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2013年下半年成果简报
一、科研成果
发表论文12 篇
1、徐俊忠：《农民合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时期的一份重要遗产》，载《马克国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摘要】：毛泽东关于农民合作的思想并非仅仅是对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固守，更不是对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照搬，而是基于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水平落后的具体国情，对如何实现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这一思想的实践后来虽因受到“去工业化”的对待以及实行农业统购统销政策等归于失败，但幸存下来的华西村、刘庄、南街村和周家庄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功，却在新的条件下印证着毛泽东农民合作组织思想的可行性与深刻性。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的魅力和现实意义尚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澄清。
2、徐俊忠：《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农治思想及其历史回响》，载《东岳论丛》2013年第9期。
【摘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毛泽东农治思想的重要实践。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通过组织起来获取变人口压力为发展优势；通过组织起来，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条件，进行“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实施文化教育和生产技能教育，促进农村生产力要素的全面优化与提升；通过组织起来，实现农业发展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相互适应等等。这一思想的实践过程交织着与党内不同思路的摩擦。虽然对于实践效果的评价很多元，但其历史影响仍然深远。
3、徐长福：《何谓异质性？——从定义的指谓分析来看》，载《求是学刊》2013年第4期。
【摘要】：本文拟对其核心概念——“异质性”加以解释，以帮助读者了解这套理论。异质性跟同质性相对，其涵义和关系在“种+差”的定义形式中展示得最为典型。定义的主词是属词，意指一个属；谓词有两个：种词——表示一个种，以及差词——表示此属跟他属的差别。种词和属词的关系是同质性的：属词的外延完全被种词的外延所包含，种词的意义完全被属词的意义所包含，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逻辑推导以此为基点。差词跟种词和属词的关系都是异质性的：属词以属下所有个别事物为对象，种词通过属词也最终以这些事物为对象，但差词却以这些事物身上的某种偶性为对象，并不以这些事物本身为对象，所以差词跟属词和种词之间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存在严格的可比性，它们之间结合的根据仅仅在于认知上属实，而对之加以认定的机能就是自然直观——自然赋予人的直接性的意识机能。揭示异质性的目的就在于为符号之间的异质性关联确立直观认定这一根据。
4、刘森林：《“上帝之死”与“现实的个人”》，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摘要】：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逻辑结局就是“上帝”的死亡。施蒂纳的“唯一者”、费尔巴哈的“类”、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被理解为“上帝之死”后的产物吗？本文认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因为作为“超感性世界”、“精神世界”意义上的“上帝”无法死亡，超越性内在于“人”之中，关键是如何把它“现实化”。
5、王南湜教授：《马克思哲学中两种逻辑间的张力及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
【摘要】：通过考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进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早晚期思想间存在着重大差别，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马克思对于僻壤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双重颠倒或翻转所导致的实践旨趣与理论旨趣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这一张力的解决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从一定意义上看乃是根源于近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近代科学意识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具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其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面对人本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关系问题，在近代科学所造成的形而上学危机的基础上，从逻辑上说，有三条哲学道路或方案可供选择：第一种方案可称之为唯意志论方案，第二种方案则在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最为彻底的实行，第三种方案就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辩证法的道路。这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的辩证神正论或神义论。但无论从近代科学革命还是从基督教神学所内在蕴含的张力看，导致现代性困境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黑格尔哲学之困境，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表现为两次颠倒或翻转，一次是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那样的无限主体或绝对主体向人或现实的个人这样的有限主体的翻转，另一次则是从人出发的“人本主义”向从“自然规律”出发的“科学逻辑”的翻转。我们可以从基于行动者的眼光的实践哲学立场和基于旁观者的眼光的理论哲学立场两种视角对比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两次翻转之间的关系。旁观者的理论哲学方式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般进路；行动者眼光的实践哲学方式则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哲学进路。我们不可能基于单一的行动者视角或旁观者视角，将马克思哲学构成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要想保全马克思哲学双重视角，就必须放弃单一视角的层次性跃迁，即一种类似数学中以切断自我指涉的方式解决集合论悖论的“类型论”或“分层语言”的情况，而不是导致逻辑悖论或逻辑矛盾的“还原”。通过这种“归结”，我们所达到的绝非一个单一出发点的逻辑一贯的理论体系或理论“共同体”，而仍是一种内含双层原则的理论“联合体”。
6、马天俊：《论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前提——读<资本论>》,载《现代哲学》2013年第5期。
【摘要】：研究马克思对哲学的判断和期待是一回事，探询马克思实际所承诺的哲学前提是有所不同的另一回事，后一项工作还很少做过。马克思撰述《资本论》时，哲学的兴趣已经比较淡，但正是《资本论》可能显示出马克思实际承诺着何种哲学性的思想前提。通过反思马克思关于商品使用价值的论述，可以分析地看到，物及其属性被承诺，人及其需要被承诺。针对这些前提，我们可以本着纯粹理论的兴趣追问其如何可能。这些追问和相关的思考将表明，马克思的世界观包含着不同的成分，假如用它们构造哲学学说，并不能构成彻底而且融贯的学说。
7、谭群玉：《试论新启蒙运动之“新”》，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5期。
【摘要】：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语境下的新启蒙运动之“新”，具有“重新”、“进步”、“综合”、“深入”、“开新”多重含义。作为启蒙运动之一,它不以反封建、反传统而以反异族奴役为基点，超越了一般启蒙运动对传统的基本否定而要努力弘扬其精华，并以辩证唯物论及新解析哲学的结合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显示了独特的启蒙内容和方法。昭示了每个时代必有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主流,这源自新的时空呼唤，新的思想文化运动与历史及世界内在地存在着的无法割断的纵横联系。而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努力方向，往往会形成思想文化运动的不同特质。在民族大义面前,新启蒙运动之“新”，蕴涵了综合、团结、超越、创造的深层意蕴。
8、郝亿春：《明智与高贵主义的德性概念——对亚里士多德“明智”概念的分析》，载《世界哲学》2013年第6期。
【摘要】：现代学者在对亚里士多德“明智”概念的道德定性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种分歧源于对亚氏伦理学性质及其明智概念的误识。亚氏伦理学是一种高贵主义德性论，它既超出自向性幸福论、又涵盖他向性道德论。亚氏语境中的明智概念与高贵主义德性论互为表里、相互支撑。这种明智概念不仅包含现代伦理学中的明智概念，而且又是对后者的根本拓展；同时，这种明智概念也隐含着对非自向性道德根据的洞识与支持。
9、郝亿春：《实践的内在性维度刍议—-以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为基础的考察》，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
【摘要】：晚近诸种实践哲学或多或少都忽视了重要的实践之内在性维度。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可对此纠偏。亚氏实践哲学的内在性维度不仅体现为实践活动的内在性，而且也体现为以此为基础的实践情感与实践认识的内在性。马克思虽然对亚氏实践活动的内容进行了根本颠转和替代，但是他仍然捍卫着实践的内在性维度。
10、郝亿春：《德性即知识？——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问题的应答及其根底》，载《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摘要】：“德性即知识”是广为流传的一个哲学命题。“苏格拉底”虽然提出这一命题，但并未给予前后一致的界说与论证。亚里士多德对德性及知识详细探究与界定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德性即明智”，并以此前后融贯地回应了相关的问题簇。亚氏的思想根底是：德性与明智都需依赖于作为价值系统的逻各斯。“德性即知识”这一命题背后隐含的实践问题因而是：德性根植于何处？
11、龙霞：《“唯一者”真正走出了“意识” 吗？》，载《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摘要】：澄清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性质，必须拨开《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这本书表面的文字迷雾，深入其内在的逻辑支撑。由此我们将发现，“唯一者”并非剥离了意识维度的纯粹身体，其身上须臾不可抛离的内在自主精神维度，从根本上喻示了唯一者决没有真正走出“意识的内在性”。
12、于幼军：《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是对西方民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创新超越》，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通过科学扬弃，既充分肯定和继承了西方民主思与制度的合理成分和因素，又批判其在实践中的虚伪性和局限性，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实现方式，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遵循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理论逻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应该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能广泛、充分、健全、真实地体现人民主权，比资本主义更自由、更平等、更民主、更尊重和保护人权以及法治更健全，而不能是相反或不逮。
（署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
时政论文2篇
13、荣剑: 《50后的自我批判》，载《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13日。
14、荣剑：《为何要向王朔学习?》，载《记者观察》2013年第6期。
出版专著4部
1、卢永欣著《语言维度的意识形态分析》，201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摘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因此，意识形态研究就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本书力图摆脱传统的“人头式”的或概念史式的研究方式，而以一种原创性研究来建立一套意识形态的纯粹理论。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启示下，本书旨在从语言维度探析“意识形态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并就如何建立良性的意识形态生态样式提供新思考。除从语言的独特视角解决自己的主旨问题外，本书还提出了一些原创性观点，如将“特拉西事件”理解为征兆性的，提出界定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四原则并据此对意识形态进行定义，提出“意识形态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补偿形式”，以结构化理论重新理解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明确了意识形态要遵照的三原则即功用、协调和直观原则，等等。相信凭借“语言”这一“阿莉阿德尼线”，本书将增进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本质的理解。
2、刘森林教授著《物与无》，2013年月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摘要】：现代“虚无主义”问题诞生于德国，一直延续至今。本书以虚无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为中心，对从德国、俄国到中国的虚无主义话语言说的基本问题和主要人物作出自己的思考。马克思关于虚无问题的两次思考（第一次指责施蒂纳的“无”之“虚”，第二次指出资本势必荡除一切崇高与神圣），以及物化（Verdinglichung）、物象化（Versachlichung）与虚无的关系，构成本书的核心。
3、徐长福教授著《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修订本），2013年11月由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
【摘要】：古往今来，许多描画人文社会蓝图的思想作品从理论上看十分高明，但实践效果总是不佳——要么难以付诸实践，要么实践之后令人大失所望，甚至引发意想不到的灾难。这是为什么？本书的解释是：这是思维方式僭越的结果——一方面是误用以逻辑推导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去设计工程，另一方面是误用以非推导的复合为特征的工程思维去建构理论，以致理论原理没有客观的约束效力，工程图纸没有实践的可操作性，二者互相僭越，恶性循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这就是思维方式的划界——一方面，用理论思维生产理论，从而理论的实践意义不在于充当生活的蓝图，而在于为包括工程设计在内的人生筹划提供有约束力的原理，另一方面，用工程思维设计工程，从而工程设计的目的不在于坚执某种特定理论而不惜贻误生活，而在于依循一切有约束力的理论以为人类实践预作切实可行的筹划。用思维方式的划界来克服人类理性所面临的危机，疗救乌托邦实践的病创，较之各种僵化的或消极的举措来说，不失为一种向前看的和负责任的办法。
4、刘习根著《总体与实践》，2013年11月由重庆出版集团和重庆出版社共同出版发行。
【摘要】：《实践哲学的传统与创新丛书:总体与实践》以哲学总体观的终极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区分作为致思的路向，由此来澄清传统哲学总体观的实质，并揭示其在实践中遭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柏拉图开创了传统哲学的总体观，他把“理念”看作集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于一体的总体，其实质是用观念一统了理论和实践。这种总体观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哲学的发展。马克思在洞察到传统哲学总体观仅仅是出于解释世界的目的之后，提出了一种以“实践”作为总体的实践哲学。然而，局限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这种实践总体观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总体的实践困境。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并拓展了马克思的总体观，但它们最终仍没有走出实践的困境。本书认为，传统哲学各种总体观之所以陷入实践的困境，根源就在于它们都是非批判地把理论与实践同一了起来，认为理论与实践服从同样的逻辑，实践不过是把理论在现实中制作出来而已，从而忽视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异质的，理论主要服从逻辑的约束，其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普遍性的道理；实践则主要服从直观的约束，其目的在于筹划出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方案。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区分，传统哲学的那些总体本质上都是一些范导性的理念。真正能够实践的总体是实践思维筹划的总体，是实践智慧对各种实践要素非逻辑统合而成的、开放的总体。
二、主办学术会议
（1）主办“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3年11月29日至30日，由徐俊忠教授主持召开的“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中心、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研讨会正式代表共六十余人，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越南、美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或地区。会议发言分主旨发言和一般性发言两个阶段。在主旨发言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孙经先教授、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分别就《从五大坐标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与“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毛泽东的两种哲学及其意蕴——从理论旨趣与实践旨趣双重视角的考察》这四个题目进行报告。在一般性发言阶段，会议邀请二十九位与会代表就毛泽东的农治思想、“第三世界”理论、文化革命思想以及毛泽东研究方法、现代化认同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次会议充分为与会者提供问题研讨的平台，会议发言后，既有嘉宾点评，又有互动问答。会议气氛热烈，与会代表对会议纷纷予以好评。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会议集聚了国内外多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会议代表学科背景多元，来自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等多个学科，大大丰富了毛泽东研究的视角，反映了毛泽东研究的最新动态。通过本次研讨会，中山大学毛泽东研究团队展现了自身的研究成果，加强了海内外的学术沟通，扩大了学术影响力。此外，本次会议不仅不设开幕式和闭幕式，而且会议食宿也一律从简，节俭办会的精神受到与会代表肯定。
（2）主办“《资本论》的逻辑与修辞”国内学术研讨会
2013年12月29日，由马天俊教授主持召开的“《资本论》的逻辑与修辞”专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研讨会以“《资本论》的概念抽象、宗教渊源、辩证方法、隐喻体系以及与其他‘资本’论的论证之比较”为主要议题，展开了八场讨论。清华大学韩立新教授通过回溯到黑格尔关于“Sache”和“Ding”的区分，对马克思的异化与物象化的概念区分进行阐述，并认为辨析这两个概念可以更好地说明《穆勒评注》之后马克思从个人到社会的视角转变。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认为，马克思在论述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的进程的关键环节中系统地使用了昆虫学的蛹隐喻，而离开了这种奠基性的隐喻，《资本论》的基本事实就无从呈现，其论证和结论也难以达成。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从马克思与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的革命模型的不同之处来说明马克思拒斥正义的真正原因，即正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观念，诉诸正义理念会导致损害革命甚至放弃革命。复旦大学吴猛副教授对《资本论》中的“对象性”概念进行考察，认为“对象性”所起的作用是观念性的，而这一“对象性”的视角使得《资本论》在诸多方面具有与当代哲学语义学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中山大学陈长安讲师以《危机笔记（1857－1858）》的编辑出版为契机，提出《1857－1858年文本群》研究的新路径。苏州科技学院姚新立讲师通过阐述资本的创新逻辑，即资本的形态创新，提出要在当代语境中重新阐释马克思资本批判的逻辑。中共中央党校王巍讲师分别从作为生产要素和社会关系的资本、广义与狭义的双重资本逻辑以及资本逻辑产生的双重作用来考察马克思哲学视域下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并从维度和领域两个方面来宏观把握资本逻辑的不同表现形式。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建青讲师通过对《资本论》中关于黑格尔“理性的狡猾”的脚注和主体性隐喻的分析，提出目的论修辞确确实实存在于《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理论实际与理论自觉并不具有理所当然的一致性。除主讲报告人之外，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谭群玉副教授、林育川和龙霞讲师作为评论人参与了此次研讨会；李萍教授代表本所致辞欢迎各位专家的光临、祝贺会议召开并介绍了本所历史、现状和使命等情况。本次研讨会视角独特、讨论深入、收获颇丰。12月25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201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热点回顾》一文提前报道本会，是该文认为的两个“最具代表性的”《资本论》专题研讨会之一。
（3）刘森林教授主持召开“马克思与十九世纪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专题研讨会
2013年11月16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社会政治哲学研讨会之二——马克思与十九世纪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在锡昌堂402会议室召开。叶建辉博士在报告中，分析了马克思对玻利瓦尔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态度，对马克思不看重玻利瓦尔及其领导下的拉丁美洲独立解放运动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邓先珍博士在报告中，从柏拉图之洞穴比喻说开，然后探讨了康德对“什么是启蒙”的分析，最后考察了作为马克思的启蒙问题的“自由人如何可能”的问题。石德金博士的在报告中认为，马克思试图构建一种现代政治计划来实现人类解放，进而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利奥塔则试图通过伦理式的写作，呼吁人们为少数者留下一席之地；两者的解决方案之间存在某种互补的关系，可以相互借鉴。
（4）刘森林教授主持召开了“虚无主义：马克思与尼采”专题研讨会
2013年12月6日上午，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政治哲学研讨会之三——虚无主义：尼采与马克思”研讨会在锡昌堂420会议室召开。郝亿春副教授首先报告论述了海德格尔及施特劳斯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虚无主义”的判定，并指出中华文明的骨子里并无虚无主义的基因，为我们当下应对虚无主义提供了可能。徐戬博士生论述了雅各比对启蒙、对理性的批判，展现了雅各比迫使人们面对的启蒙的困境——理性与信仰的两难选择。冯波博士生分别从“批判大众的宗教”、“批判大众宗教的血亲即柏拉图主义”、“呼吁哲人的美德即真诚与勇敢”等三个做法出发，论述了马克思、尼采、伊壁鸠鲁思想中的亲缘性。邓先珍博士在报告中指出，尼采与马克思都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某种新的价值，而他们的共同价值就是对人、对生命的肯定与尊重。杨玉昌副教授分别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最高价值（或上帝）一步步走向失落的过程，并对如何实现救赎作出了展望。汪希达博士生在报告中认为，尼采指出现代民主运动是对“基督教的虚无主义”的继承。最后，刘森林教授报告发言，指出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弱者无力直面现实的历史效果，与此相应的则是基督教道德与平民精神，这将招致文化衰败；这是个应当重视的问题。
（5）徐长福教授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异质性哲学专题研讨会”
2013年12月21日，第二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会议室顺利召开。该会议由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心主任徐长福教在会上授作了题为“何谓异质性”的主旨报告。与会人员围绕“异质性哲学的核心理论”、“异质性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互通”、“异质性哲学的方法应用”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就异质性哲学理论及其应用达成了进一步共识。与会者就异质性哲学理论展开了广泛的批评和发挥。本次会议延续第一届异质性哲学研讨会的良好势头，使得更多有兴趣的哲学同仁，特别是年轻学生参与到异质性哲学理论进路的开掘与拓展中来，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举办学术讲座
1、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1期
12月2日下午，由本所主办的“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1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王南湜教授做了题为“马克思哲学的近康德阐释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为限”的主题报告。王南湜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学术化视角，将马克思主义放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视域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问题，提出“从马克思来读康德，以康德来读马克思”的问题，从“人的能动性的有限与无限”、“思维和存在”、“辩证法问题”等方面入手，厘清了马克思哲学与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并认为马克思的哲学立场在于唯物主义，而康德主义则立足于于二元论证，认为应从此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哲学近康德阐释的限度。在互动提问阶段，王南湜教授耐心解答了同学们提出的每个问题,最后刘森林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
2、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2期
12月2日，上午，由本所主办的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2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本次论坛邀请江苏师江范大学孙经先教授主讲“还原历史真相——掲穿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最近三十年，国内外广泛流传关我国三年困难进期有数千万非正常死亡的言论。这种观点对评价毛泽东及其历史地位造成极大影响。孙经先教授运用数学方法，对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我国1949-1982年户籍统计人口进行了研究。孙教授认为，1960-1964年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减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注销此前重报、虚报户籍造成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是统计数字的见少，并不等同于实际人口的减少。在此，孙经先对科尔、蒋正华、杨继绳等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孙经先教授认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论点是荒谬的。
3、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3期
2013年12月17日下午，由本所主办的马克思论坛第83期在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420室举行。澳门大学哲学系博士、我所兼职研究员马里奥·温宁（Mario Wenning）作了“黑格尔与和解的承诺（Hegel and the Promise of Reconciliation）”的英文报告，林育川博士主持并翻译。温宁博士的报告首先从哲学史上梳理乌托邦理性的概念及对其的批判，然后论述现代性概念的二元论特征、乌托邦主义通过调和来克服二元性的企图、现代性对二元性的融合及哲学之必要，接着分析法国大革命问题、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解决之法、理性化倾向与和解的承诺，最后指出黑格尔哲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报告引起浓厚的兴趣，师生们踊跃提问讨论，本期论坛也在意犹未尽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4、中山大学马克思论坛第84期
2013年12月20日下午，在锡昌堂420课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贺照田副研究员主讲“阶级分析与中国共产革命政治感、现实感的形成”。这是作为本所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学术活动之一。本次论题涉及毛泽东的四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动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是相应的思想家却并没有出现。那么这个时代本身的问题需要重新去琢磨。贺老师认为，轻易做出的成果与这个时代本身的要求是不相匹配的。毛泽东的文本要放在历史和结构中进行讨论，既与当时的形势相结合而且都有其针对性，因而，毛泽东的文本要放在当时的话语场上进行解读。
5、马克思论坛第85期
2013年12月23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半，马克思论坛第85期在锡昌楼211（哲学楼讲学厅）举行。中国社会科会科学院哲学所谢地坤所长主讲“道德底线与普世伦理”，主持人为哲学系主任鞠实儿教授。谢地坤研究员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结合现代哲学的一些重要观点，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出普世伦理观中存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并指出这种张力的解决或者调和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6、马克思论坛第86期
2013年12月27日，本所主办的马克思论坛第86期在锡昌堂420室举行。中共中央编译局周凡研究员主讲“抵制正义的诱惑：塔克尔、伍德和布坎南眼中的马克思”。论坛由徐长福教授主持。
周凡研究员从马克思与蒲鲁东、拉萨尔和巴枯宁的革命模型的不同之处来说明马克思拒斥正义的真正原因，即正义不是也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观念，诉诸正义理念会导致损害革命甚至放弃革命。周凡研究员认为，从正义的视野来观察社会历史不仅不是马克思的追求，相反，却是马克思刻意要回避的。主讲后，徐长福教授作了精彩的评论，众参与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7、马克思论坛第87期
2013年12月28日，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在马克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420室，做了一场以“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兼评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和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为题的精彩报告。
韩立新教授认为，由于《精神现象学》论域宽泛、线索繁多，再加上语言比较抽象，在该书中黑格尔关于“物象本身”概念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又是怎样成为说明社会形成的原理的这些问题交代的并不清楚。但在这之前的耶拿《精神哲学》草稿中，黑格尔对上述问题做过非常具体和系统的论述。所以，只有追溯一下耶拿《精神哲学》草稿的相关内容，才能进一步揭示黑格尔从个人到社会的演进逻辑的形成过程及其意义。主讲结束后，韩立新教授与参与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8、实践哲学讲坛第四期
2014年1月7日，在锡昌堂211讲学厅，俞吾金教授主讲实践哲学讲坛，题目是“从实用理性到实践理性”，由马天俊教授主持，徐长福教授评论。
俞吾金教授从实用理性谈起，分析了实用理性的功过得失。他认为，实用理性有待上升为实践理性。具体为：从手段上升为目的，从功能上升为结构。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从工具理性上升到价值理性。最后，俞吾金总结说：中华民族欲实现自已伟大的复兴，就不能停留既有的实用理性的水平上，而应该将其提升到实践理性的高度上。
9、理论粤军·中山大学讲坛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列讲座
2014年1月8日下午，“理论粤军·中山大学讲坛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列”讲座第一讲在怀士堂举行，由俞吾金教授主讲“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这是一次面向省内公众，特别是大学生批判性地审视形而上学这一历来哲学论争的主战场，回顾了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反思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评述后形而上学的主要进路，提出了具有启发性、前瞻性的哲学见解，与会师生深受启迪。
四、学术交流
1、12月19-21日，刘森林教授赴复旦大学参加“第十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会上作了题为“从劳动观念看这个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与关联”的大会发言。
2、12月21-22日，刘森林教授赴徐州师范大学参加“2013中国马克思哲学高峰论坛”，在会上作了题为“物化导致虚无吗？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之路”的大会发言。
3、 2013年11月16-17日，陈长安讲师应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orum: 2ndInternational Marxism Sub-Forum Socialism and the World Today[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国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当代世界暨第二届《国际思想评论》杂志编委年会]”。
4、 2013年11月18日上午，陈长安讲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海外学者讲坛系列”第三期。本次论坛由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守健二教授主讲“Marx’ Books of Crisis and the Production Theory of Crisis（马克思的《危机笔记》与关于危机的生产理论）”，陈长安担任会议翻译。