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08年第二季度工作简报
一、学术交流
1、俞吾金教授来访本所并主讲第36期马克思论坛
2008年4月17日，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俞吾金教授来访本所，并主讲第36期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主讲的题目是“究竟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从马克思的视角看”。
俞教授首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对于“究竟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化约为黑格尔辩证法，对其作了片面化、简单化的理解；二是对近代西方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态度。俞教授分别从“‘德国古典哲学’范围的界定”、“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三个方面对论题进行了深层探讨。他认为，恩格斯最先使用了“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概念，涵盖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德哲学，费尔巴哈的哲学不在此列。列宁对恩格斯使用的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但列宁以及中国以往的哲学辞典将费尔巴哈也包含进去了，这一转变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翻译原因。对于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恩格斯将其主要理解为黑格尔辩证法，并且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辩证法提升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俞教授认为，恩格斯的解读存在狭隘化并且忽略了载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不能胜任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提升。就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解读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人、市民社会、实践、自在之物、历史意识、自由。俞吾金教授最后指出，通过重新解读并充分揭示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在提问答疑环节，俞吾金教授就学界对误解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的差异、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思想上的影响等问题与师生们交换了看法。
最后，本所所长徐俊忠教授对主讲人的报告进行了简要的点评。徐所长认为，俞吾金教授的报告，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扎实文本基础，对师生们从新的视角领悟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很有启发。
2、李尚德、徐长福教授参加日本东京召开的“财产权·社会公平正义研究”研讨会
日本首都大学宫川研究室参与了2007年度日本外务省日中研究交流项目：“全球化时代经济差距问题研究——日中比较研究课题”，特别围绕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和谐社会”国策展开学术交流活动，已于2008年初邀请50名中国学者在日本成功举办了首届研讨会，2008年4月23—29日再度举办研讨会，名称为：“财产权·社会公平正义研究”东京研讨会。本基地徐长福教授在该次会议作了大会发言，题目为：“论劳动的全球化”。
附：徐长福教授发言摘要
论劳动的全球化
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时代，但这个全球化是一个失衡的全球化。这种失衡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的全球化的失衡。这种失衡尚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其所以如此，既在于人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理论，又在于人们没有真正重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一种既是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的论辩，或许有助于揭示这种失衡。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1）劳动，这种生产性活动，生产性生命本身，是人的类特性，人通过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来发展和确证这种类特性；（2）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结果异化成了统治劳动的资本，即一种普遍化的、物化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关系，资本成了目的，劳动成了手段；（3）资产阶级人权，就其不能使劳动恢复其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来说，只是资本的特权，这样的社会尚不是真正人的社会；（4）资本，作为交换价值的主体，可以造成一种普遍化的社会联系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造成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并最终为异化劳动的扬弃创造条件；（5）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一个都将实现自己的类特性，即自由自觉的劳动。
按照上述理论，全球化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此间，资本突破国家的界限，变成世界公民，从而实现其彻底普遍化。资本的全球化要求劳动的全球化，这不过是资本完成自身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也就是说，在资本和劳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中，不可能资本是普遍化的而劳动是特殊化的，资本是世界公民而劳动是国家公民。然而，实际情况是，目前的全球化只是资本的片面的全球化，劳动则被严格地限制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这直接造成了发达的资本国家和发展中的劳动国家的对立，成为国家间贫富悬殊和各种冲突的一个根源。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从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矛盾变成了资本国家和劳动国家的矛盾，这是当前全球化失衡的关键所在。
资本有全球化的权利，这是一种关于物的客体性权利或力量；劳动也有全球化的权利，这是关于人的主体性权利，它是资本全球化的相应要求，更是劳动者人权进一步发展、人性进一步完善的要求。只有两者都同等地全球化了，才可能最终造成这样的理想局面：全球化了的劳动上升为目的而全球化了的资本下降为手段，从而全球化了的人实现对全球化了物的统治。如果劳动的全球化既有客观的必然性又合乎人性的要求，那么，人权的内容就要为劳动国家而改写，就要把到处工作的权利提升到跟到处贸易和投资的权利同样的高度。可见，历史尚未终结。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劳动大国。它已经给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同时也会内在地要求劳动全球化的空间。
3、王晓升教授参加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
王晓升教授于2008年5月16日参加由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共同发起的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 该届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王晓升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评析”的大会发言。
附：王晓升教授发言摘要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概念
一、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
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民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保证个人自由权利不受政府的限制，从而保证个人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它不要求积极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引导政府的行为。这是一种消极民主， 是一种免于政府强制的民主。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实现主体权利的方式是弱的民主制度。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追求自利之公民的民主的意志形成过程只具有相对较弱的规范性涵义”。个人所拥有的民主地参与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利是以个人自由权利为基础的，也是为了能够保证私人生活的自由。在这里，政治国家是“经济社会之监护人”
与自由主义不同，共和主义虽然也承认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但是，对于代议民主的性质的理解却不同于自由主义。对于共和主义来说，参与政治商谈的代表不是市民社会中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所有公民的代表。这些公民始终是潜在地在场的。这是一种强民主模式。这是因为，对于共和主义来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整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社会，“因为共同体在公民的政治自决实践中可以说达到自觉状态，并通过公民的集体意志而自主地行事。”
二、商议民主的模式：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结合
哈贝马斯明确指出， 他的商议民主模式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结合物。他说：“商谈论赋予民主过程的规范性涵义，比自由主义模式中看到的要强，比共和主义模式中看到的要弱。在这方面它也是从两边各采纳一些成分， 并以新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
哈贝马斯既不像自由主义那样， 把社会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 也不是像共和主义那样，把社会看作是政治社会。
从政治角度来看，他把政治权力，其中包含行政权力、立法权力( 包括党派政治的竞争)以及司法权力看作是社会的核心。而市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是社会的边缘。在这个意义上，他继承了自由主义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区分。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在他看来，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一个公共交往的领域。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商讨的。通过这个领域中的自由商谈，人们把意见转化为政治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这里，市民社会中提出问题，公共交往领域使问题放大，成为人们共同讨论的问题。公共领域中的共同讨论通过一定的程序进入议会立法程序和行政政策的决策过程之中。
在对于民主政治的本质特点的理解上，商讨论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根本的区别开来。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民主就是利益的妥协。而对于共和主义来说，民主就是要实现共同的善。而哈贝马斯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既要实现共同的善，也要达到利益上的妥协。正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这种理解，哈贝马斯强调，虽然商议民主也承认多数人决定的原则，但是这不是因为多数人的决定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是因为，它暂时表现为更接近于真理，因此才具有正当性。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交往领域的相对独立性。第二，商谈过程改变了权力的结构和合法化的内涵。在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制度中，行政权力大于共和主义，而小于自由主义，而交往权力大于自由主义，小于共和主义。
三、民主程序和人民主权
哈贝马斯所说的民主商谈程序不是现代社会中的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而是商谈论的民主程序。这种商谈程序可以说是程序上的程序。这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在议会的协商中我们都需要程序，从而保证商谈的公平和公正。但是如果要程序正义，那么产生程序的基础也必须是正义的。
这种社会条件才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核心结构。因此，哈贝马斯强调，要有“一个民主地调节人们共同生活条件的程序”，“一个联合体如果把它( 民主地调节人们共同生活条件的程序--引者) 加以建制化，它就因此而把自己构成为一个公民团体。”如果我们的公民共同体中的成员们不愿意平等地分配他们的生活条件，某些人总是期望从别人社会上获得过多的东西，并且试图用强制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获得特殊的利益，那么，商议民主的条件就不存在了。
对于他来说，在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学会用语言商谈的方式，平等调节人们之间的冲突。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也是人类自我学习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过程也是人们自我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学习如何用交往的方式，通过语言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来解决人们之间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我学习、自我转化。没有民主过程的历练，没有在民主中的自我学习，期待一次性的革命就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一种幻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观念中也包含了密尔和佩特曼的商议民主观念：民主政治的目标就是转化和教育参与者。
4、徐俊忠教授于2008年6月13-15日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国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大学政治学院联合举办。
5、徐俊忠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学术讲座
2008年6月13日下午，徐俊忠教授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大学生学术报告厅主讲该校第四届研究生科技文化节学术大讲堂第三讲。该次讲座的主题为：“以新锐的眼光和视角透过热遍全国政坛的话题：关于解放思想的几个问题”。
附：徐俊忠教授讲座内容摘要
关于解放思想的几个问题
解放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和理论性命题,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思考，才能全面科学地把握其意义。
- 必须重视对解放思想价值维度的思考
提出重视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的思考,就是要求能够明确究竟为什么而解放思想。把握解放思想的价值维度,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重铸发展观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国家尽早摆脱贫困的迫切期待和对国际政治经济激烈竞争的焦虑,我们普遍接受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观念,并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市场经济机制的引进,为我国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但是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弱点和局限性,以及国家管理的滞后,也造成了许多发展上的困境。围绕着科学发展而展开的解放思想,必须切实关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第二,矫正物化取向。科学发展观传递给人们最为温馨的信息是强调“以人为本”为这个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对于市场所固有的物化和非人化倾向的合理矫正。物化和“非人化”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在市场的逻辑中,人是不会被当作人来对待的。人是什么?是资源(人力资源),是要素(生产过程中的诸种要素之一),是具有某种功能的“人手”(缺乏创造力输出的体力拥有者)或者“人才”(拥有某种创造力或特殊技能者)等等,这都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对象。尽管买主可以为购买它而付出较高的价钱,但这仅仅是买主用于创造利润而不得不付出的一种投入。一旦这种要素不能为买主带来利润,它们也会像其他应当淘汰的生产工具一样,被弃之不用。另外,在市场的空间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互为手段的关系。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寻找到人们之间这种关系模式的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人是目的”这一伦理学上的重要命题相冲突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确定为它的核心,这是对发展目的的人性化揭示,更是对人的极大尊重。当然,由于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物化的,是非人化的,提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是无法在市场的逻辑中得到满足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求人们既要看到市场这种物化与非人化的倾向,更要努力寻找平衡、制约以至矫正市场这种倾向的有力措施。这一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当然是闪烁着人性光辉的。
第三,平衡竞争逻辑。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是同质性社会,而是多样性统一的社会,用古人的话说即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多样性社会的形成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从同质性走向多样性,凭借的重要手段就是竞争机制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引入。随着我国走向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也在社会生活中被全面引进。竞争机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最为突出的就是创造出一个多元发展的繁荣社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具现代性特征。社会“多元”的具备是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但是,竞争毕竟就是竞争,竞争机制会导致人们通常说的“马太效应”、两极分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等等。这种关系如果失去必要的调节与控制,社会就会由此而出现严重的不和谐甚至是动荡的局面。因此,作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被突出地提出。解放思想当然要面对这种社会建设要求,既要努力防止社会加剧出现不和谐的局面,更要寻找使社会发展不断走向高质量和谐发展的道路。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根本上规定了这次解放思想必须走向以更科学、更人性、更和谐为基本内容的价值维度。
二、不应屏蔽对“洋教条”倾向的检讨
讨论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内容是,我们究竟应该从哪些束缚中解放出来?检索时下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可谓十分广泛。但是,人们批评“左教条”、“土经验”,却屏蔽了对“洋教条”的检讨。而事实上,时下社会发展出现许多严重不和谐现象,都与“洋教条”的影响密切相关。
所谓“洋教条”,是一种把西方的某些学说、理论与观点教条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最大的变化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资源,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提高了人们的思考能力,促进了学术上的多元化发展。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正如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样,也有人把某些来自西方的学说、理论和观点教条化。而且通过各种学术的与非学术的方式,如公共论坛、时事评论,以及大众媒体的其他方式,进入社会的实践领域,扮演着强势的公共理论角色,直至成为左右人们思考的当然前提和评价实践的流行性标准。
从内容上看,中国时下流行的“洋教条”倾向并非具有明显的一以贯之的逻辑,但总体上属于一种较为原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有关政治观念和政治体制的问题上,这种“洋教条”倾向表现为把西方式的“多党制”、“三权分立”和政治自由化当作应有范本,并以之去评价和规划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把“去社会主义化”作为其基本的立场与主张。如果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不是停留于关注是否为官方的,而是着眼于寻求对中国社会发展真正有益的思想,那么,我是赞成邓小平关于中国的改革必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的。
其次,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主张一种“市场单轨道”的僵化思维。它不仅在经济上,神化市场的作用,甚至力图把市场原则引入许多不属于也不应属于经济范畴的领域,如社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制造了“市场万能”的神话。而对于一些客观存在着的市场失灵问题,则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努力粉饰,或者干脆指称为市场改革没有到位所致。其实,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单一地固守于市场这一僵化逻辑。把市场与计划结合起来的前提,是邓小平对于两者作出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所包含的经验内涵的丰富性和手段空间的广阔性,都是“洋教条”所持“市场单轨道”逻辑所难以达到的。
再次,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固执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教条,主张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式。如果不是满足于从书本中掏学问,而是面对当今世界与中国的实际的话,就会看到固执于所谓“小政府大社会”,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三、解放思想何以才能成为社会的常态?
仔细审视历次解放思想运动的发生,其共同的特点是,往往发生于寻求重大历史难题的破解时期,自上而下地推进。这意味着或者政治或者经济等重大问题,面临着较大的困扰,也意味社会自身仍然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自主行为的必要活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社会仍然不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成熟社会。而且,由于解放思想是要靠自上而下来加以推动的,是否有一个清醒的领导人,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如果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领导人尚未登场,历史就会出现另样。社会如果长期维系于这种状况,将会是十分悲哀和危险的。因此,着眼于我们的社会需要不断提出解放思想的号召的现实,人们需要深入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解放何以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当前导致解放思想无法成为社会常态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微观角度看,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和精神状态尚未完全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第二从社会宏观体制看,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足以使社会真正成为自主发展的主体。只要我们的社会仍然需要常常运用自上而下的推进解放思想的方式,就表明我们的这个过程远未完成。
思想解放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首先必须表现为一种能力。要使解放思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人们仅有解放思想的要求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求社会成员普遍具有较高的素质,特别是要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思考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的观念深入人心,但由于工具理性至上的实利主义倾向的影响,社会在出现崇尚知识的同时冷落了思想。忽视了看似空灵“无用”,而实际上对于提高人们思考能力至关重要的诸多学科,如历史、哲学以及社会发展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当前,应该提倡培植“爱智心性”,引导社会成员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建构自身多元复合的知识结构。使思维具有足够多元的信息参与。这是思想永不停滞的不竭源泉。
- 叶汝贤、徐俊忠、王晓升三位教授于2008年6月20－23日参加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第二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编写教材的工作会议。
二、科研项目管理
1、王晓升教授申报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与历史唯物主义”获准立项。项目批准号为08AZX001 ，资助总额：14万元。
2、李尚德教授申报的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资助项目“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获准立项。项目批准号为08BKS044，资助总额：9万元。
三、科研成果
1、刘森林、龚庆：马克思的经验主体观：从批判施蒂纳的角度看 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4期
[摘要]：从马克思与施蒂纳相互批判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使用的“现实的人”的概念，可以解释为经验主体。对它的解释离不开与之相对的纯粹主体概念。马克思与施蒂纳都致力于精神、幽灵的肉身化，但思路迵然不一：蒂纳试图彻底消解精神，马克思却执着于某些本质性精神的真正普遍化实现。所以，完全取消了超验维度支撑的经验主体不是马克思主张的主体，倒像是施蒂纳赞赏的“唯一者”。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彻底拒斥了近代形而上学或本质主义，显然是给了他过多荣誉的误识。
2、刘森林：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待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 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3期
[摘要]：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在这个方案中，区分两种不同的詩：英雄史诗与浪漫诗，构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英雄史诗的创作者是以“剩余价值”创造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其“劳动”实践不只是现实所是的经验活动，更是既蕴含着苦楚，受难和牺牲也蕴含着（依托起）最终的和谐、自由、普遍性与个性的实现、物性的超越、尊严与崇高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实现的漫长过程。劳动者漫长的历史创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它为“浪漫诗”奠定历史根基和创作空间。
3、刘森林： 遏止虚无的两种路径：马克思批评施蒂纳的启示 载《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
【摘要】：在抛弃上帝和辩证法之后，施蒂纳的“唯一者”直接面临着虚无主义的难题。马克思与施蒂纳之间的交锋，印证出遏止虚无主义的两种方案：拒斥例行化劳作的个性自由方案，以及把个人的非例行化劳作与解救例行化劳作的大众有机结合来的马克思方案。针对施蒂纳的个体自我自救之路，马克思强调自我普遍实现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以及不能放弃启蒙主体性自我实现的普遍性。两种方案中，前者放弃大众，脱离社会性根基只弘扬个我；而关于后者，存在“劳动”的根基性能否成立、力图整合的多个领域与多种价值之间能否融合等种种问题，这两种路径都需要重思。
4、刘森林：“现实的人”与“惟一者”：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主体论之别 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双月刊）2008年第3期
【摘要】：马克思与施蒂纳的争论关涉到如何理解形而上学、本质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受施蒂纳影响而提出的“现实的人”，与施蒂纳主张的“惟一者”虽然都具有主体自持性的特点，但在是否追求本质（精神）世界，是否承担对虚无的充实，是否追求永恒、普遍、整体，“现实”或“感性”中是否还拥有超出离散性原子事实的整体性维度及与此相关的超验性维度，对人、现实、历史的理解还是否需要保持辩证法的框架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马克思的回答是肯定的，施蒂纳是否定的。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仍然具有以“现实”、“感性”为根基的“本质性”、“普遍性”、“神圣性”和某种意义上的“抽象性”。所谓马克思反现代性、反本质主义和反传统形而上学，也只能在这样有限的限度内理解，否则就等于把马克思施蒂纳化了。
5、刘森林：启蒙与虚无：从主体概念看发展的一个内在矛盾 载《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第3辑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
【摘要】：主体性是发展的哲学根基。主体性的内在矛盾分析是哲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笛卡尔的内生性主体观念中就蕴涵着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割裂，这种割裂在知一－信一－行的内在统一论和以“制作”取代“行动”的实践论中得以扩展和强化。康德那种知识先于信仰与行为并以“知”为“信”与“行”奠基的做法，也包含着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的种子。启蒙因为推崇知识和理性的怀疑而危及构成秩序与价值信仰之基础的共同体信奉，导致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价值无政府主义，并在世俗化氛围中不断加重。理性启蒙必然导致虚无主义，理性与虚无的对立是启蒙内在的自否定或自悖谬，理性与虚无的内在冲突突出地表现了发展的内在矛盾。
6、王晓升 ：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几个策略问题 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摘要】：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就要运用一系列意识形态建设的策略。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斗争，而且要致力于把意识形态转换为物质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不仅要同虚假意识进行坚决斗争，而且要努力使意识形态成为“理性话语”；不仅要注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而且要吸纳不同社会思潮的积极因素；不仅要重视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而且要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大众意识形态。
7、王晓升：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几个问题 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上,传统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过于狭隘,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意识形态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总体上说,主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范围、价值问题;意识形态的主体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问题;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意识形态的种类;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8、王晓升：正义制度建构中道德因素的作用——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方案剖析 载《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摘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都主张把道德正义和政治正义区分开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强调道德正义在政治正义中的作用,而罗尔斯对此则根本否认。但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是一种具有强道德能力的人在纯粹程序正义中选择的结果,并演化为一种特殊的道德正义。而哈贝马斯的政治正义是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在民主商谈中妥协的结果,但是弱道德能力的人却要引用道德理论来为政治正义辩护。实际上正义的制度不需要道德基础,却需要弱道德能力,它是在一定政治共同体中,具有弱道德能力的人按照民主程序而达成利益妥协的结果。
9、徐长福：异质性的得而复失——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读解 载《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摘要】：在《巴曼尼德斯篇》中，柏拉图发现，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同时既类似又不类似，既是一又是多，既是静的又是动的。也就是说，具体事物可以同时分有多个相，包括相反之相。一个具体事物同时拥有多个普遍性质，并且其中许多性质间彼无关甚至相反，这就是典型的异质性现象。异质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范型或一套同质的范型系统足以提供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完备规定，而要完备元宝具体事物，范型或范型系统就一定是复数，它们之间不可能是终化约为一。但柏拉图选择了另一条解决之道：放弃相之为同类事物范型的绝对性，转而通过相与相之间的指谓关系将诸相联结成“相的集体”，借以说明何以一个具体事物可以分为有多个相。这样一来，相与相之间的异质性就被这套同质性的思维程序给消解掉了。
四、人才培养
2008年6月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7名博士生龚庆、罗晓颖、罗嗣亮、陈建海、何子英、刘国红、罗海滢同学顺利通过博士学位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8名硕士生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
五、其他方面
1、2008年2月初和5月初，王晓升教授和徐俊忠教授分别参加由教育部办公厅组织的第二至九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骨干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培训班的学习。
2、王晓升教授撰写的文章“爱国主义需要包容与尊重”刊登于2008年5月9日《中国教育报》“把爱国主义化为强国行动”专题版面中（该文刊登时以本基地署名）。文章以奥运在巴黎、伦敦等地的传递活动遭“藏独”分子和少数西方政客干扰事件为切入点，详细地阐述了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不同，指出爱国主义不是要制造对抗和仇恨，爱国主义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需要理性表达。文章最后指出，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要学会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一个文明、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必定会赢得世界人民的普遍尊重。
3、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本所人员情系灾区，积极踊跃捐款，表达爱心。叶汝贤教授在京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项目的评审工作，电话委托工作人员捐款。截止5月21日，本所作为哲学系第一支部，共缴纳特殊党费5600元，向四川灾区人民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