJD720035，资助总额20万元。

4、陈金龙教授申报的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获准立项，批准号：08JJD720027，资助总额20万元。

 

四、科研成果

（一）论文类

1、王晓升：《在形而上学与日常知识之间——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三个基本命题》 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摘要]：在某些人眼中，哲学是晦涩和玄奥的代名词，甚至用晦涩和玄奥来炫耀哲学的深度，似乎没有晦涩和玄奥的语言就算不上哲学。其实，日常生活的语言同样也可以来讨论哲学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要把哲学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混淆起来。本文尝试通过形而上学命题和日常生活命题的区分，以通俗的语言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是物质的”、“批判怀疑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实践”和“人类必须首先有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三个基本命题，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性。

 

2、刘森林：《主体：在自我性与社会性之间——马克思的主体实现论检思》 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总161期

[摘要]：通过哲学之思获得的可靠自我，能否普遍化到所有社会个体身上？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不是在向传统哲学挑战，而是在向更传统（即比柏拉图更早）的苏格拉底哲学的恢复。不管是在近代主体论意义上还是在社群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社会性”，不同层面和维度上的社会性对主体性的支撑都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维度的主体性实现：着眼于主体的普遍性、同一性维度上的实现，和着眼于主体的特殊性、个性维度上的另一种实现。普遍性的实现是个性实现的基础，社会性首先是主体性的一种实现，而不是挫折、扭曲或异化。不能一味地诉说社会性对个体性构成一种压迫，同一性逻辑对个体构成强制，而应该从不同维度上综合性地看待主体性的存在结构和实现结构。

 

3、徐长福：《马克思与康有为对中国社会进程的预见——为改革开放三十年而作》 载《河北学刊》2008年第28卷第6期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50年就为中国取下了“中华民国”的名字，并一直将中国社会定位为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康有为既独创了一套关于人类大同的理论体系，又把人类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小康）和太平世（大同）三个次序严格的阶段。据此，他认为中国处在从据乱世向升平世转变的时期，并坚决反对跨越发展的主张，还明确预言了跨越的可怕后果。然而，马克思没有料到，中国后来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头三十年激进地推行共产主义和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导致了被康有为所不幸而言中的巨大灾难。所幸的是中国毕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建构起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本文通过上述回顾和比较偶得几点启示，谨作为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

 

4、徐长福：《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范式的危机与出路》 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6期

[摘要]：实践哲学历来是哲学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中存在着众多的理论范式。实践哲学必然包含两个面向:一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即对实践的理论解释;二是作为实践的哲学,即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一种实践哲学范式,当这两个面向相统一时,则处于常规时期；而当这两个面向相分离时,则处于危机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现“关于实践”的哲学与“作为实践”的哲学的统一,使其既能对实践作出理论解释,同时又能实际地对人们的实践发生影响。

 

（二）著作类

1、刘森林著，《追寻主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近代主体诞生时就内含着的四对矛盾冲突出发，着重于以前我们并不重视的马克思与德国早期浪漫派及施蒂纳的相互关联，探讨了劳动主体与浪漫主体在反讽与现实、存在与意识、史诗与浪漫诗、艺术与劳作、主体性与社会性、纯粹主体与经验主体、感性与超验形上学、遏止虚无主义等问题上呈现出的不同视野和观点，并针对流行见解提出了较为独到的看法。

 

2、徐长福著，《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本书不仅深入发掘了有关实践智慧的传统学理资源，而且详细阐述了何以要把走向实践智慧作为实践哲学的一条新进路。书中既针对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传统，也针对极端的后现代观点——前者以理论的方式处理实践问题，把异质性的实践变成同质性的理论的简单应用，导致了严重的问题；后者否定理论，有使实践失去必要约束的危险，并把这种探讨定位为“元实践学”，把这套理论命名为“异质性哲学”。

 

3、夏林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基于唯物史观的现代性批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作者从康德的物自体学说与商品拜物教的关联出发，力图挖掘现代性的初始理论源头，进而在商品拜物教的视野中透析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性的两面性及其主体矛盾，并展示了现代性的基础与矛盾以及它在形而上学意识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揭示了拜物教宰制下的现代性世界图景，反思了启蒙辩证法与人的历史命运的关系，指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传统异化逻辑与主体性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悖论的破除，并结合中国现代性的特点，分析了现代性本身所内具的矛盾在中国特定历史时空中的表现。

 

4、王晓升著，《为个性自由而斗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历史理论评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社会历史理论，这些理论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又都围绕着如何实现人的个性自由而提出各种构想。本书围绕这个主题全面论述了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他们的思想所代表的三种不同的批判模式以及这三种批判模式的内在联系。

 

5、王晓升著，《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

[内容简介]：本书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介绍和分析了20多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思想，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种类、存在形式、特征、功能等，对不同流派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分类和归纳，梳理了各个思想家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脉络，全面展现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复杂画卷。这对于深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拓展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视野，从宏观上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五、获奖情况

1、2008年11月，刘森林教授在第二届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培养过程中成绩突出，被评为优秀培养对象一等奖。

 

六、人才培养

1、2008年11月，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分别作为第二届广东省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十百千工程”社科类第一层次和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经过五年培养，成绩合格，获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颁发证书。

 

2、2008年下半年马哲专业方向有5位博士生参加答辩，其中宋婕 蒲文胜 甘远璠同学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吕春颖 张桂娜两位同学顺利毕业，暂缓授予博士学位。

 

  3、2005年下半年马哲专业方向有3位硕士生参加答辩，杜小坚、柯燕云、赵兰芳同学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