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19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科研成果
1、徐长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四重区分》， 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领域存在许多分歧 需要若干必要的区分来加以疏解 在
通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体系中 辩证法的定义和框架基本上采自恩格斯的论述 而马克思
的论述只起补充和例证的作用 实际上 在辩证法思想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有原则的一致
性 又各有专长 马克思独有关于主谓词和主客体的辩证思想 而恩格斯则独有自然辩证
法 卢卡奇等人把马克思的主客体思想阐发为实践辩证法 在突出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牺牲了
认识的客观性 综合地看 马克思的辩证法包括两个不能互相还原的方面 即理论辩证法和
实践辩证法 前者在逻辑 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优先 后者在本体论和价值论上优先 马克思
的理论辩证法主要是通过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而获得成功的 其基本预设的有效
性还有赖于更多应用性成果的证明。
2、李萍：《“关怀”与“正义”优先性的道德反思》， 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摘要：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伦理形态在传统上一直由正义理论所主导。佛吉尼亚海尔德作为当代西方关怀伦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关怀伦理从人类伦理生活的实践维度，对正义理论支配人类道德生活的正当性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揭露正义理论对人所作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预设的虚假性，二是反对正义理论所依赖的普遍道德规则的绝对优先权。关怀伦理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主张人是相关且相互依赖的，处于关系之中并依赖关怀关系。当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与基于普遍道德规则的道德选择相冲突时，基于关怀关系的道德选择具有优先性，在关怀关系中回应需求的道德价值应被优先考虑。由此，海尔德重新界定了关怀与正义的关系：关怀是比正义更根本的道德价值，关怀关系提供更广的道德框架，正义包含于其中并仅在有限领域具有优先权。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两者关系，海尔德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社会各领域之间关系的模糊性，这也是正义理论仍待解决的难题。
3、李宗桂 《“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价值与中国文化前景》， 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摘要：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颇富创意的文化方法论和文化价值观，它超越了国粹派和西华派的偏颇，以中正平和的价值理性对待中西文化的优长之处，主张通过综合而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文化。它的价值在于：开启了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新路径，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典范代表；昭示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正确精神方向，为文化建设方针的科学化提供了方法论和价值观方面的有益思路；引导并形成了卓然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学派；展示了多元开放的文化建设观，超越了两极对立的极端思维，践行了辩证思维；是思想家与政治家合作的当代范例。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化建设，本质上是“文化综合创新”的结果。“文化综合创新论”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硕果，是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的方法论支撑和价值引领。它与党和国家的文化建设方略及其基本政策相呼应，推动了文化建设的进程，从学术的层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彰显了“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价值，并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光明的发展前景。
4、李宗桂：《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两点思考》， 载《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2期。（补漏）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今天仍然有合理价值的思想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精神滋养和智力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及其现代性，凝聚于它的民族性。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体现于民族性之中，通过民族性而表现出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要有合理的边界。要防止并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以古代今、反对复古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重新泛起。要以促进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为弘扬优秀传统、光大当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为基本目标。
5、林育川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及其建构性价值》， 载《马克思主义哲学》2019年第一辑 （2019年7月）。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民主构想肇始于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通过对19世纪初西方主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和市民社会状况的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均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有着无法克服的“痼疾”。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替代方案，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指出英国的前途在于“社会民主制”，马克思则分别于19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对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共和国”表示赞赏并称其为“真正的民主制”。这两种民主形式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之后的无产阶级民主（即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思考。挖掘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想，有助于避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思想片面地简约为“民主终结论”，从而凸显出马克思恩格斯民主思想的建构性价值及其对于当前中国民主建设的启示意义。
6、林进平：《论技术的毒副作用及正义的缓解之效》， 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摘要：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一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被误以为持有这种观点，甚至被误认为是技术决定论者的代表。但正如马克思等人所认识到的，仅凭技术不足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何况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还具有毒副作用，尤其表现技术使人的世界（包括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世界）趋向于物化并且陷于紧张。这种毒副作用可以被正义所缓解，只不过这种缓解终究是意识形态性的缓解。
(该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18vsj03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研究”（16BZX001）阶段性成果。)
7、胡天娇：解决城乡危机与探索红军道路的同构——以毛泽东《寻乌调查》为中心，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摘要：1930年，随着根据地运动的逐步推进，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为应对党内不同路线的分歧，深入思考红军在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的关系问题，以寻乌调查为契机，毛泽东细致考察了寻乌县城的市场。《寻乌调查》深刻呈现出商民农户的困境根植于半殖民半封建的国情，并揭示出红军的出路蕴含于为人民探索出路之中。通过平抑地主、军阀、帝国主义等压迫势力，以农村土改运动带动县城经济，建立工农商广泛的统一战线，红军重新激活了城乡社会，也明确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发展道路。寻乌调查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一系列的调查工作，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工作之外初步了解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为新中国建国后处理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进入新时代的当下中国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 （该文是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18JJD710007的阶段性成果）
8、胡天娇：虚假的公民与生成的人民：资产阶级民众观与马克思主义民众观的对立——基于《法兰西内战》的分析， 载《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由于巴黎公社“工人阶级政府”的特殊性质，自它诞生起就与周遭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关系。《法兰西内战》中所刻画的两者间的冲突，同样也体现在资产阶级民众观与马克思主义民众观之间的对抗中。其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意识形态中，民众被区分为积极公民与消级公民，只有前者能够真正地参与政治实践。而在公社与马克思的民主观念中，人民是生成的与可被塑造的，人具有实现公心的潜能，能够在工人阶级的引领下摒弃私意，参与民主实践，于集体中找到个体的归宿。马克思关于生成的人民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民民主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该文系2018年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18JJD710007的阶段性成果）
9、胡天娇：马克思“劳动主体”思想对“牧人与羊”模式的批判与超越——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 ， 载《观察与思考》2019年第4期
摘要：“牧人与羊”是《圣经》中指代神人关系的经典譬喻，在这一比喻中，人始终遭受外在至高力量的宰制，以及受到从民众中分化出去的，被神授命的“小牧人”的安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呈现出这一关系范式不仅运用于中世纪的政治神学，也存在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拜金钱教中。马克思“劳动主体”的思想蕴含着批判、打破“牧人与羊”这一模式的理论资源。
10、张欢：《苏南农村的“并家”婚姻模式及其新联合家庭结构》， 载《西北人口》2019年第2期。
摘要：不同的婚姻形式具有不同的家庭关系与家庭结构。不同于嫁娶婚与招赘婚，苏南农村普遍盛行的“并家”是一种不嫁不娶的新型婚姻形式，体现了“并家”婚姻策略的平衡性原则，既保持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完整性，又重塑了双方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再造了一种合力向上流动、实现城镇化的新联合家庭结构。然而，新联合家庭结构虽有助于实现子代家庭的城市化，却是以双方父代家庭高积累低消费的生活为代价的，同时隐含着子代家庭趋于啃老生活的可能性后果。“并家”婚姻模式下的新联合家庭结构是理解当前农民家庭转型的一种新视角。
11、张欢：《整合型精英结构及其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摘要：村庄精英结构是影响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变量 以苏州为例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村庄精英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及其对基层治理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表明为适应转型期复杂治理事务的实践需求以低度村庄分化与村集体经济为基础在政府的有效引导下通过对体制性精英的制度化选聘流官化培养以及对非体制性精英的非正式化吸纳村庄内部呈现出一种体制性精英与非体制性精英相结合的整合型精英结构 整合型精英结构不仅催生了二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模式而且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形塑了稳定的基层治理格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基层治理有效性推进了基层治理现代化。
12、林展翰：《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要》 ，载《现代哲学》2019年第6期。
摘要：2019年9月21-23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学术研究杂志社、现代哲学杂志社协办的“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来自全国的67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捷研究员等马克思主义领域的专家学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研究》和人民出版社等国内著名期刊、报纸的编辑与研究人员。一方面，会议回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更好地在中国大地茁壮发展，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如何有效发挥作用这一总体性问题。另一方面，会议认为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工作既崇高而又富有挑战性，具有建构强大凝聚力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鲜明时代特性。围绕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展开热烈研讨。
13、杨思敏 吴重庆:《庙宇承包经营灵力生产困境与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的个案研究》， 载《民俗研究》2019年第5期。
摘要：广东新会北头村仙娘庙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其经营方式由集体经营转为承包制经营造成了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格局的改变具体包括神明的被承包化 信仰活动家神化 信众来源远距离化及在村仙姑群体衰落等现象 庙宇承包经营使庙宇经营者需要面对个人经营创收诉求与由此带来的灵力受损的困境对此经营者通过调整经营策略以实现灵力的再生产 另一方面受庙宇承包经营的影响民间信仰活动逐渐从乡村社区公共生活退出其整合社会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珠江三角洲民间宗教地理空间分布调查研究项目资助，编号13JJD72002）
14、邱丽：《集体土地财产化与农民“反市场化”——基于珠三角的调查》， 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摘要：集体土地财产化是指将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给个体的“私人化”分配方式。调研发现，珠三角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大量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被分配给私人。在地城镇化的村庄社会消解了农民的城市化成本，村庄集体福利社会的“非市场就业体系”为农民提供了在村的工作保障，村庄分红与高地租收益构成了大部分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即农民无需在市场中打拼也能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由此农民普遍呈现出缺乏竞争性的市场精神，缺乏有力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能力的“反市场化”精神面向，这是集体土地财产化的结构性后果，即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了“过多”“去劳动化”的利益给个人，土地利益生产机制与土地利益分配机制不匹配。个体市场能力弱与市场积极性低的“反市场化”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经济低迷、地租收益偏低、村集体福利保障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失业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增加国家对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调配，实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涨价归公”是保障农民社会福利与减少农民“反市场化”的根本出路。
15、邱丽：农村合作社是如何可能的——基于“国家制度—基层治理—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 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
摘要：国家资源的投入往往被当成合作社运行的最关键因素。通过田野观察粤北H村的农民合作社的组成与运作机制，表明：农民合作社的构造是国家制度资源-基层治理资源-农村社会资源三者互动的结果，即国家政策引导下的农村综合改革向农村输入的资源，乡贤资本为代表的村庄社会内生性合作能力，以及基层治理结构中村两委对合作社的促进力量。因此，加强农民合作，完善合作社的制度需要从社会-治理-国家等三个层面入手。具体而言国家实施相应的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最关键的还是要挖掘村庄社会治理资源和塑造村民主体性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力量，此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16、王千陌：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二重性——论法哲学中 国家观念的经验性与概念性 载《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摘要：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长期存在一种趋同化倾向。本文 则试图从历史、法哲学、逻辑学三个方面的平衡入手，给与黑格尔的 国家观念以一种全新的解读。本文认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 表述了一个二重化的国家观念，一方面是经验中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概 念中的国家，而“巧合”的是，国家观念中的经验成分竟然与黑格尔 时期的普鲁士国家的实际建构出奇的一致，同时两个方面的国家又以 理性的名义完成了同一。本文将一方面以实证的态度还原法哲学中国 家观念的经验成分的实际历史承担者，另一方面以逻辑的方式还原国 家观念的内在推理，最终，越过二者的断裂，考察黑格尔法哲学背后 所隐藏的现实合理化的致思理路。该论文系2016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 类理想”（16JJD710015）的阶段性成果。
17、王千陌：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悖论——以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为例 载《海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摘要：自我优先性及其所引发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一直是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 批判的重点。针对这样一种批评，罗尔斯发展了另一种较为温和版本的政治自由 主义。但是，无论是罗尔斯的原初版本还是金里卡等人对此问题的扩展性解释， 均未能避免政治自由主义持有自我优先于目的这一本体论预设。甚至可以说，自 我优先于目的是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所退无可退的底线。而桑德尔对自由主 义自我观念的批判，绝不只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其关涉到主体对于“追寻美 德”是否具有某种先天的义务。然而，自由主义用以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种种论 证，要么是导向了更深的价值虚无主义，要么是其自我先于目的的本体论结构所 不能容纳的。因此，自由主义在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本体论 层面的悖论。
18、林进平：《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三种阐释路径》载《哲学研究》2019年第8期（署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正义在于合乎人性，这是很多正义论者潜藏的理论范式或预设 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会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同解读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作出三种不同的诠释: ( 1) 正义在于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相适应; ( 2)正义在于与合乎人的生产以及与人的生产方式相适应; ( 3) 正义在于与人的需要相适应客观地说，这三种诠释都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观点，但相较而言，第一种失于抽象，未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特色; 第二种存在着还原论 机械决定论的痕迹; 唯有第三种最富有理论前景，其潜藏的理论解释力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出版著作2部
1、xuchangfu: Marxis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 Revised Edition,Parodos Verlag, Berlin, 2019.
2、徐长福:主编《实践哲学评论》（第四辑）, 2019年12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二、主办系列学术讲座
（1）、实践哲学讲坛第19期
2019年10月23日下午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图宾根大学教授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主讲“康德视野下的意志自由和当下的脑科学研究”，由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主持，江璐副教授评论。
赫费教授认为，当下的脑科学研究提供了我们认识我们思维机制的生理基础诸多途径，极大拓展了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发掘的可能。不过，就因果关系和自由意志而言， 我们仍可以看到这里存在着一个自然和理性纠缠不清的迷局。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哲学不仅不是一个过时的道德理想， 反而是一个基础的认识批判。并且，它不仅已经提供了认知科学研究所依赖的因果关系的一个本质的阐明，也给补足了一个它尚没有充分领会的规范建构。 就此而言， 一门正当其时的科学也还是有必要就教一门成熟深远的哲学。
赫费教授讲座的主题是，意志自由和脑科学研究——一个康德视角的审视。讲座结束后，中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赫费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一起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问题如下：
第一个提问：自由是在普遍的意义上去遵循理性最高的法则，而不是限制在某个原子化的行为上。不自由是源于感性。问题是，自由是比遵循理性法则最高的东西，是不是我不遵守理性就一定会堕入不自由当中。第二个问题是，我是不是因为不自由被规定我才获得自由成为人的，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悖论。
赫费教授：首先，和非理性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康德只有一个理性，这个理性只是在不同的应用当中成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意志自由只限制在实践理性的应用上面，它和非理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关联。自由意志本身就是一个理性的东西。第二个讨论就是说人是一个潜在的自由的人，人们就是在自己的教化的过程中，通过自律，通过文化，通过不同的阶段，一直上升到意志自由和道德的阶段，他才真正成为人。所以一个人只是潜在的是一个人，我们都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自由意志的三个层面都是和理性相关的，但是是不同程度上的自由，它们和非理性都没有什么关联。
第二个提问：赫费教授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来谈的。我记得赫费教授针对当代数学、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对回应，康德的时空观是先验的理论，而这种科学都是经验的理论。是不是在脑科学和认知科学对意志的研究中也会有这个问题呢，就是它们是否能够触及意志的内核呢？第二个问题是，康德要限制知识，为信仰留出地盘，自由应该是实践理性的领域，而自然科学属于经验的领域，我怀疑今天的自然科学到底能够为自由意志的研究贡献多少。而事实上，在心灵哲学中有一股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思潮，我想问，意志自由真的能够为理论和实践所否证呢？还是如康德所说，只能由实践理性来确定？
赫费教授：我为康德作辩护其实也不能说是辩护。我想指出康德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哲学研究是处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或层面上的。所以康德就把研究的领域给分割了。我并不是想说康德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我的意思是哲学家作哲学家的事情，自然科学家做自然科学家的事情。从而康德不仅为哲学家保留了权利，也给自然科学家保留了自留地。像斯宾诺莎这些以前的哲学家总觉得哲学还可以干涉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在这里康德把二者的分工区分开来了。至于后面一个问题，物理主义和行为主义当然是分析式的心灵哲学的两个主要潮流，但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分析式的心灵哲学它的建基人是赖尔，而赖尔是从休谟出发的。所以分析式的心灵哲学有一个预设，就是经验主义者的预设，但是现在我们也可以为心灵哲学开启另外一个视角。赖尔没有读过康德，或者读的不够深入，他也不知道黑格尔，其实一个康德主义者或是黑格尔主义者同样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心灵哲学家，这样也能为心灵哲学带来一些更多的或者更好的视野。
第三个提问：自由是否从根本上而言是否是一个自我在自身中可以确认的一个现象或者说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这个现象或者能力是否在客观上，在他人身上是否有这样一种能力？脑神经科学认为，当我们在进行客观观察时，我们观察到一种客观知识，在他人身上或者在动物身上，在自然世界是没有自由的现象或能力的。也就是说，自由里面一定要包含一个向自我显现这样一个因素，一个东西向自我显现就是一种第一人称视角的认识或知识，但是客观知识可能是第三者的视角，这种客观知识实际上是不能证伪向自我显现这种第一人称的知识的。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赫费教授：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据，但这并不是一个充足的论据。因为虽然区分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知识在哲学讨论当中页经常出现。但我们还要考虑自由概念的社会性。比如说，我们只要看到刑法的追责的可能性就在于我们预设了他人的意志自由就行了。民法的民事责任追责也是预设了人的自由意志的。所以，它还有一个更广的层面，不仅是从第一人称，它还有第三人称。我们需要从更多的东西来讨论自由这个概念。
第四个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脑科学似乎把自由意志理解成一种效果因，我的意思是，康德不是这种理解。我们是否可以利用亚里士多德另外两个因果概念即目的因和形式因去理解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第二个问题，英语学界经常说，如果不用自由意志概念，我们就没法对责任进行奠基。我认为这个论证是会引起误解的。Responsbility这个词其实是有歧义的。我的理解是，亚里士多德讨论过的“自愿的”这个概念其实已经可以为责任奠定基础了。但这个自由概念不是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我想问教授我这样理解是否是正确的。
赫费教授：第一个涉及到四因说，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是绕远路了，没有太大必要把亚里士多德的讨论引入到康德中。第二个问题我认为杨老师讲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把亚里士多德的“自愿”讨论提出来了。这个讨论非常优美，其实就是想看人的责任应该在哪里，意志自由怎么在行动当中去寻找它，还有就是说在人的法律关切当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现在讨论到责任问题的话，都会提到这么一个源头。当然，这么一个自愿的概念对于无论德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的刑法来说都还不足够强，就杨老师提到的负责的问题，英文的responsibility和德文对应的两个词，词根都是一样的，都是回应的意思。如果对词意进行分析，我认为，英语的多重含义和德语的多重含义应该是相对应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有待切磋的。
第五个提问：谢谢赫费教授的演讲。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赫费教授有讲到，定言命令作为伦理的标准，它是人类命令的最高形式，是实践理性的完全体现。在英语世界里最有影响的实用主义也好，交往伦理学也好，也不得不承认定言律令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康德的定言律令没有在人的实践中像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一样占据最有影响的位置呢？
赫费教授：这个映像可能不符合实际。其实，在英语世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就回溯到了康德，现在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实践哲学也是康德主义的新的形态。再看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实用主义没办法解决的，比如说涉及到欺骗。我们都觉得欺骗是错的，这不能由实用主义来为我们这一道德认同奠基。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国家出现了很多连环谋杀案，大家陷入恐慌，如果这个国家随便找一个做替罪羊，使得人民可以稳定情绪，这在功利或是效益上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大家都觉得这是不应当的。所以功利主义能够解决的伦理问题还是有限的，还有中央法典里面也说过，不能强行使人去做某事，因为这涉及到自由意志的问题。穆勒在实用主义的书上第五章费了很大劲解释公义这个概念，justice这个概念其实是人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没办法得到很好解释的。公义的思想是一切的奠基。而在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些问题是可以用功利主义来进行解释的。
在我自己的学习过程中间，康德是代表着做人高度的哲学家。我们要经常地学习康德，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在做人上该往哪里去努力。这是第一层意思，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赫费教授为我们重新明确做人的高度。第二层意思就是开始我讲的，就是康德教哲学说德语，我非常高兴看到在我们讲座中间，我们的老师，同学用康德说的德语来跟我们的康德专家来一起交流。我感觉到特别地高兴。从大家的表现看到中国的哲学未来的希望。我最后想表现一个愿望，康德教哲学说德语，也不过一百年的事，我非常希望有一天，在座的各位，到德国去的时候，去图宾根的时候，你们说汉语，他们也有年轻的学者、学生用汉语跟你们说哲学，到那个程度，中国的哲学就强大起来了。
（2）、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35期
2019年10月29日（周二）下午在中山大学锡昌堂103室召开。本次论坛主讲人是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专家麦克莱伦教授，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徐长福教授，评论人是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麦克莱伦讲座题目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它的本质、张力和当代意义”。讲座结束后，中山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麦克莱伦教授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一起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讨论的问题如下：
提问1：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调整，如何看待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必然”的命题？
麦克莱伦教授：我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很大。马克思说过，人类未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必然的结果。卢森堡在面对两个必然性时也是这样说的。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无法持续扩展，这有经济的原因——逐渐下降的利润率，这也是2008金融危机的原因，还有生态的原因——资本主义需要持续扩张的生产，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当资本主义无法扩张时，它就要灭亡了。一个替代选项是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共产主义，这种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如果资本主义开始崩溃了，你必须有某种完全不一样的替代选项，那可能是法西斯主义，某种非常独裁的体制，那是可能的。但很明显，从人类繁荣发展的角度来看，最好的选择肯定是社会主义，这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提问2：您在报告中提到马克思对待两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为何会对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如此充满信心呢？
麦克莱伦教授：马克思想要复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譬如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原因是，他看见了在这些社区内，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然被摧毁了的人们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非常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运动是辩证的，尽管后者超越了前者，但并未完全抛弃前者，后者保留了前者的有价值的部分。资本主义是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的反面，而在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却存在这些人类关系的部分，在这些因素之上可以建立起某种社会主义的基础。早期马克思或许被德国浪漫派影响而持一种反动的历史观，他们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好的社会，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些是更好的社会，而是说它们包含有一些因素可以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作为基础。
提问3：我想请问一下，在马克思的视域内，我们怎么处理批判和建设的关系？
麦克莱伦教授：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回答是，如果你在批判某事，特别是社会问题，那么你必须是以某种价值来批判它的。所以，你就是建构性的，你在提倡某种建基于不同价值上的社会。显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但同时，他也是建构性的。资本主义不能使人们行使他们的本性，即自由的社会的创造行为，正因为他以这些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他所提倡的社会就是一个建基于能提升人类本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你可以以一种乌托邦主义的方式来做这种事，但马克思走得更远，马克思是建构性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朝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须的阶段。不论你是否同意马克思的思想，但马克思看起来，在批判社会和建构社会的结合上，是非常成功的。
提问4：教授您能否用一句话概括一下马克思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它的本质是什么？
麦克莱伦教授：这是一个简洁的问题，但很困难。我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能够保障人类能力最大限度发展的社会。
（3）、潘小慧尤煌杰的学术讲座 实践哲学讲坛第20期
2019年11月21日上午台湾辅仁大学潘小慧、尤煌杰主讲“实践的善与美”，作为实践哲学讲坛第20期。李萍教授主持，郝亿春和周春健教授评论。
潘小慧、尤煌杰教授认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追求「善」与「幸福」，与追求「美」与「美感」都源自人类理性中的实践理性。善的实践在于，人作为一个行动的主体，致力于使人自身达成德行的圆满，透过实践理性与意志的欲求让人成就「卓越」。「美」的实践在于，人作为一个面向客体世界的制作者，致力于完成一个「作品」「美感」即是作为观赏者的主体在面对某一对象时，透过实践理性与感性直觉让人体验到心灵愉悦和超越境界。讲者从个人的学思历程反思在哲学的探究路途上，如何接触实践哲学的基本观念，并透过对话分享在道德境界与美感境界的追求中，知性与感性上的收获。
（4）、丁立群 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第21期
2019年11月21日上午，本所邀请黑龙江大学丁立群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第21期，题目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范式的转换》，论坛由徐俊忠教授主持。
丁立群教授认为，古希腊文化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把传统实践哲学概括为两种传统，即“伦理-政治”的与“科学-技术”的传统。在这两种传统中，马克思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传统，特别是在 “理论”与“实践”概念、实践哲学的主旨和内在精神上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劳动”代替了实践，以“社会”场域代替了政治场域，转换了实践哲学的基本范式。将历史上实践哲学的“政治-伦理”传统转换为“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构建了与传统实践哲学“实践→政治共同体→人的政治本质→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逻辑不同的另一套理论逻辑即： “劳动（实践）→社会共同体→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革命→社会解放（人的解放）”的理论逻辑，实现了实践哲学传统的一场革命。马克思“劳动-社会”的实践哲学以及所设想的社会革命，具有一种超越政治领域和政治革命的彻底性，革命的广泛性和革命目标的远大性。
（5）、杨国荣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第22期
2019年 11月22日上午，本所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杨国荣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第22期，主讲题目：《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基于“事”的“史”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论坛由张伟教授主持，杨海文教授评论。
杨国荣教授认为，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正是在参与多样之“事”或从事多样的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历史的主体，而“事”的多样性，则规定了历史演进的多方面性。相应于“事”由人“作”，因“事”成“史”同时表现为人创造历史的过程。然而，“事”总是发生于已有的条件之下，“史”同样展开于既定的背景之中，“事”和“史”所涉及的既成前提，具体表现为“势”和“理”，作为“事”和“史”综合背景的“势”与“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理”），扬弃了“事”和“史”的任意性而使之具有现实的形态。源于人的参与和基于既成的“势”和“理”，构成了“事”和“史”的二重向度。“事”的变动和“史”的衍化，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事”的发生源于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不同的意义上涉及人自身的发展，“史”的衍化则关乎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事”有目的，“史”有方向，“事”无止境，故“史”无终结。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6）、何萍教授主讲 11月26日上午 实践哲学讲坛第23期
2019 年 11 月 26 日，本所邀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何萍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第23期， 讲座的题目为《实践哲学研究的开展与中国 21 世纪理性的建构》，论坛由谭群玉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评论。
何萍教授认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对，是哲学史上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这两种哲学传统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贯穿于古希腊以来的全部哲学史之中。然而，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地位及其对于人类理性建构的意义是不同的。在 20 世纪之前，理论哲学始终占居于主导地位，构造了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为主体的科学理性；自19 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人文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实践哲学建构了自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并在 20 世纪初形成的后工业社会中获得了社会基础，构造了以文化科学思维方式为主体的历史理性，取代了近代理论哲学创造的思辨理性。与西方哲学的发展相比，中国哲学的发展格局要复杂得多。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哲学思想上，既有自己的哲学传统，又受到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烈影响。自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哲学多种哲学传统的论争中建构了自己的理论哲学传统，又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论争中扬弃了理论哲学的传统，转向了实践哲学的研究。如何在当今世界历史的变革中构建中国的新理性，是当下中国实践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亦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7）、王南湜教授主讲马克思论坛第136期
2019年11月26日下午，本所邀请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主讲马克思论坛第136期，主讲的题目为：从主体行动的逻辑到客观结构的逻辑——《资本论》“商品和货
币”篇的辩证法 。论坛由马天俊教授主持，龙霞副教授评论。
王南湜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人们无法将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对于改变世界强调的主体行动者的立场与后期对于客观规律强调的科学观察者立场合理地关联起来，从而也就无法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总体思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合理地解读《资本论》“商品和货币”篇中马克思独特的辩证法思想。如果我们拨开缭绕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成见，仔细地考察马克思之所以要殚精竭虑的反复修改这一部分内容，就能够发现，表达于其中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精心构思来关联起两者的一个“转换枢纽”或“转换器”。因此，合理地解读《资本论》 “商品和货币”篇，便成了解决这一困难的关键。
三、主办学术会议
（1）主办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
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简称“马哲所”）和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联名举办的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于2019年11月23-2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园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安徽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和台湾辅仁大学等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哲学研究》、《哲学动态》、《求是学刊》、《天津社会科学》、《江海学刊》、《学术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学术媒体的9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和中山大学马哲所所长李萍教授致辞。张伟主任指出，实践哲学中文论坛是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学者用汉语切磋实践哲学研究所搭建的交流平台，这种学术语言的自觉所体现的是对中华文明的担当意识。李萍所长指出，这届论坛是中文学界以实践哲学为专题的一次盛会，不仅参会人数多，而且学者来自多个学科，议题论域广，论文水平高，符合本论坛品质第一的宗旨。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研讨实践哲学在哲学学科和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包括其历史情况和国别差异。本届论坛沿用前两届论坛的做法，通过双向匿名评审来遴选发言论文。本届论坛共收到应征论文100多篇，选出了71篇，设大会发言与分会研讨（包括三个分会场，分会场中每篇报告均设评论人）。本届论坛的口号是：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
11月23日上午的大会发言以“实践哲学的主旨”为议题，分为两组，分别由《哲学研究》黄慧珍编审与辅仁大学尤煌杰教授主持。
第一组发言的有5位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黑龙江大学丁立群、辅仁大学潘小慧和中山大学李萍。王南湜从人类的三重旨趣（我们可以期望什么、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着眼讨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中与之相应的三种辩证法：作为价值理想建构的历史辩证法、作为科学理论建构方式的历史化的先验逻辑或知性辩证法、作为形成实际行动方案的实践智慧或实践辩证法。杨国荣指出，相对于以“物”观之、以“心”观之和以“言”观之，以“事”观之是基于人的现实活动及其结果来理解世界和变革世界；“事”与“道”“德”“天”“性”“实践”和“行”等范畴既有相关性，又有所不同；作为广义的人之所“作”，“事”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交融。丁立群讨论的是实践哲学的理论界定：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经历了实践的知识性内涵、实践的场域和实践的层次三重拓展；实践哲学归根到底是关于人文科学的哲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意义的哲学，是关于人的完整性的哲学。潘小慧主要讨论的是多玛斯实践哲学中的“艺术”之德和“明智”之德：多玛斯把德行分成本性之德与超性之德；本性之德可分为理智之德与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分为思辨理智之德和实践理智之德；艺术是一种实践理智之德，而prudentia/prudence既是一种实践理智之德（明智），也是一种伦理之德（智德）。李萍试图以实践的视角超越元伦理学的分析方法与问题视域，结合中国传统中对“理由”概念的价值预设，从实践出发为“理由与价值何者优先”这个难题提出一套合理解决方案；实践不仅要求我们要再现自然事实，还要求我们触发相应的心灵机制，只有依托价值中介才能在实践中识别和回应理由。
第二组发言的也有5位教授：南开大学阎孟伟、武汉大学何萍、浙江大学张盾、西北大学张学广、清华大学李义天。阎孟伟强调，没有形而上学，就没有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理性之维是形而上学中完全不依赖于经验世界的“纯粹理性”，它可以用于经验世界，但却不出于经验世界，而来自我们的理性能力，为我们提供逻辑上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命题；这种理性之维存在于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何萍试图对中国从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的理性作一反思，以便确定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实践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当代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与中国哲学理性的变革；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21世纪中国理性的建构。张盾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是现成的学说，它需要我们去建构；实践在哲学本体论上的规定是中介性和社会性，它主要表现为劳动、工业和科学等形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限度，比如实践的异化；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不会被超越，就仍然为我们的建构留有余地。张学广讨论的是维特根斯坦在现代哲学转向中对实践哲学的贡献，这尤其表现在他后期辨析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实践进行详细的语法分析，探寻哲学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引发了对哲学性质和方法的颠覆性理解，这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实践转向”的重要思想来源。李义天试图澄清、补充和完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这也与美德伦理学的现代化问题相关；他具体从实践智慧的特征、环节与运用三个方面展开，并特别考察了实践推理的原理，使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更加精细化和可操作化。
11月23日下午第一分会场的主题是“古代实践哲学”，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研究》黄慧珍编审与中山大学郝亿春教授主持。针对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是否成立这一问题，郝亿春教授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布伦塔诺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资源，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回答。暨南大学刘钢教授从亚里士多德对理性的无能这一判断入手讨论了实践哲学在当代所出现的自然主义转向，并进一步思考如何有意识地建构一种带有自然主义承诺的实践哲学。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王涵青副教授从比较孟子与董仲舒的“仁—义—利”结构之间的异和同入手，探讨了现代社会如何借鉴这些传统资源来思考道德实践的主体价值抉择之可能性与动力的可行方向。西北大学刘宇教授强调，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和政治学中所遗留的如何理解实践综合体的问题，在诗学中通过叙事对实践的模仿而得到部分的解决，保罗·利科通过发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将其普遍化为实践的诠释学，使之具备了作为实践理性运用之方法论的潜在功能。中山大学郑劲超助理研究员探讨了斯宾诺莎实践哲学中“共同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德勒兹为“共同概念”所提供的后现代内涵，展现了斯宾诺莎在当代激进理论中的多幅形象。中山大学江璐副教授讨论的是实践哲学作为科学的可能性问题，她逐一分析了西方历史上哲学的二分法和三分法、哲学在历史上发生的词义和用法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划分。黑龙江大学陈莹副教授指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科学在近代的区分有利于揭示实践的本质特性，并能更好地实现二者的融合，切实地体现实践作为人的意志实现活动的意义。韶关学院林蔚轩讲师以《荷马史诗》中的“正义”的多层内涵为例，讨论了荷马的实践之学及其特殊的呈现方式。中山大学覃万历助理研究员提出，柏拉图对修辞的批评切断了“知（知识）—说（言说）—行（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造成了“实践哲学”间离于实践，而走出这种困境的关键在于，哲学思维应当重新接纳修辞逻各斯，去面对完整的逻各斯和不完整的现实世界，重新回到“知—说—行”三合一的学术传统。
11月24日上午第一分会场的议题是“近现代实践哲学”，两组发言分别由《学术研究》罗苹编审与西南民族大学李蜀人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袁辉讲师根据康德晚期著作和遗稿中的观点反驳了“两种自由”的区分，并根据他的“实践三段论”理论证明，偏离理性法则的自由任性依旧试图依照理性法则行动，它只不过被貌似法则的幻相所误导。中山大学张广助理研究员指出，尽管批判哲学不能只被看作一个体系的说明，但它提供了一个道德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它应当被理解为一个道德主体的总体的说明和启蒙。清华大学博士生龚李萱强调，愉快是否具有意向性这一问题处于理解康德鉴赏判断的核心位置。她援引现代行动哲学对行动的意向性的分析来对愉快的意向性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华东政法大学张大卫助理研究员分析了黑格尔对康德“定言命令”的空洞性指责，定言命令的致命缺点在于其形式化特征会导致伦理判断的相对化、偶然化，从而产生非伦理。华中科技大学王丁讲师指出，晚期谢林以“先行于一切思想”的“不可预思之在”取代了作为黑格尔逻辑学开端的“存在”概念，把从前思想的存在向思想的过渡看作一种自由实践的结果，以此方式完结了德国唯心论，并在它的最后阶段过渡到了实践哲学。四川大学余玥副研究员强调，黑格尔的家庭法是一种包含契约论要素的商谈性规范，家庭是国家的“第二重根”；黑格尔的家庭学说中包含着效用论和幸福论考虑，它在当代被霍耐特用于修正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并更新民主实践。黑龙江大学高来源教授以杜威哲学为参照，论证了实用主义哲学思维的实践性的内在机理，这种机理主要表现为指号、意义与思维的实践逻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小虎讲师主要疏解和评论了海德格尔1924年冬季学期的亚里士多德讲稿；海德格尔的实践哲学是形式显示的实践哲学；这种哲学强调思想与行动相辅相成，知和行彼此结合。华中科技大学邵华副教授主要讨论了伽达默尔的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学，它立足于当代历史处境，反思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的实践合理性，批判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统治给人类造成的危机。
11月23日下午和24日上午的第二分会场主题均为“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其中，23日下午的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动态》贾红莲编审和华南理工大学李文美教授主持。吉林大学程彪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凸显了实践的历史性与自否定性，马克思由此开创了现代实践哲学。中山大学龙霞副教授深入剖析了马克思的目的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这一概念如何内在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里。南开大学侯振武讲师指出，实践理性既是整合不同理性形态的基础，又是不同于且优先于理论理性的理性形态，而马克思则以真正现实的实践哲学的方式深化了这种双重性。上海社会科学院谢晓川助理研究员重新审视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接受和评判，同时评议了马克思博士论文中“Akkommodation”的翻译问题。中山大学王兴赛助理研究员探讨的是黑格尔的“Handlung”概念到马克思的“Praxis”概念的转变，具体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德国实践哲学这两个主题词的内涵及其演替。中山大学谭群玉教授考察了马克思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论证了马克思是唯物辩证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副教授指出，马克思否认存在柏拉图所指的作为本质的天赋，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通过感性实践活动来塑造的。华南农业大学谢翾讲师论证了马克思实践生存论如何继承并发展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哲学。中山大学李婷婷博士生指出了马克思实践哲学里个人的伪出场与历史的强逻辑之间的张力。
24日上午第二分会场的两组发言分别由中山大学夏银平教授与华侨大学许斗斗教授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侯小丰研究员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在理论架构的核心、个人概念、对国家的基本态度、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看法等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异。黑龙江大学邓久芳博士生指出，马克思实践哲学在研究内容和思维方式上超越了传统哲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刘习根副教授探讨了米塞斯行动学与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哲学基础、先验性与经验性、行为或实践动因上的差异。中山大学凌菲霞助理研究员总结了21世纪西方解释葛兰西哲学的分析范式和批判范式，并对比了两种范式的优劣。大连理工大学刘贵祥教授认为，科西克采用了一种“海德格尔—马克思互释”式的解读方式，他从批判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开始，创造性地揭示了实践概念三个向度及其特点。大理大学赵映香副教授回顾了21世纪以来中国实践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中的重大问题，并指出了徐长福教授和杨国荣教授等在元实践学上的原创性成就。深圳大学张守奎副教授梳理了台湾学者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学术渊源、理论定位、思想特质、具体内容和实践效果等方面的研究状况。中山大学刘晓雷博士生通过比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论》探讨了禁欲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
23日下午第三分会场的主题为“实践哲学的理论探索”，两组发言分别由《天津社会科学》赵景来编审与《江海学刊》赵涛编审主持。吉林大学王福生教授首先阐明了高清海哲学从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到类哲学的发展，然后讨论了高清海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实践哲学。南开大学王时中教授通过反向逆推的方法突出“实践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并为“实践哲学”建构一套可操作的方案。南方医科大学马万东副教授认为，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来看，实践哲学应当成为继存在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诸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哲学阶段和形态，代表了哲学的发展方向和出路。西南政法大学吕春颖副教授指出，价值一元论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成为现实，价值多元论承认并符合人类既定生存条件以及个体的多元化诉求，因而更符合现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中山大学叶甲斌博士生通过对象、意识与语言等三要素，以语言分析方法考察实践的概念。武汉大学刘倬帆博士生认为，马克思通过指出语言的实践性和交往性本质来对既往语言理论进行了一次革命。中山大学刘畅博士生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实践学传统克服了现代西方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存在的不足，强调人类行为对人类理解和阐述世界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这样的实践学是反对还原论的。中山大学周宏胤博士生通过符号指谓的句法结构图解来探讨异质性哲学如何考察符号认识。
24日上午第三分会场主题为“实践哲学的当代课题”，两组发言分别由肇庆学院黎玉琴教授与中山大学吴育林教授主持。西南政法大学乔戈副教授主张马克思通过元伦理层面的反思达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规范性的逻辑自洽性。中山大学邓伟生副研究员分析了威廉斯的平等理论及其相关讨论，并指出当事人视角能为平等理论的辩护提供新进路。中山大学卢俊豪博士生指出共同善在实践中遭受冷遇的难题，并强调先天的共同体感与实践中的道德赋能乃解决该难题的重点。重庆大学的吕进教授探讨了萨特如何通过中介—整体化方法来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黑龙江大学的刘健博士生指出，哈贝马斯反思性地批判了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提出了科学技术民主化的发展出路。四川文理学院文翔教授通过分析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关系来说明中、西、马三大哲学学科可以形成合力，推进中国现代实践哲学研究。中山大学杨玉昌副教授以抑郁症的哲学治疗为例，探索了“非疾病化的”哲学治疗实践。
11月24日下午大会发言的议题是“实践哲学的前沿”，分两组发言，分别由《哲学动态》贾红莲编审和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主持。
第一组发言的有5位教授，包括复旦大学孙小玲、安徽大学张能为、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上海师范大学樊志辉、中山大学马天俊。孙小玲指出，康德对实践与理论的区分缺乏清晰性与合当性，这使得从思辨到实践的路径与道德路径交织在康德著作中；依循《实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路径，先验自由首先是个道德概念而非思辨的概念，是道德必要的预设，并仅仅在道德行为中获得其肯定意义。张能为指出，西方实践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伽达默尔的以解释学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既容纳了亚里士多德式的情境性行为选择，又包括了康德对普遍行为规范的形而上学思考；实践哲学以其高度复杂性或许会成为未来人类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并具有巨大的思想空间和意义。田海平教授首先讨论了实践哲学的问题域，比如做、知行关系、理论方式与实践方式的关系、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等问题；作为中国人，我们应从切身性出发对上述问题域进行还原；除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外，儒家的仁性主义传统也应是实践哲学谱系中的一种，它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志”伦理中。樊志辉首先界定了实践哲学视域下“实践”的具体指称；他然后讨论了实践哲学的能指，澄清了关于实践的哲学与基于实践的哲学之间的关系；然后他提出了一种后实践哲学，强调要走出实践的自我称义；最后他主要反思了人类实践得以可能的先验前提，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在限制（边界），并进而把握人类实践活动的逻辑空间。马天俊试图对实践和哲学本身作一新的理解，具体来说就是在范式更迭的意义上来理解恩格斯对自在之物问题的了结：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为宗旨，马克思恩格斯力图扬弃哲学本身，使之回归能动的和感性的实践，这是一种范式转换。
第二组发言的也有5位教授，包括清华大学韩立新、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辽宁大学王国坛、华南师范大学尹树广、中山大学徐长福。韩立新强调，高清海1995年以后的实践哲学主要表现为他所提出的“类哲学”，一种真正以“劳动实践”为基点而展开的一元的“实践哲学”；高清海所说的类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而更接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类”的规定。程广云以启蒙为线索梳理了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实践哲学的发生史并展望了新的实践哲学类型：新启蒙阶段，实践哲学表现为作为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实践哲学；后启蒙阶段，实践哲学表现为作为形上学和语言学的实践哲学；再启蒙阶段，实践哲学应面向实践本身，其要点包括实践原子主义、实践情境和行为链分析、实践循环和动名词体系。王国坛指出当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没有解决人的发展问题，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乃至辩证唯物主义出发都未能指明历史发展方向，也未说明社会主义的来源。因此，社会主义问题需要进入到哲学领域之中加以谈论，而要处理上述两个问题就要注意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尹树广细致梳理和讨论了实践和实践哲学概念在西方古代、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中的变化，并同时讨论了存在论与伦理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概念的扩充与实践的心理学、实践的主体问题与时空概念等问题。
作为本次论坛的策划者，徐长福最后发言。他对自己为本届论坛所设计的主题“实践哲学的学科定位”进行了说明，其要点是：实践哲学学科是各种实践哲学的私人学说进行公共交流和评价的学术平台；实践问题的整体性如今已被高度分化的学科所肢解，亟需实践哲学学科加以统观；中国实践哲学学科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是直面并解决那些目前尚未进入学科研究视域却事关民族和人类命运的重大实践问题。
会议闭幕式由马哲所所长助理谭群玉教授主持，副所长马天俊教授致闭幕辞。马天俊副所长通过解释本次会议的口号“求必要之同，存充分之异”来对会议进行了学术总结，并代表主办单位向所有与会者和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2）2019年12月7-8日，召开“纪念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和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六十周年工作坊于12月7日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30多名中青年学者出席工作坊，另有60余名青年博士生列席旁听。
与会学者认为，上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发展需要，在党内干部群体中发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活动。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理论探索。毛泽东率先垂范，1959年12月起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书历时两个月，始于杭州西湖畔，完成于广州鸡颈坑招待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以中央领导身份开展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专门性读书活动。在这一读书活动中，毛泽东留下了近十万字的批注和谈话记录。其文字规模，思想丰富程度等，都远远超过毛泽东其他单篇文献。这一批注和谈话，包含了诸多深刻思考和真知灼见，是继《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又一次重要而全面的探索。而相对其他两篇文献而言，对这一批注和谈话的研究，则要稀少得多。它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遗珠”，更是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学术宝库。
关于读书活动的由来和谈话记录的整理，与会学者认为，有感于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困难和错误倾向，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通过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来澄清思想认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并在结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获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作为毛泽东读书小组成员，邓力群不仅对毛泽东的读书谈话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而且克服各种困难，先后多次对谈话记录进行了整理，历时近40年最终整理出近千页的《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这一文字整理工作，在毛泽东著作整理编辑历史上，绝无仅有。比较当时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所组织的读书小组留下读书笔记的简略记录，邓力群的整理工作，为我们党留下一份重要的理论遗产，其贡献应该被铭记。
关于毛泽东读书时谈话的主题和内容，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很有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毛泽东提出民主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反复强调的重要内容。关于国家工业体系问题，毛泽东强调我国自然资源丰富，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经济、政治安全。正是这一思想的指引，我国获得了赖以抵御外部的各种封锁，直至今天获得抗击美国贸易霸凌行径的坚实产业基础。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毛泽东强调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同时地方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关于制度问题，毛泽东指出，根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只要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就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同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的，妥协总是暂时的。关于农村发展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村地区应该坚持在“精耕细作”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以便促进农村逐渐形成经济中心，并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发展基于农村产业需要的高等教育，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而不使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思路，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农业发展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农业不能走“化学农业”的道路，这是一种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极具前瞻性的可贵思想。关于现代化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还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并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与会专家认为，毛泽东的批注和谈话强烈要求应该有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以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言，毛泽东强调应该采用分析的方法，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揭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不能总是从概念入手，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对于政治经济学教材如何编写问题，毛泽东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而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容易导致“你写你的，我写我的”，内容重复或是前后互相矛盾，缺少统一和集中。毛泽东的这些论点当时曾在政治经济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今天依然值得深思。
参加工作坊的学者，有政府智库学者，有党校教师，有大学老师，也有在读的研究生。大家联系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是“遗珠”，更是宝库，值得学术界，尤其是毛泽东研究界深入发掘。有关部门也应该大大加强这方面文献资料公开出版的力度，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3）主办“唯物史观史研究的典范与启迪——叶汝贤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
2019年12月29日下午，本所主办纪念叶汝贤先生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叶汝贤教授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重要开创者。叶汝贤教授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他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1981年），并参与统稿和定稿。1985年，叶汝贤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门史著作《唯物史观发展史》，贡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专门史研究的一个典范。叶汝贤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研究、人道主义历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等方面深有建树。1999年，叶汝贤教授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首任所长，该所在叶汝贤教授主持下于2000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叶汝贤教授被聘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哲史课题组首席专家。
数十年来，叶汝贤先生身教言教并重，悉心作育英才，桃李满园，芬芳海内。2019年是叶先生逝世十周年，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专题座谈会，邀集同道，缅怀先师，传承薪火，光大传统，发扬学术，启迪后昆。
四、学术交流及调研
1、2019年10月11-12日，李萍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央文史馆、中国文化促进会举办的“新中国文化70年”活动。并作题为《新文明建构的伦理精神》的主题报告。
2、2019年10月10-13日，李萍教授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国杰论坛暨第二届罗国杰伦理学教育基金颁奖大会”，并作题为《现代道德教育价值取舍的难题与出路》的主题报告。
3、2019年10月19-20日，李萍教授赴北京参加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主办的第二届“精神人文主义”学术研讨会，并作题为《“人生观论战”的反思与精神人文主义建构的追求》的主题报告。
4、2019年10月26-28日，李萍教授赴南京参加东南大学道德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东大伦理论坛：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
5、2019年10月28-29日，李萍教授赴江苏无锡参加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江南文脉：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并作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原则》的主题报告。
6、2019年11月3日，李萍教授赴香港出席庆祝国庆70周年、香港回归22周年暨中山大学建校95周年校庆活动。
7、2019年11月14日，李萍教授赴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主办的“第六期爱智者系列讲座”，并作题为《历史上两次“人生观论战的反思”及其文化选择》的主题报告。
8、2019年11月23-24日，李萍教授在广州中山大学出席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基地主办的“第三届实践哲学中文论坛”，并作了题为《理由与价值何者优先——从实践哲学维度探寻游叙弗伦难题之谜》的主题发言。
9、2019年12月4-6日，李萍教授赴北京参加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
10、2019年12月6-8日，李萍教授赴长沙参加中国伦理学会举办的“2019年中国伦理学年会”，会议主题为：伦理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会上作了题为《荀子“礼”教的伦理秩序向度及其逻辑》的主题发言。
11、2019年10月14日，吴重庆教授赴浙江杭州进行《“同乡同业”与乡村振兴》讲座。
12、2019年11月16-17日，吴重庆教授赴湖南长沙参加第四届中国宗教学高峰论坛。
13、2019年11月23-24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第七次开放时代工作坊，该工作坊的主题为：同乡同业。
14、2019年11月2-3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第十七届开放时代论坛，该论坛主题为：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15、2019年11月1-2日，徐俊忠教授赴东北兴十四村参加调研。
16、201910.26下午，徐俊忠教授赴江苏苏州参加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期刊评价专家委员会2019工作会议。中山大学徐俊忠教授指出，任何评估，如果尺度把握不好，就会引导同质化的发展结果。在开展学科评估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创新期刊评价方法，引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风向着优良的方向发展，引导大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场观点方法去不断地研究中国实际问题。
17、2019.11.9，徐俊忠教授在广州参加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70年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与经验研究”。
18、2019年12月7日，徐俊忠教授主持纪念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六十周年工作坊。
（补漏）徐俊忠教授上半年1-6月参加学术会议
1、2019年1月2日，徐俊忠教授赴河南开封，在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农治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
2、2019年1月9日至11日，徐俊忠教授赴海南海口参加海南大学冬季小学期授课——2018—2019学年系列讲堂之五。
3、2019年 1月12日下午，徐俊忠教授赴海南海口参与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专家咨询会。
4、2019年2月24日，徐俊忠教授赴北京参加“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与乡村振兴理论研讨会。
5、2019年4月27日至2019年4月30日，徐俊忠教授赴山东烟台参加烟台党建智库第二届高峰论坛。
6、2019年6月15日，徐俊忠教授赴上海参加2019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中山大学教授徐俊忠作了题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定位——在革命党、执政党和领导党之间”的发言。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谈到，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五、人才培养
2019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周后唐、刘晓雷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被授予博士学位。
六、项目管理
1、科研博后李捷申报的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青年马克思的语言哲学研究（1840-1844），获准立项，批准号：19CZX002,资助总额20万元，第一次拨款19万元，预留经费1万元。
2、博后覃万历申报的“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项目获得立项，立项时间：2019年8月14日，项目编号：19wkpy113 资助经费：7.5万
3、博后覃万历申报的博后项目“《资本论》政治哲学与西方思想传统的关系研究”，资助金额5万元。项目号码2019M663354,期限(2019.12.27-2020.12.27)
3、邓伟生专职副研究员申报的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个契约式平等主义理论”获准立项，资助金额25万元，批准项目号19FZXB018。
4、刘海天博后申报的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群书治要》修齐治平思想汇编”获准立项，资助金额30万元，批准项目号19FZXB079。
5、林滨教授主持的2014年基地重大项目“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社会意识整合研究”，提交结项报告， 2019年10月31日通过社科司审查，顺利结项，鉴定等级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