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16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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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顺利通过第三轮教育部基地评估

2016年是基地“十三五”的开启之年,根据教育部社科司的通知,本所在6月底至7月上旬,就申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三五”重大项目总体规划,积极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充分论证,围绕着基地“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攻方向,确定基地申报“十三五”期间的五个重大项目,并且按照专家组的反馈意见,修改完善了基地“十三五”发展规划。

 

二、科研成果

(1)论文类:18

1、李萍:《罗国杰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学术贡献——坚持集体主义的几个问题》载《齐鲁学刊》 2016年第4期。

摘要:罗国杰先生提出,正确理解集体的正当性,科学把握集体的真实性,辩证分析个人的地位,合理看待个人应当为集体做出牺牲,是全面正确地论述集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坚持集体主义,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亦是符合道德的本质规定、道德的价值导向功能以及道德的特殊主义属性。坚持集体主义,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

 

2、徐俊忠:《关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方法论要》, 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补漏)

摘要: 我国毛泽东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和研究的向度仍处于提出和显现之中,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大力度去耕耘的重要学术领域.深入研究毛泽东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自觉选择。要做好这一研究,必须认真地思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是不可能没有价值前提的。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需要这样的自觉,并以这种自觉去消除观念的幻影,使研究在更加深刻地反映对象的本质,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努力达成与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倾向的一致性。认知性研究的不足,是当下困扰我们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与理解的重要障碍。

 

3、徐长福:《马克思主义与国家软实力——以苏联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为例》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5期。

摘要:软实力是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国际政治概要,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的理论为共产主义,即关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条件的学说,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尽管如此,在他们之后,特别是在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专有名称后,他们的学说就越来越跟国际政治关联起来,转化成了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在恩格斯去世后的20余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主要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保存、出版和诠释,该党由此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十月革命后,在短短10来年间,通过收购、复制等方式,苏联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并组织编纂、翻译、出版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特别是未刊手稿,成功地从德国人手里夺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整个苏联时期,通过出版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并向世界各国输出文本资源和理论体系,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其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然而,在斯大林模式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却逐步走向僵化,尽管其软实力足以影响广大落后国家,却最终竞争不过充满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又回到了西方,成了西方国家从左的方面影响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重要软实力。

 

4、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 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其后几部重要著作中,主词(Subjekt)与谓词(Pr ädicat)的颠倒是一个重要话题,但在中文译本中,这对术语晦暗不明,致使这个话题始终没有引起关注。问题的症结在于Subjekt的多义性:跟Prädicat配对时可译为“主词”,跟Objekt(客体)配对时可译为“主体”,通过Substanz(实体)跟Accidenz(偶性)搭配时可译为“基体”。因为Subjekt在逻辑上意味着主词,在本体论上意味着基体、实体乃至主体,所以,拿什么词充当主词,就意味着把什么东西当成基体、实体乃至主体,这在哲学上事关重大。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主谓词,就是批判他把抽象理念当作主词,把实际的主词当作谓词,从而达到用逻辑学的理由为普鲁士的政治现实作辩护的目的。可见,将掩蔽在术语迷雾中的这个话题清楚揭示出来,有助于开启从语言逻辑维度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路径。

 

5、刘森林:《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重思“自然历史过程”》, 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该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转载。

摘要:本文认为,不能仅仅在实践主体性意义上贬低自然,也要肯定作为正当性和合理性意义上的两种“自然”:作为社会历史前提与基础的“自然”和现代人类实践塑造的社会历史的“自然”。由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只能是以现代文明的诞生、发展和前途为核心的“历史”,没有尼采“永恒轮回”说超越现代文明史的意义,更没有恩格斯“永恒循环”说的天体运行史意义。从自然正当论视角看,绝对的自由、完满的利益和谐,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想象。马克思类似语汇的表达只具修辞学意义,没有实质性意义。所以,回归正当性意义上的“自然”与超越意识形态塑造以及历史累积意义上的“自然”是一致的。

 

6、徐长福:《恩格斯对基督教的认识初探——研究现状与若干问题》, 载《基督教思想评论》许志伟主编。

摘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认识不仅广泛影响着一般民众对基督教的看法与态度,而且决定着国家对基督教的方针和政策。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创始作家中,只有恩格斯撰写过关于基督教的专题文章,它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可是,在国内学界,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学者基本上只是复述恩格斯的观点,而专门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大多对恩格斯的观点缺乏兴趣。这样一来,课题的重要性和研究程度之间就形成了落差。本文一方面梳理研究现状,另一方面针对恩格斯的观点提出若干问题,以期推动有关研究走向深入。

 

7、刘森林:《中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话的语境差异:以“物化”为例》, 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摘要: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同,语境差异巨大,在概念的理解与转换中,必须高度重视起语境差异,如在“物”、“物化”思想的理解上就迥然不同。因此,对于西方抑或建国前来自日本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我们都不能直接挪移或拿来主义地直接使用,而必须批判性地予以检思,并根据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对其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确立起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概念和范畴体系。

 

8、吴重庆:《一种可能的新视角——从博弈论看民间信仰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的互动》,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摘要:本文将运筹学中的博弈论视角引入民间信仰的研究,选取了民间信仰、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三种力量,对民间宗教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两者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并从中得出博弈的均衡点,以及两种博弈之间的隶属关系,从而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民间信仰复兴与其他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分析民间信仰与世俗国家、制度性宗教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互动,揭示其博弈结构,以期为社会治理实践提供对策。

 

9、吴重庆:《小农与扶贫问题》, 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4期。

摘要: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谋生方式,在结构性及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已经解体,现代农业对小农构成明显的市场排斥。在贫困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小农与贫困户交集的现象。通过施行普惠小农的农业政策,可以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精准度。 

 

10、吴重庆:《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问题》,载《天府新论》2016年第6期。

摘要:内发型发展倡导在地贫困人群在发展中的主体性,以及基于传统资源的、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的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在开发扶贫中的主体性被忽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被“去能”,贫困人群对资本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形成。从内发型发展的视角看,开发扶贫需要重塑贫困人群的主体性,谨慎选择外部资源输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路径,将贫困人群的再组织化视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首要的公共产品供给。

 

11、吴重庆: 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 ,载于 Mapping China,open times, Aug. 2016.

 

12、谭群玉:《态度与技巧——岑春煊的涉澳外交活动》,载《澳门研究》2016年第3期。

摘要:晚清内地与澳门的官方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两广总督与澳门驻穗总领事及澳门总督间的交往实现的。岑春煊在1903年-1906年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兼管广东巡抚及粤海、太平两海关,权力空前扩张。档案记录显示,两地密切的交往,主要反映在正常外事关系、商贸纠纷、犯罪处置以及逃犯引渡等方面。由于岑春煊采取“化外为内、以简禦繁”的策略,既坚持原友好为主的基调,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难得一见,也与岑春煊硬朗的“屠官”内政风格迥然不同,反映了其人内外有别的政治智慧。

 

13、龙霞:《重新理解“异化劳动”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关联为视角》,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

摘要:讨论“异化劳动”概念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应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两大文本的内在关联入手。尽管马克思在《手稿》中表述“异化劳动”的用语直接承袭自费尔巴哈的“类本质”,但“异化劳动”所葆有的真正“本质规定”,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一文本所开启出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性”的价值视域。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正是这一价值视域,自始至终奠定和引领了“异化劳动”概念的产生、发展及蜕变,并最终推动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从这个意义而言,“异化劳动”概念理应被视作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起步;而“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一”的价值视域,亦被置入马克思哲学自身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本质规定。

 

14、王兴赛:《作为实践哲学与世界的哲学化――马克思博士论文时期哲学思想研究》, 载《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

摘要: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他试图通过类比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伊壁鸠鲁哲学)与后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来回应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哲学和现实去向问题。正如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哲学的实践表现形式并为新时代和近代哲学奠定了基础一样,后黑格尔时代的哲学也要实践化,通过批判来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哲学要成为塑造现实和未来的实践力量。同时哲学本身也在此过程中得到发展。

 

15、龙其鑫:《多维度与范式转换: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述评》,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4期。

摘要: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在关于“中共治疆”问题的探讨上呈现出多维化的研究趋势,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也日渐多元化与客观化。此外,两岸学者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知上逐渐趋同。国内关于“中共治疆”的研究日臻繁荣,往后的研究在文献材料、叙述话语、借鉴视阈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可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提升空间。

 

16、林育川:《正义的解构与马克思主义正义原则的建构》, 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摘要:马克思批判正义主要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近代正义观的解构,此种解构不同于对正义的拒斥,而是为近代正义概念界定其基础与功能。当然,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也有明确拒斥正义观念的表述,不过其背后的理据则是并不坚实的事实性预判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遗憾的是,学界过度关注于马克思对正义的拒斥并且错误地将其作为马克思对待正义的真正态度。反之,如果将马克思批判正义的理据正确地锚定在其解构逻辑之上,则可以更为清晰地厘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规范正义原则之间的兼容性,并据以尝试性地提出一种契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建构思路。

 

17、博士生陈志丹:《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 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在“自身”与“他者”辩证法基础上经由象征、符号中介的长程迂回的主体理论是利科诠释学的真正内涵。在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中,利科通过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扩张,迈向和实施一门在不同工作场地中早已预期的“自我的解释学”。本文通过展现利科主体理论与诠释学的交互推进,从符号学的挑战、事件与意义的辩证法、行动的“文本”范例等多个层次,阐述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的诠释学发展的逻辑机制,呈现利科在时间、行动、语言框架中所建立的富含自我与他者辩证法内涵的自我诠释学理论。

 

18、博士生胡志刚:《马克思与尼采宗教批判思想比较探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5期。

摘要:马克思与尼采对宗教批判存在巨大的差异性,马克思更注重在政治、经济层面对宗教进行批判,而尼采主张从自然、生命、本能这些现实层面对基督教进行批判。同时,两者对宗教的起源、宗教的世界二重性批判以及宗教批判的目的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关于如何赋予尘世以意义这个问题,马克思主张以共产主义作为人的信仰,尼采则呼吁把超人和永恒轮回当做尘世信仰的保证。

 

(2)研究咨询报告1

  1. 吴重庆教授撰写的咨询报告:“腐败的文化认同与廉洁文化建设”,上报单位:广东省纪委。        

   报告在深入监狱访谈数十位厅局级腐败官员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剖析腐败行为的发生,并提出建设廉洁文化的路径。

 

(3)著作类:3

1、旷三平教授出版专著《本体的呼唤与澄明》,2016年12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2、吴重庆教授主编的Mapping China :peasants, migrant workers and informal labor,BRILL,2016,September.

 

3、吴重庆教授主编《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以人为本的广东经验》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4、吴重庆教授参与编写《新时期广东腐败问题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分析》(郑德涛、倪星主编),承担其中“第四编文化学视角”写作,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4)转载

1、徐俊忠:2016年4月16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人民主体地位”再强调的深远意义》,在《新华文摘》2016年第13期上转载。

2、谭群玉:《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载《现代哲学》2016年第3期,在《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9期上转载。

3、刘森林:《回归自然与超越自然:重思“自然历史过程”》 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11期转载。

 

(5)其他

1、博士生王兴赛在2016年8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五版法学专刊上,发表论文《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论宪帛和立法权》。

 

2、博士生方晟以第二作者发表论文《当代商品拜物教分析的新维度:意识形态批判》,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7期。

 

三、科研项目立项

1、李萍教授申报的2016年基地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研究》2016年11月初获准立项,资助金额 80 万元,项目编号:16JJD710016

 

2、徐长福教授申报的2016年基地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理想》2016年11月初获准立项,资助金额 80 万元,项目编号:16JJD710015

 

3、陈长安讲师申报的校级课题“国立中山大学抗战西迁文物征集及文献(含口述史)整理研究”,获准中山大学2016年度校史研究项目立项。

 

四、主办学术会议

(1)“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展望”会议

2016年10月29日,本所主办了题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展望”的会议,邀请了英国肯特大学的荣誉教授麦克莱伦和赛耶斯参加,李萍所长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本所专职研究人员参会。华南师范大学的刘卓红教授,中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辉、钟明华以及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主编林进平等专家与会。

会议较为深入分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和进路,所涉及的话题,(1)认为人们应该回归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和学习马克思的学说。(2)深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今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债务危机、银行倒闭、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利用金融增值而非再生产增值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末衰退,本世纪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快速兴起,马克思学说仍然是研究全球经济的最充分最深刻的学说。(3)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分析当下迫切的言论自由、民主、人权和普遍的正义等问题。(4)全球自然环境日益遭受破环和污染的困境下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5)中国正走着英国19世纪走过的道路,但是两者所处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政府的角色非常不一样,再者结合中国时下消费市场的特点,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有利于分析和解决众多社会问题。

总体上中国专家学者和英国学者麦克莱伦、赛耶斯积极讨论,献言献策,产生了许多闪光的思想。最后,主持人徐长福教授点评,认为这次会议涉及许多丰富且深刻的议题,跟解决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也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思考。最为关键的事,中英双方的专家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真正的对话,双方坦诚交流,真正地了解到彼此的所关切的问题或所思所想。

 

(2)“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在东亚:柄谷行人的思想”学术研讨会

    2016年11月10日,本所在锡昌堂420召开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在东亚:柄古行人思想”的研讨会,会议在柄谷先生出访广州进行讲座的前一天举行,有着特殊意义。

    会议于上午召开,吴重庆主持,马天俊致开幕词。会议第一项由华南师范大学谭仁岸老师发言,主要“从形而上学的解构到形而上学的重建——柄谷行人的文学批评与马克思解读”角度,涉及日本近现代文学,对此做了十分全面和专业的梳理。接下来,中山大学廖钦彬老师做了题为《柄谷行人的D研究》的报告,该文从《世界史的结构》说起,提及对马克思以生产模式或商品交换来建构人类社会构成体,已经不合时宜。通过极其精致的分析建构ABCD各种人类生活中物的关系,由物的作用推知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物对人的作用,该问题是目前柄谷行人思想中最前沿的,该报告的作者也为我们分析了最前沿的日本左翼思想。

    随后,马天俊教授分享了其《谈作为隐喻的:“颠倒”》,该话题从最基本的文本出发,对马克思、阿尔都塞以及雅各比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他们都谈及哲学中对于修辞要谨慎使用,但是在阐释他们自己思想时候,隐喻的修辞往往出现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可见形而上学的构成,往往离不开作为颠倒的隐喻。中文系罗成老师接着做了题为《柄谷行人的批判性认识论——兼论中国文学研究对柄谷行人误读的反思》,该文从文艺理论角度,对我国目前存在着的对柄谷行人文艺理论的一些误读,而便是正本清源,从文本的认真研读入手。

    下午场的会议由陈长安老师主持。马哲所龙霞老师做了主题为“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命题分析”的报告,报告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提出对马克思的思想正本清源也同样重要,还是要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找学理支撑。香港中文大学的张政远老师,带来了题为“柳田国男与柄谷行人”的讲座,其中主要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异同。并且重点分析了“山人”这个特殊群体。

会议全程讨论热烈,加深了对东亚著名思想家柄谷行人的思想认识。

 

(3)基地主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布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于2016年12月3日在广州举办“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布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内高校和部分哲学社会科学杂志社以及来自农村的部分一线“村官”等七十多人出席。会议以六场专题讨论的形式,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形成过程、基本思想、历史地位及其对于当下国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的借鉴意义进行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纲要》是新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部具有巨大历史意义和浓重历史印记的重要文献,值得学界深入研究。

关于《纲要》的形成过程。与会专家认为,它由毛泽东组织起草,经中央政治局及其扩大会议多次讨论,并多次征求最高国务会议、知识分子会议、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会议的意见后,于1956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以“草案”的形式首次公开发表的,后来还历时四年多,以包括发动全民,尤其是全体农民讨论,各级党政部门征求意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先后四易其稿,最后于1960年4月10经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开发布的。这一过程,凝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巨大心血,也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做出重大决策时坚持群众路线的政治本色和审慎态度。

关于《纲要》的基本思想。与会专家认为,正确理解《纲要》的基本思想必须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思想,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有的专家认为,尽管《纲要》一直都在共识和异议中穿行,但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第一个体现全新思路的“三农解决方案”的地位是历史事实铸就的。有的专家认为,《纲要》对于新中国三农问题的方案包括:高举社会主义道路的旗帜;突出“四、五、八”的引领作用;布局多种经营的产业格局;推助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工、商学的互助作用;坚持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相互协同发展等多个方面构成的整体。这些思想对于思考当下我国三农难题的破解,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有的与会者认为,《纲要》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形成中的方法论,这就是文件制定者仅仅是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的“加工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设计院”。党的政策的生命力就在于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

关于《纲要》的当代意义。与会者认为,《纲要》虽然是一个历史文献,也存在着对于它的不同评价,但它的现实意义是不能忽视的。有的与会者认为,《纲要》对于农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式和资本主义方式的两种可能结局的分析,对于我们应该有警示性作用。有的与会者认为,《纲要》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多种经营的产业布局、关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思路,以及关于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等思想,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认真借鉴。

 

此次学术会议影响力广泛,光明网时政频道于2016年12月9日刊发了“学者研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一文。

 

五、主办系列学术讲座

(1)马克思论坛第109

2016年9月8日,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09期在锡昌堂420教室举行。本次论坛以“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回顾与反思——暑期农村调研分享会”为题,由徐俊忠教授、吴重庆教授、周兵副教授以及尹胜、李婷两位博士生进行分享,五位讲者展示了各自在暑假期间到农场和山区等地进行实地调研的成果,让参与论坛的学生和老师受益颇多。

吴重庆教授带领的团队前往六大贫困山区进行关于精准扶贫的调研,调研地点分别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粤北山区、乌蒙山区和六盘山区。经过调研发现,扶贫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方面扶贫项目没有真正、持续落到实处,地方存在扶贫项目与政府领导挂靠的现象,从而导致扶贫项目不能持续开展;另一方面,扶贫工作者难以与贫困户真正接触,以武陵山区为例,当地扶贫工作组需要应对各级检查,并花费大量时间处理检查工作,因此导致扶贫工作人员难以真正与贫困户进行接触,了解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除此以外,如何处理地方政府与外部投入资源的关系,以及如何将扶贫资金落到实处,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徐俊忠教授的团队则分别前往了河北冀州的国营农场、周家村和兴十四村等地开展调研,由周兵副教授、尹胜博士和李婷博士进行展示和分享。周兵副教授讲述了农场调研的概况,并引发了关于国营农场的示范性何以可能的思考。尹胜博士则从农业的集体经营与管理的精致化、合作社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合作社的属地社会治理和集体主义精神等四大方面,给听众们展示了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周家庄的发展现状,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宝贵经验。最后,李婷博士分享了集体村庄兴十四村的调研经历,分别从兴十四村发展历程、兴十四村当下产业结构及其管理制度、兴十四村的启示三方面展开,阐述了自身对于集体经济资金与劳动力的整合能力的思考和认识。

本次论坛为师生们展示了丰富的调研经历和宝贵的学术成果,并令听众们对集体经济和精准扶贫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了解,真正体会到了实践与学术理论相互结合的独特魅力。

(2)马克思论坛第110

2016年10月29日,由本所主办的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110期在锡昌堂420室召开。本次讲坛的主讲人是来自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副主任,哲学博士林进平教授,主讲的题目:《从宗教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从回应赵敦华、段忠桥先生的论题谈起》。

林教授认为,对于“就马克思自身如何看待正义”这个问题,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和他研究的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马克思为何是如此看待正义?”等问题。他的研究视角已经转向马克思与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观如何可能的问题。林进平教授本次演讲的直接动因是要去回应赵敦华和段忠桥两位先生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宗教批判也是马克思批判思想的前提吗?——兼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观的特点》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在提问环节,马天俊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即在解释马克思观点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自己的观点看成就是原教旨式的观点,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解释就是马克思的本意,因为这里涉及到诠释学问题。

 

(3)马克思论坛第111

2016年12月4日,本所主办马克思论坛第111期,邀请吉林大学王天成教授做了题为《神性和人性以及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讲座,论坛由徐长福教授主持。

王教授首先从康德说起,谈到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在辩证法构造上的主要“区别”。提出康德视角的辩证法建构,即从人出发,自下而上构建辩证法。从康德再过渡到黑格尔:思考的“真”,在传统上往往是按照正确错误来进行整合的。王教授还指出,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从“人”的现实出发,马克思出发点和康德出发点都是“人学”的,马克思不是知识论的。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实践,而是费希特和谢林之后的“实践理性。”改造自然的活动还得看“自然规律”是不是“理论理性”再到“实践理性”。

王教授认为,“物质实践活动”类似于统一的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是代替理论“原点”的实践。人在自身实践活动中自我创建,这样的话宗教的作用就完全消解了。就不用设定“神”的维度,因为用实践就都能解决了。

    主持人徐长福对王教授的讲座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谈到三点感受:“辩证法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道理要紧之处,点到为止。讲得非常到位。辩证法是人类认识领域有“问题”的地方。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对辩证法不是很重视,这里被耽误有些可惜,希望重提加以解决。”

最后,在互动环节中,师生踊跃提出问题并进行了积极讨论,使大家深受启迪。

 

(4)马克思主义论坛112

2016年12月27日,本所主办马克思论坛第112期, 邀请波士顿大学曹天予教授主讲“经济理性与阶级权力”,由徐俊忠教授主持。

曹教授从当下热门的经济领域的问题入手,阐释了在当代国际经济秩序之下阶级权力的分化以及成因。曹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下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内具有绝对的霸权,由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内含的理性是以阶级权力作为前提,所以其必然走向非理性。他首先系统介绍了“经济理性”这一概念的相关范畴,当下谈论的较多的“经济理性”,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哲学基础的,并且由于受到社会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自由主义语境下的经济理性越来越倾向于“科学”地理解事物。他从“外部性”、“信用体系”、“国家干预”等经济学概念入手,指出这几个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建立在很强的预设之上,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收到这些假设的限制,随之具有了较多的缺陷。曹教授认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根本危机在于消费主义以及过度逐利带来的对于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浪费,这一危机可以在国家范围内转嫁,但是最终承受这一代价的将是全人类。

    随后,曹教授谈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些特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解决经济危机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转嫁危机,并未根本解决危机,近代以来一些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的重大政策,诸如福利国家,全球化,看起来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实际上是当下主导话语权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国内消费、扩充海外经济殖民地的活动,是一种“隐形剥削”,本质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被部分发达国家的霸权所主导。同时,他也指出,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来看,高度的分工可以最大化各个生产要素的效用。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剥削的体制,在这一生产体系下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分工,也使得经济危机的影响波及到全人类,但这是第一次实现了事实上的“人类史”。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应该辩证地予以看待。

    曹教授进一步得出结论,当下经济理性概念框架下的经济体系当中,金融资本是最大剥削者。他认为经济理性的实现离不开契约的制定,然而由于在经济契约的制定过程当中,制定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差异,由于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同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印象了契约的平等性,后期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哲学家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做了许多努力,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前提的约束。曹教授指出,由于契约制定的不平等性,使得在契约制定之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非但没有获得平等,反而使得自己走入了被剥削的地位,这是当代影响世界的金融寡头阶级权力的真正来源。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之后,曹教授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主权的归属问题,他认为只有劳动者分享了经济主权,制定出的契约才能“去剥削化”,基于这一基础,才能真正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点评人吴重庆教授,从自由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内的霸权为切入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当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已经暴露出了较多的弊病,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破坏,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都是有力的佐证,但是在打破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霸权方面,社会上给予的关注力度不够。在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在学术、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生产链条的情况下,人们很难超越固有的思维惯性做出批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破除对自由主义的迷信,建构出一套更为行之有效的经济理论体系。

    主持人徐俊忠教授,从新中国初期经济建设的相关经验入手,他首先对当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强调。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的拉大,在他看来蕴含了很大的危机,这一情况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当中所蕴含的阶级权力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有着较大出入,因此需要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需要有慎重的考虑。接着,他介绍了作为经济民主有益尝试的《鞍钢宪法》的一些情况,并鼓励同学们可以在这一方面做出有益的尝试与研究。

 

(5)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3

2016年9月30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3期在锡昌堂420教室隆重召开。中山大学哲学系王兴赛博士做了题为《民族宗教与政治共同体——黑格尔早期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785—1800)》的演讲。

王兴赛博士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青年马克思读过青年黑格尔的著作,对马克思会有怎样的影响?诺曼·莱文和卢卡奇等人的研究似乎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政治哲学上,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具有很多类似性,比如与古典共和主义的关系,对待私有财产和现代国家的态度等。但最终二人走向了非常不同的道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两个在思想发展上非常类似的人为什么会分道扬镳?

    我们将会看到,除了理论哲学上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两人对私有财产和现代国家的认识发生了分歧。重新反思私有财产和现代国家,对我们也极为重要。这不仅是政治哲学上的重要主题,也是探索中国道路上必须面临的问题。于是,王兴赛博士以青年黑格尔早期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为具体展开对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在政治哲学上的比较研究做好充足的准备。

在提问环节,龙霞博士认为早期黑格尔的研究比较少有,但这恰好是黑格尔思想的诞生地,因此王兴赛博士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青年黑格尔和成熟黑格尔的思想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会不会也存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思想所界定的那样也存在着一种“断裂”?还有就是青年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之间是否存在着对话的可能?

 

(6)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4

2016年10月21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4期在锡昌堂420教室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夏银平教授,她演讲的题目是《香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特点及成因分析——基于香港<学苑>的文本研究》。

夏银平教授认为,香港在97回归以后,正遇到整个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新自由主义盛行。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重新分配,一些香港居民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但由于全球化的时间点和香港回归的时间大致相同,加上国际政治持续右倾化从而使得香港右翼民粹主义迅速崛起,他们使用具有蛊惑力的宣传和政治动员手段,宣传“港独”、反对新移民,盛行排外主义。香港右翼民粹主义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对香港青年的影响不容低估。如何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攻势,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中央政府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演讲主要以《学苑》杂志为蓝本,分析香港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操纵。

 

(7)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5

2016年12月2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5期在锡昌堂420教室隆重召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萧净宇教授做了题为《施佩特诠释学现象学——俄国语言哲学的一面旗帜》的演讲。

萧净宇教授指出,在20世纪初,俄国语言哲学发生着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哲学,诠释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形成的。作为这一语言哲学现象在俄国的代表,施佩特不仅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而且把该现象学与诠释学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诠释学现象学。施佩特该学说植根于胡塞尔现象学,深受狄尔泰哲学的影响,亦有着斯拉夫派思想的印迹。

    施佩特的诠释学现象学的意义主要在于:他既区分了“意义”与“涵义”,也从符号学视角审视了“语词”,从而提供了审视“符号学中之人”的方法论。而他对于俄国语言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和对包括语言哲学在内的一系列哲学问题的思考在许多方面超越了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们的研究,开创了俄国语言哲学的新局面。

评论人方向红教授认为,施佩特的学术成果体现了辩证法和现象学的综合,这是当时学界的一个大潮流,而施佩特是其中比较早的。施佩特在两个方面具有创造性:一是“社会存在”的提出,社会存在指向的是社会的历史和目的,这是与胡塞尔所不同的;二是对意义和涵义的区分。最后,施佩特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体验,把体验与语言和本质的存在捆绑在一起来理解,同时他反对把体验从心理层面来理解。

 

(8)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6

2016年12月16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6期在锡昌堂420教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来自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的黄其洪教授,他主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践哲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黄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践哲学经历了实践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研究时期和个性化的理论构建时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历史与实践》的出版和《拯救实践》(第一卷)的出版,分别是这三个时期的起点。三个时期在理论逻辑上层层推进,展现为一个历时态的结构,与此同时,在当下,在作为第三个时期主导性特征的个性化理论建构深入推进的同时,前两个时期的一些讨论在继续深化,因而,又表现出一种共时态的结构。

反思实践哲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应该对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和基本层次达成共识,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含义与逻辑位置进行进一步的清理,推进对马克思的低阶正义理论及其与高阶正义理论的关系的研究,反思实践智慧概念应用到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的限度问题,反思整个实践哲学的限度以为形而上学的重建留地盘。

马天俊教授点评认为,黄其洪教授这个讲座的研究时间跨度很大,引用也很丰富。此外,马天俊教授还希望黄其洪教授能用徐长福教授的形式的实践哲学来评价一下杨国荣的实践哲学的有效性和限度。最后,马天俊教授提到他也同意重建形而上学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问题,然而却认为《拯救实践》的第一卷并不是实践哲学,而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

 

(9)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7

2016年12月26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37期在锡昌堂420教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主讲人是来自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的丁三东副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自由的逻辑:康德背景下的黑格尔逻辑学定位》。

丁教授认为,应该把黑格尔逻辑学置于康德先验逻辑这一背景下加以考察。康德先验逻辑面临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如何揭示出纯粹概念的完备体系,为此,康德采取了“形而上学演绎”的进路,其实质是一种反思方法。在黑格尔看来,反思方法与纯粹概念的“无中介性”本性不符,他提出了辩证逻辑的方案,力图以合乎纯粹概念本性的方式完成康德未完成的任务。黑格尔的具体做法是,从没有任何前提和预设的初始概念出发,严格地演绎出其后的所有概念。而这种以自否定的方式自生成的逻辑乃是一种自由的逻辑。

进入问答环节,龙霞博士指出,这个报告有这样意义:在过去我们总是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和扬弃,但是却缺乏对他的内容的研究,但是今天的报告在康德的背景下来切入,把这个内容给补上了。过去学界有一个到底是要黑格尔还是要康德的讨论,但是,这个报告沟通了两者,这就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只是谈论要黑格尔还是要康德。而黑格尔逻辑学的无预设性,在她看来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精神,它拒绝让我们的思想僵化在一种教条框架之下。最后,龙霞博士认为,虽然丁教授捉住了黑格尔逻辑学的自由本质,但是如果逻辑学是要追求无预设性的话,仅是回到康德是不足够的,还必须回到费希特。相反,江璐博士则认为丁教授对黑格尔的诠释过分费希特化了。

 

(10)实践哲学讲坛第9

2016年10月28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实践哲学讲坛第9期在锡昌堂隆重召开。本次讲坛的主讲人是英国肯特大学的肖恩·塞耶斯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之进步理念》。

塞耶斯教授指出,历史进步理念这一主题是马克思的哲学中最有争议的主题之一。通常认为,马克思的进步理念直接从黑格尔那里发展而来,但二者也有根本差别。在进步理念的领域,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异同尤其明显。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首要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历史不是一连串纯粹任意的或偶然的事件。存在“历史中的理性”。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定律性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同样的看法。接下来,塞耶斯教授的演讲以辩证的和历史的阶段、进步、唯物论与观念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论印度、进步的意义、进步与幸福、单线型历史概念和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小题目分开详述。

在塞耶斯演讲结束以后,马天俊老师评论道:塞耶斯的发言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是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的理论的,二是他很关注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在问答环节,有同学提出,高度繁荣的经济社会为一个大家想革命的时期创造了一个无意识的物质条件,但是无意识的条件始终不等同于革命意识,既然从无意识到意识存在一个鸿沟,那么革命的促成到底需不需要特别的宣传。作为回应,塞耶斯认为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回答起来十分困难。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从经济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来具体回答,由于每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都不一样,所以回答也不同。

 

(11)实践哲学讲坛第10

2016年11月21日,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所主办的实践哲学讲坛第10期在锡昌堂420室隆重召开。本次讲坛的主讲人是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程广云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政治的形而上学和实践哲学——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的“三论”》。

在方法论方面,程广云教授认为,在研究哲学著作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从表面的语义来理解,那么就会将理论变成通俗哲学教本、读物。许多思想、理论,一旦被我们熟悉了,就会变成常识,而常识则意味着原有深度被平面化。因此,程教授提出,需要不断将哲学理论重新陌生化,把它们放回历史语境和语用里去进行重新解读,这是思想原创和理论创新的一种重要方法。

在理论方面,经过结合理论所处的具体的语境和语用的研究,程广云教授发现,毛泽东的“两论”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和三个基本层面。所谓的三个基本特点是指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用实践论和矛盾论来置换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实践论和矛盾论的相互蕴含;三个基本层面是指实践论是由战争认识论和革命认识论发展到哲学认识论,矛盾论是由军事辩证法和政治辩证法发展到哲学辩证法。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形而上学的基本面向。而通过研究邓小平的“三论”,我们可以发现:邓的生产力论回归历史唯物主义,邓的实践论与毛的实践论同中有异,邓的不矛盾论与毛的矛盾论异中有同。这是邓小平的政治实践哲学的基本面向。由此可见,从毛泽东的“两论”到邓小平的“三论”,也就是从政治的形而上学发展到政治的实践哲学。

 

(12)理论粤军第12期(柄谷行人:《作为精神的资本(Capital as Spirit)》)

    2016年11月11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理论粤军”系列讲座第12期在锡昌堂8楼讲学厅举行。此次讲座由日本著名学者柄谷行人主讲,题目是《作为精神的资本(Capital as Spirit)》,徐长福教授担任讲座主持人,马天俊教授担任讲座评论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谭仁岸副教授担任现场翻译。

    柄谷教授认为,从交换模式来看的世界史,存在着A.互酬(赠与与馈礼)、B.掠夺与再分配(支配与保护)、C.商品交换(货币与商品)和D.X四种模式。马克思在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考察对象而开展工作的《资本论》中,没有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货币和商品的交换,即从交换模式C出发。

    在交换模式C中,商品不单单是物品,而是物品在被交换时的形态。交换之时,物品转变为既是感觉的又是超感觉之物,某种观念的东西(=价值)便附着在那里。马克思将其称为“物神”(fetish),它历史地发展成为货币以及资本。只要物神还处于支配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人就无法成为主体。因为在商品交换中,附着于商品的物神才是主人,人只能遵从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颠倒在资本积累的运动中更为显着,与此同时,这种颠倒性也将隐去。阐明这种颠倒性正是马克思的工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三种作为资本积累方式的范式:(Ⅰ)商人资本(M-C-M’);(Ⅱ)借贷资本(M-M’);(Ⅲ)产业资本(M-C——P——C-M’)。但资本积累的形态并没有在(Ⅲ)处终结,倒不如说(Ⅰ)和(Ⅱ)在之后开始占据主导。最终(Ⅱ)将侵占整个资本积累的形式,那便是股份资本或金融资本。依靠商品物神而展开的资本在股份资本中全面地实现自己,这意味着物神支配所有生产。

    接着又将如何?在股份资本或金融资本中,积累并不是像产业资本一样直接通过榨取劳动者来实现,而是像商人资本和借贷资本一样,通过投机的交易而实现的,然而这间接地侵占了次一级的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因此金融资本的积累在人们不知不觉间带来了贫富差距,而现在,它正作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结果并非是A(民族),而是D出现在我们面前。

马天俊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评论。他首先概括了此次讲座的五个要点:1.《资本论》对黑格尔的颠倒与异化论(主于费尔巴哈)、历史唯物论(主于恩格斯)不同,是马克思特有的思想;2.马克思通过将“精神”替换为“物神”,唯物论地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3.为把握经济的下层构造,马克思没有从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从货币和商品的交换即从交换模式C出发;4、在商品交换中,附着于商品的物神才是主人,人只能遵从之;5.金融资本的积累正作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然后,马天俊教授对柄谷教授的观点提出三个问题,得到柄谷教授的积极回应。

最后,在互动环节中,柄谷教授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积极互动,使大家深受启迪,还亲切地给在场师生进行签名活动。

 

(13)萧景楷讲座:《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与机会----以各国和台湾为例》

     2016年10月21日,本所邀请台湾大叶大学萧景楷教授,主讲“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与机会----以各国和台湾为例”学术讲座。徐俊忠教授担任主持人,吴重庆教授担任评论人。

萧教授从四个方面讲述了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

第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回应为什么需要社会企业?与政府等公共部门或市场盈利主体不同,社会企业在解决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上具有自己的优越性。它用创新的方法,解决单纯以市场为基础或以公共部门为主的企业方法都无法解决的失业贫穷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其运用商业模式,不仅改善社会问题,而且创造就业机会并增进社区发展。

    第二方面主要是给听者展示了一些社会企业的真实案例。包括匈牙利、秘鲁和阿根廷等。

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社会企业在各国的发展概况。社会企业已逐渐成为国际上的潮流和趋势,而各国依据其社会需求与发展特性,分别赋以社会企业组织不同的定位和政策,因此相关的管理与辅导制度也各有差异。分别介绍了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香港,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关法令、政策和发展现况。   

第四方面的内容则主要讲述了社会企业在台湾的发展。台湾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采用商业模式或创设事业单位经营的非营利组织。台湾的社会企业组织大致可区分为五种类型:(1) 积极就业促进型;(2) 地方社区发展型;(3) 服务提供与产品销售型;(4) 公益创投的独立企业型;(5) 社会合作社。

点评人吴重庆教授认为这次萧教授让听众学到了很多具体的知识。社会企业是在企业和慈善组织中间,两边都靠一点。和企业比,社会企业的真正的社会价值在于激发更多的创造性。和公益慈善相比,社会企业创造就业劳动,让边缘人融入社会,劳动价值和尊严的创造,公益慈善组织比较不了。

    主持人徐教授认为社会企业的重要启示在于当下的人的发展定位中要有社会价值和使命经营。我们社会发展缺少价值,会出现很多负面的东西。虽然商业的推进,市场经济私欲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但也造成了颇多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应该有多元价值。另外社会企业解读了救助和培育的差别,让残缺者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实现自我价值和弱势群体的赋权,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合作协作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非常好的情感。萧教授开启了对兴十四村新的视角解读,这一点也非常有意义。

 

五、学术交流

1、2016年7月12-15日,徐长福教授在希腊雅典参加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ilosophical Societies (FISP)主办的the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on the topic: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并做了题为Three Categories and Two Predicates: An Cr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Aristotle's Theories of Category and Predicate的报告。

 

2、2016年8月27-28日,马天俊教授参加在吉林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德国古典哲学”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题目为“谈‘头足倒置’隐喻:兼谈辩证法”的报告。

 

 3、 2016年9月23-26日,徐长福教授在河南嵩阳书院参加“中西马对话会议”,并做了题为《论马克思的双重“卡夫丁峡谷”说》的报告。

 

4、2016年9月24-25日,马天俊教授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六届“马克思哲学论坛”,论坛主题为“方法论自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做了题为“再谈基本概念问题:马克思、马克思思想、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言。

 

5、2016年10月9-10日,吴重庆教授参加美国德州奥斯汀举办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国际会议,会议主办方是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东亚研究中心,发言题目为《中国革命与“人民社会”》。

 

6、2016年10月22日 ,谭群玉参加由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联合主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社承办“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年会”。年会在福州举行,发表了题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初论》的论文。

 

7、2016年10月23日,谭群玉参加了在南京举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6年年会。该年会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主办,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承办,发表了题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初论》的论文。

 

8、2016年10月23-24日,林育川参加了第十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年会,提交了题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思想再探”,并获得优秀论文奖。

 

9、2016年11月14日至16日,谭群玉参加了在  中山举行的“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由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中山市政协、广东省社科院承办,发表了题为《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空间维度探讨》的论文。

 

10、2016年11月19-20日,龙霞参加复旦大学“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会议,提交论文《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规范性重建》并作会议发言。

 

11、2016年12月11日,吴重庆参加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举办的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会议,会上吴重庆做了题为“儒学之爱有差等吗?”的发言。

 

12、2016年12月15-16日,吴重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跨界、流动与区域社会(国际会议,会议主办方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发表题目为:《全球化下强制的物的流动》

 

六、人才培养

2016年11月21日,马哲专业共有3名博士生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

 

七、服务社会学术报告

1、7月下旬到8月上旬假期间,吴重庆教授赴吕梁山区、大别山区、武陵山区、粤北山区、乌蒙山区和六盘山区就精准扶贫的进行调研。

 

2、7月下旬到8月上旬假期,徐俊忠教授团队分别前往河北冀州的国营农场、周家村和兴十四村等地就集体经济开展深入调研。

 

3、9月20日,马哲所所长李萍教授,作为校党委副书记、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校工会主席带队中山大学定点扶贫工作组一行23人,赴云南省凤庆县开展帮扶工作的调研。吴重庆教授参与此项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